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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正版包邮】 暮日耀光 +南明史 韦庆远 著等 山西人民出版社等 978720312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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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等
  • ISBN:    9787203128830
  • 出版时间: 
  • 装帧:    精装
  • 开本:    16开
  • 作者: 
  •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等
  • ISBN:  978720312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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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分类:
      历史
      货号:
      1204260680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南明史(全2册)》
      顾诚(1934—200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他一生品性秉直,潜心治史,视学术为生命,被誉为“学术苦行僧”。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顾诚治史的真实写照。1978年,顾诚发表《李岩质疑》一文,该文钩沉史料、严密考证,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也成为顾诚的成名作。1984年,《明末农民战争史》出版,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别开实证蹊径; 1997年,被顾先生视为姊妹篇的《南明史》问世,该书在海内外均有广泛的影响力,并荣获了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两部著作、四十余篇论文,对治学严谨的顾诚来说并不算高产,但其治史方法与治史精神,早已为明清史研究留下一座丰碑。
      《暮日耀光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韦庆远(1928-2009),广东顺德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东尼学院兼职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明代黄册制度》、《中国档案史稿》、《康雍乾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主编)、《清代奴婢制度》(合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国政治制度史》(合著)、《清代全史》(第四卷)、《明清史新析》、《隆庆皇帝大传》、《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上下)》。

      目录
      《南明史(全2册)》
      《暮日耀光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注】本套装以商品标题及实物为准,因仓位不同可能会拆单发货,如有需要购买前可联系客服确认后再下单,谢谢!


      内容摘要
      《南明史(全2册)》
      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人性的荒唐莫过于此!
      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消息传到留都南京,立谁为新君的问题就变得迫在眉睫,文武官员纷纷涌动,都想在新君面前占据首功,却不想,这种各怀鬼胎的心思为南明政权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武将马士英等人的拥立下,福王朱由崧即位,改元弘光,而这些“定策”功臣也造成了南明内部权力的失衡,继而引发内斗不断。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继立,先后与大顺军、清军展开你争我夺的角逐,但激烈的内部斗争,使南明君臣在不停的内耗中,失去了无数翻盘良机,走向了失败。
      南明是在内斗中粉墨登场,也是在内斗中分崩离析!翻开本书,从南明的灭亡看透人性的荒唐!

      《暮日耀光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本书可说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台湾学者徐泓语)
      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特点,在于作者运用了丰富而罕见的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
      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之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
      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
      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以实事求是的直书。
      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在个人专权独断的体制下,这也是人治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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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明史(全2册)》
      从南明的灭亡,看透人性的荒唐! ◆ 明史大家顾诚代表作,耗尽10多年心血,遍寻600余部史籍,同类著作无出其右者。 ◆ 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明清史研究程碑式重要作品。 ◆ 豆瓣9.3分神作,每个“不可不读”的历史书单上都有《南明史》。 ◆ 崇祯死后,明朝本可逆风翻盘,却因内斗一次次错失良机! ◆ 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 ◆ 小说般活泼生动,连印刷厂的校对工人也读得津津有味儿。 ◆ 出版25周年,重新厘清文字,纠正原版数十处错误,重来!
      《暮日耀光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想了解大明王朝改革的复杂与艰难,中国古代官场的明争与暗斗,都必须一看! 大厦将倾,且看权相张居正如何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 为什么说“明实亡于万历”,而非崇祯? 改革必然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大幅改组,如何打破原有的权利利益平衡,并深入推进? 如何走出“人亡政息”的历史怪圈? 干净的庸吏和贪腐的能吏,该要哪一个? 权位的上升必然促使理性的下降?

      精彩内容
      《南明史(全2册)》
           第一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第一节 明帝国的分崩离析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迭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和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踞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换句话说,历来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并不完全准确。 综观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国形势,可以做以下的概括:大顺政权和大西军是农民起义中形成的新兴势力,他们同明帝国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别是明朝残余势力控制的地区内继续维护着官绅地主的封建统治,而大顺军和大西军的领导人虽然已经有明显的蜕化倾向,但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他们实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顺军所向无敌,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以为官绅地主与大顺政权一直势不两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溜。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甲申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正因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载,“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2];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3]。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记,“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1]。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2],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3]。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4]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5]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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