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亮先生的名字，在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辞典上是找不到的。文学史家似乎已把他遗忘了。他是广东顺德人，1908年生于广州，家境并不宽裕，中学未毕业就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先学美术，后经同学、当时已在主编《良友》画报的梁得所介绍进入良友图书公司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有声有色的文学生涯。他在文学创作上作过多方面的尝试，散文、杂文、小说、电影剧本都有一手。三十年代就出版过散文集《昨夜之歌》、《给女人们》、《偷闲小品》和长篇小说《露露》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就曾收入他的多篇散文佳作。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更大的贡献是1933年8月接替梁得所主编《良友》，成为继梁得所、赵家璧之后的“良友”三大名编之一。
诚如马国亮先生在《良友忆旧》开场白中所说，《良友》是二十世纪第一本大型综合性画报，比美国人吹嘘的《生活》杂志还早领风骚十年。对世界画报出版史而言，《良友》才是“真正的创始者”。《良友》的诞生当然与良友图书公司创办人伍联德的远见卓识是分不开的，他不但审时度势创办了雅俗共赏的《良友》，更独具慧眼，礼聘藉藉无名的梁得所接替鸳鸯蝴蝶派名作家周瘦鹃主编《良友》，使《良友》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马国亮接替梁得所之后，更带领《良友》跨进全盛期。在梁、马的努力下，《良友》成为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大事的重镇，在海内外华人世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良友》并非纯文学刊物，但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代表作家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田汉、丰子恺、老舍、施蛰存、穆时英……几乎无一不乐于在《良友》亮相，或以作品，或以照片，或以手迹，其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良友》新闻性和文化性并重，多样化和大众化兼备，是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出色代表，所以近年来它已受到海内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上海文化史的学者越来越大的关注。以《良友》为题目撰写硕士和博士论文的大有人在。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在其新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就以相当的篇幅讨论《良友》及其通过封面设计、明星照片、新潮服饰和各类广告等所“创造”出来的都市需求。我完全赞同李欧梵的看法，即讲述《良友》的故事，正是在于它在三十年代有意识地为“现代性”作广告，借此帮助了上海都会文化的构建。因此它不仅标志了现代中国报刊史上意义深远的一章，也在呈现中国现代性本身的进程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我自己也是经常翻阅《良友》，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启示。
马国亮先生的这部《良友忆旧》虽然是关于《良友》画报的个人回忆，但作为唯一健在的“良友老人”，他以清新的笔触，平实的叙述，娓娓道出他所亲历的《良友》创办始末，披露鲜为人知的众多文坛故实，生动地再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风貌，写出了一部独特的“《良友》画报史”，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尽管由于最初以连载方式发表，有些章节言犹未尽，但已十分难得了。早在一九八七年，这部回忆录在复刊的香港《良友》上连载时就曾为人注意，可惜当时在内地无法读到。
我与马国亮先生仅见过两次面，巧得很，每次都与这部《良友忆旧》有关。第一次是一九九○年春，我首次访港，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设宴款待，在座年事最高的就是马国亮先生。他当时已移居香港，担任复刊后的《良友》画报顾问。记得席间谈起他这部已经连载完的《良友忆旧》，香港中大的黄继持教授和书话家黄俊东先生都颇为推重，我建议他结集出版，让更多的读者读到，他答曰不忙，还要修改补充。四年之后，我又到港，得知他已移民美国，因腿疾返港治疗，机不可失，当即偕香港文史专家方宽烈先生到九龙他的寓所专程拜访，畅谈了一个下午。我告诉他，上海已有学者编选出版了他的散文集《生活之味精》，他事先并不知情，仍感到很高兴。话题自然又转到《良友忆旧》，他有点伤感，在香港已难以出版，内地的出版状况也不容乐观。事过境迁，书中所叙述的人物和场景早已远去，还会有人要看吗？我只能安慰他总会有办法的，赵家璧先生的回忆录《编辑忆旧》等书不是也都出版了吗？
没想到马国亮先生回美国后把书稿托付给了李辉兄，而李辉兄也终不负他所托，把这部珍贵的书稿推荐给了北京三联。于是，体现了作者文化兴趣和文化留恋的这部《良友忆旧》终于得以问世。马国亮先生虽然未及亲见，如果他泉下有知，得悉他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也当含笑称善。
占位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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