马兰花开；中国原子弹诞生记[中国大陆]聂文婷 著 唐明星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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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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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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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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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8079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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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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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
9.2折
定价
￥59.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5-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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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本书以大量史料文献结合档案材料，复原了中国1964年10月16日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历史过程；前史后传，兼及国际、国内的背景史事，尤其是中苏从友好援建到后来的交恶撤援，以及美国核威慑核讹诈的外部环境变化，国内从中央顶层设计、军委决策领导到科研技术部门与专家的攻坚克难，叙事井然有序，史料脉络清晰，是一部著述态度严谨、史料史实真实可信、可读性很强的历史著作。全书在史实、人物钩沉描述完整清晰的基础上，本书以史带论、聚焦“两弹一星”精神，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这24个字，分别结合史料加以梳理阐释，体现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立意高度。
作者简介
聂文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国防史与科技史研究。
目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初识原子弹 1
一、原子弹的巨大冲击波 2
二、朝鲜战争与中国国防现代化目标的确立 24
第二章 作出核决策 38
一、为发展原子能事业未雨绸缪 38
二、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 60
第三章 从原子能到原子弹 86
一、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快速起步 86
二、苏联核援助及成效分析 112
三、原子弹研制工程扬帆起航 141
第四章 独立自主攻关会战 162
一、走向完全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的道路 162
二、实现原子弹研制质变的全力突击 197
第五章 引爆原子弹 221
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 221
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国际反响 226
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意义 237
第六章 “我愿以身许国” 255
一、“在那遥远的地方” 255
二、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 268
三、马兰开花 278
结束语 298
参考文献 303
内容摘要
本书以大量史料文献结合档案材料，复原了中国1964年10月16日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历史过程；前史后传，兼及国际、国内的背景史事，尤其是中苏从友好援建到后来的交恶撤援，以及美国核威慑核讹诈的外部环境变化，国内从中央顶层设计、军委决策领导到科研技术部门与专家的攻坚克难，叙事井然有序，史料脉络清晰，是一部著述态度严谨、史料史实真实可信、可读性很强的历史著作。
全书在史实、人物钩沉描述完整清晰的基础上，本书以史带论、聚焦“两弹一星”精神，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这24个字，分别结合史料加以梳理阐释，体现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立意高度。
主编推荐
一、“两弹一星”精神的细节且权威的阐释。
本书以史带论、聚焦“两弹一星”精神，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这24个字，分别结合史料加以梳理阐释，高度。
二、一部体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生动读本。本书不仅契合主题出版的政治站位，对当下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封锁的现实，也极具启示意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独立自主精神和科技创新发展的两弹一星精神，在今天仍有弘扬、借鉴、继承的必要。
三、一部著述态度严谨、史料史实真实可信、可读性很强的历史著作。
精彩内容
（二）旧中国原子弹之梦的破灭原子弹爆炸带来的巨大冲击力，让当时的国民政府萌生了研制原子弹的念头。历史地看，国民政府对原子弹研制的尝试，是中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的发端，是中国原子科学发展史上一段不可忽略的历史。客观来看，在原子弹研制方面，当时的国民政府 的确拥有一些有利条件。第一，国民政府中有能够接触到原子弹机密的人—俞大维。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暗中筹划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关键人物之一。俞大维，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兼军政部次长，主要主持兵工署枪炮制造和弹道的研究工作。因工作关系，俞大维和当时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相交甚好。魏德迈对俞大维非常信任，因此，原子弹在广岛、长崎投爆后不久的一天，魏德迈给俞大维看了一份秘密报告，即著名的《士迈士报告》。该报告的全名为：《原子能的军事用途：美国政府发展原子弹之官方报告》，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作为美国官方解说原子弹研制历程的标准文本，大致介绍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制原子弹的经过；另一方面，为保守机密，为参与美国首次核试验的科学家在公开场合介绍原子弹设定了一套标准说法。魏德迈在给俞大维看《士迈士报告》时，还直截了当地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造原子弹？”魏德迈其实是在暗示俞大维，他愿意在原子弹研制方面给予国民政府帮助。领会这一暗指信息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便开始秘密筹划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具体交由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共同操办。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军政部批十万元法币作为国民政府研制原子弹的启动经费，并指示兵工署腾出一间大礼堂作为研究人员的办公场所。第二，国民政府联系到几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并通过他们物色了一批可期培养为专业核研究人才的优秀学生。1945 年秋，陈诚和俞大维在重庆秘密召集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以及物理学家吴大猷，向他们咨询研制原子弹的有关问题。根据吴大猷的建议，国民政府决定派遣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青年学生赴美研习，“此行的任务是为政府计划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这个科学研究机构实际上就是原子能研究机构。关于出国费用，据后来担任国防部［2］第六厅厅长的钱昌祚回忆说：“陈总长曾命六厅资助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赴美研究原子能及火箭，其所需外汇尚系兵工署垫拨。”1945 年冬，有五位年轻人被选派美国研习：原子物理方面，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化学方面，曾昭抡推荐的是唐敖庆和王瑞 ；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五人出发前，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立即开始给各人加速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将美国‘士迈士’报告（是一份详述美国原子弹发展经过、在当时尚未正式公布的绝密文件，仅有一册，系美国交给我国军政部，由俞大维次长再交给我们）分作五份，由李、朱、孙、王、唐译成中文，最后由我校阅修改，然后送军政部。后来听说译稿未及出版，即被该部遗失了。”除了选拔青年学生赴美之外，国民政府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为筹划铀的提炼工作，国民政府首先成立了专门主管武器研究开发的国防部第六厅。同时，清华大学工学院创始人、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原子弹研制的委员会。依据这一建议，1946 年 6 月，国民政府成立了以俞大维等 11 人为核心的原子能研究委员会。这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改为国防部后，成立的首个国防科技研究单位。但据吴大猷回忆说，关于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我虽是委员之一，但从未参闻其事”。可以看到，实际上，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形同虚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位美国核科学家的主动相助，助推了国民政府研制原子弹的计划。1946 年 8 月 6 日，时任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在美国拜访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辐射研究所所长劳伦斯。在会谈中，劳伦斯表示乐于帮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并提出加利福尼亚大学可赠送部分研究仪器给中国。这是此次拜访最大的成果。回国后，顾毓琇就此事向蒋介石做了汇报，希望国民政府“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子试验器”。蒋介石当即表示同意，并批拨了 50 万美元的原子弹研制经费。蒋介石如此之大气，原因很简单，因为劳伦斯是加速器的发明者，同时还是铀 -235 同位素分离的专家。1939 年，劳伦斯因发明了回旋加速器以及由它所获得的成果，特别是在人工放射性研究方面有了巨大突破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铀的利用方面，劳伦斯很早就认识到通过铀的裂变可以制造原子弹，并且积极向官方提出进行铀同位素分离研究的建议。1941 年 12 月 6 日，罗斯福批准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次年 8 月 11 日，美国正式制定出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有三个秘密核基地：专门分离铀 -235 的橡树岭、专门生产钚的汉福特、专门设计和制造原子弹的洛斯阿拉莫斯。这其中，劳伦斯主要负责的就是橡树岭铀 -235 同位素的分离。铀 -235 同位素分离，是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天然铀含有铀 -235和铀 -238 两种主要的同位素。铀 -235 为易裂变核素，是原子弹研制所需要的裂变燃料，而铀 -238 只有在受到强中子照射后才能转变为裂变燃料。在一定条件下，天然铀可以发生链式核裂变 反应，但由于其中铀 -235 的丰度只有约 0.7%，如果以天然铀为装料，会存在燃料多、体积大、成本高、技术复杂等问题。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动力和研究用反应堆要采用铀 -235 丰度较高的浓缩铀，供原子弹用的装料，则要求铀 -235 丰度高达 90% 以上。这一使铀 -235 富集的过程就是铀同位素分离。在曼哈顿计划中，劳伦斯先是将加速器改装为质谱仪，然后又通过质谱仪利用电磁分离的方法获得裂变材料铀 -235，这就为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必需的核燃料。因此，获求劳伦斯在加速器建造方面的援助，能够极大地助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解决研制原子弹的燃料问题。这也是蒋介石如此重视劳伦斯的根本原因。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批拨 50 万美元作为国民政府研制原子弹的经费？这与胡适有关。1945 年秋，胡适到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制宪会议。此时，恰逢钱三强在英国进行短期工作，于是，胡适便通过使馆约见了钱三强。一是为了见老朋友，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便与钱三强是好友。事实上，此次约见更重要的目的，是邀请钱三强到北京大学专门从事核科学的研究工作。胡适还借给钱三强 800 美元，作为他们夫妇俩回国的路费。与此同时，胡适开始罗致其他与核研究有关的国内外人才。194年上半年，胡适提出了一个名为“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的计划。该计划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交给了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和总参谋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胡适在报告中说：“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这件事。简单说来，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 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现在中国专治这种学问的人才，尚多在国外，其总数不过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须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胡适还附列了一个名单，共九人，包括钱三强、何泽慧、胡宁等人，并申请了 50 万美元经费。在报告的最后，胡适还说：“科学研究的第一条件是工作人才，第二条件才是设备。现在人才已可集中，故敢请国家给他们增强设备。此意倘能得两位先生的赞助，我可以断定，我们在四五年内一定可以有满意的成绩出来。”看过胡适的信后，恰逢劳伦斯愿意在原子研究仪器设备上帮助国民政府，有研制原子弹意向的蒋介石便批准了胡适的申请，同意批拨 50 万美元用于原子弹研制。1946 年 8、9 月间，怀揣着“学习制造原子弹”之梦的五位青年学生在华罗庚的带领下抵达美国。但遗憾的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低估了美国对原子弹技术的垄断程度。当学生们到达美国之后才得知，对于原子弹技术，美国的保密等级非常之高，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其有关原子弹研制的科研机构和工厂。于是，国民政府便让几位年轻人到各自适合的大学继续学习或开展研究工作。此后，吴大猷去了密歇根大学，华罗庚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李政道考入芝加哥大学，朱光亚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事实上，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还曾打算留用几位日籍所谓的“原子能专家”，但因遭到大批科学家的反对而缄口收场。1947 年 4 月 21 日，白崇禧还曾建议国民政府设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时为国立物理科学所增配相关研究设备，并申请批拨经费 140 余万美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 100 万美元，共 240余万美元。蒋介石亲笔批复白崇禧签呈：“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尔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忙于反共内战，再加上政治局势和财政问题混乱不堪，无暇筹划原子弹研制事宜，经蒋介石批准的 50 万美元的核研究经费最终也只是一纸空文。国民政府的原子弹研制之梦至此搁浅。客观来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原子弹研制虽匆匆“上马”，但也确实投以人力财力以付诸实践。然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混淆了美国政府和美国科学家对待核科学技术的态度。在美国科学家看来，科学无国界，而美国政府却想垄断原子弹技术，致使国民政府欲意依托美国专家培养核研究人才的计划最终破产。不仅如此，留用日籍研究人员的政府动议，也没有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周密考虑，日后分析，实际上也只是为日方人员提供留居中国的借口。尽管如此，历史地看，国民政府对原子弹研制的尝试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发端，对日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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