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时间202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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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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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一件民藏北宋钧窑碗，完整的名称叫北宋钧窑月白釉辅首网格纹三足碗， 口径23.8厘米，高8.3厘米，内外施满月白釉，敞口碗型，外面有四条旋纹，旋纹中间均匀分布三个凸起的辅首纹，辅首纹之间为网格纹，底部为三个倒三角如意形足，五个支钉痕，底部中间有一个方形模压双框印章款，款识是两个篆体字：“上官”，印章款上涂了酱色护胎釉，因年久大部分酱色釉已脱落。
这只钧窑碗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有纹饰，北宋钧窑除一些花盆有乳钉纹外，基本都是光面，没有纹饰，碗更不用说，所有钧窑大碗都没有纹饰，这件钧窑碗外观有辅首纹，网格纹和旋纹，这种仿青铜器纹饰在北宋钧窑中是非常少见的，说明这是一只个性化设计的大碗。另一个特点就是底部有一个方形带框印章款识，款识内容是在北宋所有瓷器上从未见过的“上官”两篆体字。
首先，笔者认为这只碗肯定不是普通的吃饭碗，如此个性化设计的大碗肯定来自于某个体并被用于特定的庄重的场合，如祭祀和供奉的庙宇，宗祠等。
最重要的是究竟怎么看待这只大碗上的“上官”印章款识？
“上官”在古代的含义有多种，一种是指朝廷官员，另一种是指上级，还有一种是指复姓姓氏。
笔者认为在这只钧窑碗上出现的“上官”指向朝廷官员和上级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真要将这只钧窑碗标记为官窑，干脆直接落款官窑或官用或公用就是，没必要用一个含糊不清的“上官”一词，另外，北宋瓷器无论是贡瓷还是民用瓷，落款方式基本都是刻划款，少数用墨书款和模压款，几乎没有篆书印章款，篆书印章都被用于官员和文人的私人印章。
所以，笔者认为“上官”的意思就是指复姓姓氏，这个篆书印章款就是北宋朝廷某“上官”姓氏官员的私人姓氏印章或家族姓氏印章在这只钧窑碗上的复制款，标记这只钧窑碗是他个人或家族的专属用品。
上官姓氏在北宋百家姓中占比很低，在百家姓中排第四百一十一，在朝廷官员中为数更少，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挖掘出这个官员究竟可能是谁。
北宋有167年的历史，但北宋钧窑作为官用钧窑是在宋徽宗治下发生的事，那我们只需要排查宋徽宗执政20多年中在朝廷为官的上官姓氏官员就可大体找到线索了。
可靠的信息来源还要看《宋史》，比如传说中北宋有个宰相叫上官尚光，就是司马光砸缸中被救出的那个男孩，按理他最有可能是这只钧窑碗的主人，但他没出现在正史中，只是民间传说，所以可靠性不足，只能排除。北宋还有个宰相叫上官佑，但他是在
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任官，年代不对，也只能排除。
《宋史》中提到北宋时期朝廷上官姓氏官员且在宋徽宗治下做过官的其实没几个，只有上官均，上官愔，上官恢，上官埴等。
先分析上官均，《宋史》中有《宋史·上官均传》，对其用的笔墨较多，上官均在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手下都做过官，多次担任监察御史，在宋徽宗政和年间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退休，龙图阁待制是个荣誉性官职，主要用于表彰有功之臣，享年七十八岁，也算是历史名人，资历不低，完全有资历有实力用家族名义定制钧窑器，但史书上说他一生廉正，卒之日家无余资，还是由朋友助殓，朝廷赐葬，想来想去这个人不会花大钱去定制官钧窑。
再分析上官愔，上官均儿子，政和二年的进士，在宋徽宗宣和六年做过太学正，但那只是官学中的一个老师或行政人员，凭资历和经济实力好像可能性也不大，靖康之乱后在南宋做官，那是后话。
第三个是上官恢，上官均的次子，字闳中，宋朝邵武人。宋史中对他有记载，他于神宗元丰八年中进士，后授潮州司户。徽宗崇宁五年，他知深州，后改任南剑州，再后移知徽州，晚年他辞官归里，理学家胡安国又推荐他做官，最终官至中大夫。在北宋时期，中大夫是个高级文职官阶，品级为正五品，相当于现代的部长级别。这个人为官多年，评价也不错，在宋徽宗治下的官职也不低，因此无论从资历还是实力看都是这只钧窑碗主人的最有可能人选。
还有一个是上官埴，上官均弟，字彦珍，熙宁五年（1072年）进士，在宋史中没有专门记载，做官履历主要在南宋。
以上宋徽宗时期的几个上官姓氏朝廷官员其实都出自一个叫上官凝的家族。宋史记载，上官凝（1013—1070），字成叔，号闲居燕士，是邵武人，于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宋代文士，初调安徽池州铜陵县尉，为人刚正纯直，不受馈赠，善决疑案。上官凝有四个儿子，分别是上官埏、上官均、上官埴和上官埙，全部高中进士，有十二孙子，其中不少也考取进士，入朝为官，上官愔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在北宋上官凝家族是个书香气息很浓社会地位较高且在朝廷任官较多的大家族。
考证到在宋徽宗朝廷为官的上官姓氏官员主要以上官凝家族人员为主，其中上官恢作主定制这只钧窑碗的可能性最大，保守一点讲，这只北宋钧窑碗出自朝廷官员上官恢所在的上官家族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只北宋钧窑碗在历史上的出处和归属。
无疑，一件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北宋钧窑必须具有确实的年代痕迹或老化痕迹。如果不到代，讨论它的归属就没有任何意义。从釉面看，因长期受蚀已失去原有光泽，并呈现梨皮釉，釉面有许多已破口和即将破口的死亡汽泡，空气和泥土中污渍已渗入釉内，釉面㓎水后立即呈现出许多臭干黑痕迹，用鼻可闻到特有的土香味，这些受蚀老化痕迹没有大几百年的地下侵蚀是不可能出现的，另外，从施釉特征看，它是满器施釉，与元代钧窑底足不施釉特征有区别，应该说判定这只钧窑碗出自北宋时期是没有问题的。
也许有人会说“上官”印款是杜撰的，其实这已没有讨论的必要，该钧窑碗的年代特征已回答了这一问题，另外，再聪明的仿古高手也不会去用“上官”这个稀有的复姓姓氏去猎奇杜撰一个宋瓷底款，因为它既没有先例，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宋瓷中的确有不少单姓姓氏款，如北宋汝官窑中蔡姓款，建窑中用王、杨、詹、叶、金、池等姓氏落款，耀州窑的刘字款，张家姓氏款；净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北宋定窑白釉莲瓣纹‘孟’字款直口碗等，他们都是刻划款，要仿也是仿刻划款更具有欺骗性。
也许还会有人质疑这个“上官”印章款是否来自民间另一个上官姓氏人员或家族，我们毫不怀疑北宋民间中会有上官姓氏的普通百姓，但他们很难有经济实力也没必要去专门定制一批特定的用于祭祀的钧窑器（注意，要定制就肯定不是一件），另外，当时的民间普通百姓也很难会使用这种考究的篆书印章，也很难具备仿青铜器纹饰的欣赏品味和设计能力，因此，这件钧窑大碗不可能出自民间普通百姓之手。
也许还会有人质疑这只钧窑大碗是出自金钧或元钧，是的，宋钧和金元钧是很容易混淆的，但在工艺特征上它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金元钧是底足露胎的，该大碗是满器施釉，金元钧制作较粗，该大碗制作精致，更重要的是没查到金元朝廷中有上官姓氏官员，所以，金元钧窑大碗中不可能出现“上官”印章底款，因此，该大碗不可能出自金元。
这件北宋钧窑碗上官印款在历史上的出现可以叫做偶然性中的必然性。看似偶然，如果再想想许多文人画家书法家在他们的书画作品中早就用上了自己的印章，那么也就不难猜到一些有文人气质的朝廷官员及其家族也很可能会在他们自己设计的陶瓷作品中用上自己家族的姓氏印章作底款以防冒用和盗用，另外也让作品更具审美价值和纪念价值。从这件钧窑碗的造型和纹饰看，它与我们见到的北宋钧窑碗通常款式有本质的不同，显然是出自一个有鲜明个性，有独特设计理念和能力，有艺术品味的朝廷官员之手，成型后对自己的作品敲上自己家族的姓氏印章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们绝没想到在无意中独创了在北宋钧窑中用家族姓氏印章作底款的先例。
这只北宋钧窑大碗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一只钧窑碗被北宋朝廷官员中一个显赫大家族专门设计和定制，这证实了宋徽宗时期钧窑已得到朝廷官员认可和追崇，钧窑在宋徽宗时期从普通民用瓷升级为官钧窑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并不像有些专家所说北宋存在官钧窑是历史误传。
二，现在普遍认为最高档次的北宋钧窑必须带有紫红斑，因为从明朝开始就有所谓“钧窑一点红,万世吃不穷”，“钧瓷挂红，价值连城”的民间说法。事实上北宋徽宗时期真正的官钧窑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值得思考，我们冷静地想一想，痴迷于典雅单色釉的宋徽宗到底会不会转而同意让有紫红斑的花俏钧窑作为宫廷用瓷是个大疑点，如果北宋朝廷官员追崇的是挂紫红斑的钧窑，那么，作为实力雄厚的北宋朝廷官员上官家族不可能花大价钱去定制这种不上档次落伍于时尚的单色月白釉钧窑大碗（甚至一批钧窑器）。真实的历史真相是，纯一色天青釉月白釉钧窑也许就是朝廷认可和崇尚的官钧窑釉色 。紫红斑钧窑成为时尚或许是元末明初后来的事，这也是许多国有馆藏北宋带紫红斑钧窑花器被质疑不是北宋官钧窑，而是出自元末明初的原因之一。
三，当面对一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出土古物时，不少专家往往持否定态度，而且否定得头头是道，这在二三十年前面对孤陋寡闻的群众也许忽悠搪塞得过去，现在面对三十年大开发后出现的海量古代艺术品，民间藏家也已见多识广，馆藏没有的，以前没见过的古物多得是，根本不足为奇。像这件钧窑大碗，无论是造型款式还是家族姓氏印章底款都是第一次看到，但它就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你可以不喜欢，但谁都否定不了。
这只大碗就是历史呈现给我们的北宋钧窑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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