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拍卖史话

本书尝试着从拍卖在世界上以及在中国的起源谈起，沿着拍卖进入到北京一百多年的历史脉络，重点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京城拍卖业此起彼伏、形形色色、蓬勃兴旺的景象。

前言
章拍在北京的百年变迁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北京拍
二、新中国成立后拍行逐渐消失
三、改革开放后拍“东山再起”
四、1988年，北京又有了“家”拍企业
五、法律法规建设有利于促进拍业的大发展
六、拍师终于有了“准生证”

第二章 改革开放催生了拍业的发展
一、文物艺术品拍加强了文物的保护和传承
二、拍对于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推动与促进
三、“92北京国际拍会”尝鲜文物拍
四、北京有了家文物艺术品专业拍公司

第三章北京文物艺术品拍市场的涨涨落落
一、北京文物艺术品拍的个
二、北京文物艺术品拍逢遇低谷
三、北京文物艺术品拍迎来第二次

第四章 拍场上国宝文物的来龙去脉
一、朱熹书法册页突然在拍预展时失踪
二、宋代名画《张先十咏图》出自故宫又回到故宫
三、故宫买走《出师颂》引起的风波
四、流拍了的唐代怀素书法《食鱼帖》
五、昏庸多才的宋徽宗皇帝的《写生珍禽图》
六、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传奇经历

第五章不甘寂寞的现当代艺术品、收藏品拍市场
一、由天安门大红灯笼拍到“红经典”收藏热
二、摄影作品也能拍
三、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出了千万元
四、“小人书”也进了拍场
五、邮品拍的起起伏伏
六、艺术品拍“走进”寻常百姓家

第六章房地产拍撑起了另一半天
一、从刘晓庆的房产被拍看罚没房产拍
二、新商品房也可以用拍来销售
三、法院强制拍的房产具有投资机会
四、从“玫瑰园”进拍场到大型房产的拍
五、商铺拍让开发商明白了一楼底商更值钱
六、新秀水街摊位经营权拍出了天价

第七章 渐兴旺的机动车拍市场
一、百姓热衷缉私罚没机动车拍
二、公务车和“黄标车”进入了拍场
三、法院强制执行的机动车越拍越多
四、社会委托车拍方兴未艾

第八章形形的拍品
一、鲜有人知的破产企业资产拍
二、北京的两次土地使用权的拍会
三、冠名权、广告权的拍
四、拍槌下的电影首映权和电影版权
五、北京的农副产品拍“百花齐放”
六、专利权和科技成果在拍中体现价值
七、慈善拍体现出人文关怀
八、互联网上竞买艺术品、房产和车辆
九、民品拍会上有“漏儿”可捡

参书目

精彩内容：

章　拍在北京的百年变迁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北京拍　　光绪末年，北京出现了早的拍行，是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的“鲁麟洋行”，经理是德国人。后来德国人回国，洋行给了中国两兄弟。据李大鹏先生在北京前世今生中介绍，当时东交民巷附近外侨比较集中，常将回国前不愿带走的衣物、家具、摆设之类送到“鲁麟洋行”出售。“鲁麟洋行”不愿占用过多资金收购，采取择当众拍的做法。洋行选一个齿伶俐、手疾眼快的伙计当拍师，站在桌子上，一手持木槌，一手持木板，先用三言两语把这件物品作一介绍，围观的买主随喊价，竞相抬高，抬到程度，没人再多出的时候，站在桌上的拍师，用木槌敲响木板，算是“拍板”成交。买主当场交款，主结账领钱，拍行按比例抽得佣金。买双方心明眼亮，拍行只起着中间人的作用，所以生意比较兴隆。自此，京城许多人群起仿效，先后在西单牌楼、东安门大街、王府大街等处出。现了开设的“公易”、“福和”、“恒茂”等多家拍行。　　法国人德曾于1纪末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德拍洋行”，专门主持王公大臣、高官显宦家藏的珍奇文物、古董字画的拍。其作办法是：拍会前三天，由拍行在主家中划出一块地方，将拍物品对外公开展示。与此同时，拍行在京城各种报纸上和街巷中大肆刊登、张挂关于拍的广告、招贴和，吸引买主前往看货。拍举行时，德亲任主拍，将一件件拍品过手成交。通常，这家拍行都要向主提取约20％的拍佣金。　　当时拍行的经营方式一般可分为三种：一是当场拍，几次不出去的由方取走；二是兼带委托寄售，这需要有较大的铺面陈列：三是以低价收购后自。因为怕拍品中混进来路不明的赃物，因此经营寄售物品营业牌照须先经过局批准。北洋军阀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一些达官显宦下台后离京外走，临行前要将家具陈设，甚至古董书画出手。遇到这种机会，拍行常下户地拍。有些古玩店趁机去买几件“货”，叫做“装行的”，也确实能捡到便宜。像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撤走，伪官方将内宋哲元所有的东西大拍，有不少人买了便宜货。投机的拍行见到“下户拍”有吸引力，借用某些破落世家的府第，以拍“”、“御赐”的珍贵文物和家藏的皮货细软为幌子，事先和这家主人谈好分成办法，然后到“挂货屋子”搜寻些古董、字画之类，搭配上自己滞销的“卧货”，到时候再找一些同行装成阔绰买主在拍现场抬价。北京的行里人管这种人叫做“搭架子”或“架秧子”的。他们把价钱抬到接近“底价”，便不再多添，净等局外人的“秧子”递价，上面的拍师立刻“拍板”。　　北京另一家比较早的拍行是外国人开的“拍行”，地点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现在的同仁医院对面。由于它迎门面对东交民巷老北京的使馆区，所以当时的各国驻华使馆、兵营以及在北京经商的外国人成了拍行的客户。拍的物品主要是外国人从带来的东西以及外国人家里淘汰的生活用品。此外，也有老北京跑街的、“打鼓儿的”（收旧货的）在城内大户人家“大宅门”里收上来的传统国货，也有典当行的死当物。拍行的执槌者是俄国人米兹金，他是个看上去比较随和的老外。1942年，在东单米市大街开挂货铺经营地毯的朱家宝与米兹金合伙，开了一家“福和拍行”，仍由米兹金执槌，另聘一位叫祝德康的当经理。这时的拍行开始以拍国货为主了。　　2002年夏天，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先生曾随朱家宝的女儿朱燕鸾来到崇内大街探寻老拍行的踪迹。据朱燕鸾回忆，“福和拍行”的门脸儿在崇内大街98号到100号中间的夹道，旁边是一座三层高的欧式灰楼。老拍行的拍场和货场是一排高大的灰瓦房，现在这些房子早已成为民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原来的格局已面目全非。朱燕鸾的父亲和米兹金合开“福和拍行”时，她还只是十多岁的中，而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了。她的祖籍是江苏扬州，祖父是个古玩商，父亲是做地毯生意的。由于跟外国商人接触多了，了解了拍行的门道，所以才和米兹金合伙开拍行。不过，时值时期，拍行的生意并不好做，一年以后，朱家宝便将股份让给米兹金。从此，“福和拍行”便由米兹金独立经营。　　1945年，本投降后，设在东交民巷美国兵营的人数增多，米兹金将濒临的拍行改成“飞利福斯西餐厅”，内设舞厅，成为美国兵的娱乐场所。　　1949年北京，米兹金带着家眷回到苏联，西餐厅也改为了商行。　　据朱燕鸾介绍，北京有五六家拍行，主要集中在东城和西城。她的姑父高兆庸曾在苏州胡同l25号德商开办的“鲁麟洋行”当过经理，这家洋行在1945年前后改称“鲁麟拍行”。　　据朱燕鸾回忆，早年这个大院的院门为中式格局。朱漆大门，旁边有一对石狮，院内有一座欧式洋楼，后边有个大花园，置有山和亭榭。洋楼为德商和她姑父办公及住宿用，院内有多间房为货场和拍场。当时的拍会经常不定期举办。开拍前先在电台和报纸做广告，然后将拍品陈列于货场，编上号，任人参观挑选。拍时，拍师站在高台上，身前放一方桌，手持木槌唱拍，形式跟现在的拍行没有大的差别。　　“鲁麟拍行”到北京夕便关张了。这座老宅后来成为北京报社的产业，建国后成了北京报社的一个办公场所。以后，老宅成了报社的宿舍。时过境迁，如今的老宅已成乱无章法的大杂院，原有的格局早已不复存在，花园亭榭只能从记忆中寻觅了。只有六十多年前种下的老槐树依然以它粗壮的枝干和浓荫，印证着老宅的变迁。　　民国时期，在西长安街路北双塔寺西侧有个“公易拍行”，原经理叫张金水，河北雄县人，他原本是跑街买旧货的。后来“公易”被京城有名的玩家、易银号的魏子丹盘了过去。魏子丹聘请张德甫和梅雨田为正副经理，并请了几位古玩商当顾问。“公易拍行”露脸的一次拍是在1925年。冯玉祥把溥仪驱出皇宫后，该行拍过宫中的一些不易长期保存的物资。当时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主要展出历史文物，但御膳房、缎库、太医院所存的山珍海味和各种调料以及绸、缎、绫、锦、各种材等物品都无法长期保存，只好在神武门外设立售品所，公开向社会出售。“公易拍行”抓住这个机会，与故宫售品所协商，将一些物品如绸、缎、绫、锦等，由“公易拍行”拍。此举不但让“公易”获了大利，也使其扬了名。从这以后，每当清朝王公大臣的后代将府邸出后，家里的家具什物都来找“公易拍行”代为拍。如洵贝勒府的后人将府邸给原黑龙江省万福麟，“公易拍行”将府内的家具什物拍了十多天。山东军阀张宗昌被韩复榘杀后，他在西四北石老娘胡同宅子里的所有家具及他自己府内的物资都是“公易”拍的。“公易拍行”还接受“地方法院”委托，代“法院”执行拍债务人的动产和不动产。企业资不抵债，向“法院”申请破产，“公易拍行”也拍债务人的破产财产。　　1945年争胜利后，开始全面接收位于北京的敌伪物资产业，并成立了“清查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团”，对大批敌伪资产进行拍处理，以便充裕国库。据统计，当时拍的敌伪资产值为5万亿元。遣返回国的本侨民将“大袍”（和服）、棉被、家具、收音机、留声机等贱价。伪统治机构多年搜剐囤积的战略物资如军毯、皮靴等也被接收大员拿到北京的拍行抛售。但由于当时腐败行为相当严重，各级机构对敌伪资产拍频做手脚，进行了形形的掠夺和贪污。在拍期间，以贬价、贬质、贬量，以及串通得标等舞弊方法，对拍物品实行变相取的现象比比皆是。是当时负责主持拍各种敌伪资产的经手者之一，但在拍中丑态百出。利用拍机会中饱私囊，堪称当时的一大发明，这给旧北京拍业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二、新中国成立后拍行逐渐消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经济模式的影响，商品经济被视为“旧社会的遗物”遭到和排斥，拍市场也逐渐消亡。按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物资计划分配，产品统购，商品交易严格价格。这样，带有较强商品经济特的拍行业没有了生存的条件。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拍制度被视为了资本主义事物而遭到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