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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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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出版社:    北京
  • ISBN:    9787200165067
  • 出版时间: 
  • 装帧:    平装
  • 开本:    16开
  • ISBN:  9787200165067
  • 出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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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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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分类:
      文学
      货号:
      W9787200165067
      商品描述:
      前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既包括清代旗籍作家的创作,也包括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创作。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下列一些作家及其武侠小说作品。
       石玉昆(约1810—1871),满洲旗人,生于天津,道光年间著名子弟书及评书艺人,长期在北京说书。其采撷故书传闻而演说的评书《包公案》,由听众记述成《龙图公案》,又在唱本《龙图公案》的基础上,产生了仅有白文而无唱词的《龙图耳录》,此书后经过其他旗籍文人的润色加工,成为《三侠五义》(所以,一般把本书标示为“石玉昆述”),至迟在同治十年(1871)已经成书。
       文康(1794—1865年以前),满洲镶红旗人,出身于北京显贵的八旗世家。所撰《儿女英雄传》,署“燕北闲人著”,又名“金玉缘”“侠女奇缘”“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等。原书五十三回,现存四十回,包括缘起首回。此书可能是咸丰初年的作品。
       赵焕亭(1877—1951),另有名绂章,汉军正白旗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为乡绅世家背景,是清朝初年“从龙入关”的旗人的后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武侠小说创作活跃于通俗文坛,奠定其武侠小说大家地位的是《奇侠精忠传》(正集128回1923—1925年连载于北京《益世报》,同时由上海益新书社陆续出版单行本。续集1926—1927年见诸报端。后来全书删定修改本再度刊行)。此后又有《清代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殷派三雄传》《英雄走国记》《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蓝田女侠》《山东七怪》《白莲剑影记》《边荒大侠》《马鹞子全传》等武侠小说创作,多由上海书肆出版。“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赵绂章悄然退出文坛”。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葆翔),字霄羽,生于北京。王作为旗人,据徐斯年的研究,其祖辈属于镶黄旗。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谋生,1938年开始武侠和社会言情小说创作。武侠小说的创作情况是:《河岳游侠传》为其试笔之作,成名作为《宝剑金钗》,随后陆续写成“鹤—铁”五部系列(其余四部依次为:《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皆在《青岛(大)新民报》发表。另有《紫电青霜》《金刀玉佩记》发表。这些均为1945年之前的创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有:《雍正与年羹尧》(1949年励力出版社之单行本改名为《新血滴子》),《风雨双龙剑》(1948年上海育才书局初版),《绣带银镖》、《冷剑凄芳》(为前者的续集)、《宝刀飞》(以上三种均为1948年上海励力出版社初版),《燕市侠伶》(未完,1948年上海励力出版社初版),《洛阳豪客》(正、续二集)、《龙虎铁连环》、《金刚王宝剑》(以上三种均为1949年上海励力出版社初版),《春秋戟》(1949年上海春秋书店出版)、《紫凤镖》(1949年重庆千秋书局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不再进行武侠小说创作。
       老舍(1899—1966),满洲正红旗人,出生于北京。老舍为新文学作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武侠小说创作者,但他的很多作品有武侠文化因素,早期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猫城记》《离婚》中的某些人物就有侠客义士的影子。而抗日战争期间的作品,如《杀狗》《四世同堂》《康小八》等,一些人物身上的侠义因素更为明显。另外老舍创作的三部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的作品《断魂枪》(1935)、《五虎断魂枪》(1946年后1949年前)和《神拳》(1960)对于中国武侠文化的思考更为深入。作为知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种比衬,旗籍作家老舍的有关创作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他旗籍作家武侠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本书在有关章节也进行了论述。
       那么,将这些生活、创作于不同时代的作家及其作品放在一起来进行研究是否可行?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这些作家的旗籍身份和身世经历,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目前大都已经进一步明朗。具体而言,老舍的旗籍身份和身世经历早已经比较明确,文康的身世经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有研究者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辨。主要是石玉昆、赵焕亭和王度庐的旗籍身份和身世经历问题长期以来比较模糊,但截止到今天也都比较确定了。石玉昆的旗籍身份和《三侠五义》的创作情况颇复杂,另见下面的论说。
       第二,这些旗籍作家都有重要的武侠小说作品,有的作家武侠小说创作数量还十分巨大。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具有文类的某种规定性,在文学类型的内在要求规定下,不同的作家固然可以花样翻新,改写某些内容,增添新的质素,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基本规定性则是不变的。“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武侠小说起码应包括相对固定的行侠主题、行侠手段以及相应的文化意识、叙事方式和结构技巧”,因此很多论者都把清代侠义小说作为武侠小说类型真正成形的标志。如石玉昆的《三侠五义》被认为是开今天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之门的作品,其后代作家的创作固然会与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差异性,但是在类型特征上,仍然被认为是武侠小说,这就为从整体上研究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保证。
       第三,与第二个方面相联系,是这些作家武侠小说的创作性质问题,亦即作品是文人通俗小说还是“民间文学”?是否具有创作主体性质上的一致性?自然,民国时期的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作品都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而晚清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无疑也是文人创作,但《儿女英雄传》与石玉昆等的《三侠五义》,尤其是后者则仍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其实,即便是《三侠五义》也已经带有浓厚的文人创作的色彩。
       ……
       而且就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的对比来看,《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也已经算得上城市通俗艺术。阿诺德·豪泽尔认为:民间艺术以乡村居民为服务对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界限模糊;通俗艺术则为满足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公众的娱乐需要而创作,其中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生产者则是能满足这种不断变化的需要的专业人员。至于艺术风格,“民间艺术的路子比较简单、粗俗和古朴;通俗艺术尽管内容庸俗,但在技术上是高度发展的,而且天天有新花样,尽管难得越变越好”。陈平原认为“这一分析大体适用于清代侠义小说与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区别”。从武侠小说创作总体上来看,陈的观点不无道理,而在我看来,据此定义,恰可以看出晚清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与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的共同之处。固然,清代的侠义小说与20世纪的武侠小说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同,但似乎是在商品化的程度上和传播的技术手段上。在清代,作家本人可能不是要据此谋生,但评书演说家则要靠此谋生,而书贾也在借刊刻此类书籍牟利,深受“演说”风气影响的作者也不免要受到拟想中的消费者趣味好尚的影响。况且,清代侠义派的小说,面对的也主要是北方都市的听众,而旗人特殊的生活形态正使其成为重要的消费群体。不然,他们中的“有心人”何以有那么多闲工夫去“听”而后“录”,竟然产生了《龙图耳录》?因此,就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这个方面,也仍然有着很强的连续性、继承性。
       第四,也是重要的,是旗籍身份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就旗籍作家具体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这一群体的创作虽然有着一般武侠小说创作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这些作家无论其为满洲人还是汉军人,都隶属旗籍,都具有或曾经具有旗人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统治管理制度——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下的子民,旗籍身份对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和艺术风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其族群文化意识或文化潜意识十分值得探究。
       另外,武侠小说类型特征中的“古代性”,即人物主要是在冷兵器时代以武行侠,使得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创作基本上都为作品虚拟了一个古代时空,尤其是“清代”这个古代时空。虽然这个古代时空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古代性的共性特征则将非常有助于从总体上对旗籍作家这个群体的创作进行探讨,即使是在民国中期以后,八旗制度已经彻底消亡。
       第五,作为旗籍作家,这些创作者还具有共同的地域特征,那就是其出生、成长或者艺术活动都与北京或畿辅有着重要关联。文康、王度庐、老舍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石玉昆是天津人,但长期在北京说书。赵焕亭是河北玉田人,但是在清代,天津和河北玉田都属于京畿地区。而通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可以明显感到,作为清朝八旗军民的大本营和民国前期的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北京既是这些作家生命行程中的重要生活背景,使其有着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非常重要的经验基础,也成为这些作家进行文学想象时重要的灵感来源,并深深影响其对生活进行评判的价值诉求和情感尺度,从而使得这一群体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不仅进一步说明从旗籍这一共同身份的角度,将其作为一个具有身份独特性的群体对其武侠小说创作进行研究是可行的,而且也带来了研究的便利。
       旗籍作家的出现是从清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笔者的研究要把清代尤其是晚清文学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并尽力打通二者之间的壁垒,从族群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旗籍作家作为一个具有身份独特性的群体其武侠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特点,研究其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多种维度的侠义精神的独特性。
      【书摘与插画】
       中国新文学史是幸运的,因为其中不仅出现了鲁迅等著名的新文学作家,也因为出现了老舍,而就旗籍作家的一脉武侠小说创作传统来说,旗籍作家老舍的出现更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从身世经历上来看,老舍晚于赵焕亭,早于王度庐,作家们早年的生活虽然都有广义上的北京旗人社会的濡染,但创作取径则明显不同。作为新文学作家,老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长篇武侠小说创作。但是其很多作品不仅具有侠义因素,而且在一些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中武侠的文化因素还非常明显,从而使得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老舍对于旗人社会独特的武侠情结的迷恋。在老舍用自己世界性的眼光和启蒙观念对于这种武侠情结进行表达和审视的时候,也仍然能够让人感受到曾经的旗人社会和旗籍作家身份对其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从而使他与其他新文学作家在表现武侠这一内容的时候明显区别开来。此外,作为一个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旗籍作家,老舍对于武侠的表现和审视也成为其他旗籍武侠小说作家的一个非常富有意味的比衬。
       相较于主要功能为消遣娱乐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中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文学作为知识精英文学往往有着很大的不同。面对着国家在世界发展潮流中落伍的现实,面对着国民所受到的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深重束缚,有着广阔的世界视野的新文学作家往往都有着强烈的启蒙情怀,他们以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民主和科学观念为指导,力图使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引导国民前途的灯火”,有着强烈的“感时忧国”之思。不过,虽然作家们以新的现代人的思想观念来观照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现实人生,但是作为中国作家,他们显然没有也不可能与传统彻底决裂。就中国广义的侠义传统和游侠精神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人物和事迹,中国社会侠义文化传统中遗传下来的在他们看来是正面价值的东西,仍然为作家提供着写作资源和写作动力。因此说一些新文学作家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侠义情结”也并不为过,虽然20世纪30年代前后,由于武侠小说的“泛滥”,也有不少新文学的理论家和一些作家(尤其包括一些通俗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创作中的“武侠梦”进行了批评和反思。
       鲁迅的杂文和小说中一方面表现出对于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的奴才意识的强烈批判倾向,批判其侠义人格的堕落,要立人,人要成为具有现代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另一方面以小说《铸剑》为代表,则又主张发扬本源色彩的侠义精神,因此表现出具有无所旁顾而决意反抗专制的强烈斗争倾向。为了实现复仇的眉间尺割下自己的头给了黑色人,机智的黑色人借献刺客之头得以接近大王并割下大王之头,实现了眉间尺向专制暴君复仇的愿望。不仅如此,黑色人后又割下自己的头颅,落头于鼎镬中继续反抗国王之头对眉间尺之头的咬啮,具有对于暴君的专制统治的彻底的反抗精神和毫不妥协、不留丝毫余地的斗争意志。作品所张扬的是“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大无畏气概。而这种大无畏气概也终于会对“庸众”之于王权的膜拜心理有改变的效果,哪怕这个效果并不那么尽如人意。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借助历史上的刺客故事强调的是叛逆精神,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剧则“失事求似”,借古讽今,发扬侠义精神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具有明显的党派政治色彩。沈从文在自己的散文和小说中书写湘西的游侠精神,是为了与都市人生的灰暗与病态相对照,肯定的是其原始、朴野中人性的健全和富于生命活力的一面。
       总的来看,老舍的独特性在于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深受旗人社会市井侠义文化濡润的作家,老舍在自己的新文学创作中,明显具有“好侠、尚侠、慕侠、效侠的心理印记”。面对清朝覆亡后变乱的国内政局和城市小市民庸懦的日常人生,作家高扬这种侠义精神,通过塑造一些侠客般的人物来惩罚恶人,以其为作品中善恶矛盾之终解决的手段。第二,是作家的侠义情结中表现出道德化的“国家至上”的特征,面对外国的侵略,作家心中被激发出侠义情怀。虽然侠义人物反抗国内政治专制压迫和反抗外来侵略往往扭结在一起,但是反抗外来侵略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作家所要极力表达的是对这种市井侠义传统进行精神启蒙和精神再造,因为那是抵御外侮的可以引导的“民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则是基于自己的世界视野,超越现实政治,通过对在历史转折时期市井侠义人物的生活境遇和内心矛盾的审视,对于与中国的武艺相联结的侠义文化的世界价值进行重估,并因此显示了作家深切的文化关怀和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良苦用心。而就更接近作为一个类型的武侠小说创作而言,后两者无疑更显示了老舍在侠义内容表现上的思想高度和文学境界。
      ……
       不同于其他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虽然从鸦片战争爆发开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的以自我王朝为中心的天下观已经逐步走向瓦解,但是作家们不仅将自己的侠义小说中人物行侠的地理范围阈限在中国皇朝的地理范围之内,而且作家心目中的地理范围也仍然往往将世界中的其他国家排除在外,老舍在写这些与武侠有关的作品的时候,心中则始终装着那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的野蛮”的中国以外的世界。对于其他旗籍作家的通俗武侠小说创作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其更具有通俗文学的消遣娱乐特点,加上一些作家所具有的谋生的压力,以及纯粹的武侠小说文体类型如古代世界、使用冷兵器以武行侠等要素的约制,虽然作家们在思想观念上也明显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但还是要保证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这一文类与读者之间的默契。
       老舍作为新文学作家,虽然写的同样是发生在中国的武侠故事,但心目中的世界范围无疑是大大地扩大了。而且作家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发生变局的时代,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仅东西方文明发生着严重而残酷的碰撞,而且反清的革命也开始风起云涌,并愈演愈烈。深受旗人社会的侠义风尚影响并自己也习武练拳的这位旗籍作家,当其将目光投注在此时那些市井武师、镖师等具有侠义风概的人物身上时,一方面关注其经济状况上的困窘,另一方面则更关注其精神上的痛苦。因为在“火车、快枪、通商和恐怖”的时代,武师的社会生活命运在经受着严峻的挑战,与武师相联结的中华武术文化、武术道德文化也在经受着存亡绝续的考验。而且在作家看来,那些旧式的精英知识者已经不能对他们起到引领作用,只有那些新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才能引导他们走出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局,并进而引导他们将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加以延续和发展。
      ……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旗籍作家,老舍的创作明显具有其所从出的旗人社会的侠义情结所给予他的影响,其作品中时有这种侠义情结的闪现。而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老舍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方面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新文学作家对于中国古典侠义精神的理解,另一方面老舍更以自己宽阔的世界视野和同样富于力度的启蒙精神对于与真正的武艺相伴随的中国侠义文化精神进行了不乏深刻的审视。老舍既高扬其所具有的抵抗外侮、建构民族文化身份和丰富世界文化价值建构的正面价值,同时也对在历史变局时代承载着这种侠义文化精神的市井镖师、拳师思想上的保守、落后和蒙昧色彩进行了清醒的审视,并进而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进行发展性继承、创造性转化的深切愿望。

       
       
       
       

      商品简介

      武侠小说,尤其是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独特类型的长篇武侠小说,到清代开始定型,并在民国时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1949年以后这一创作类型在中国内地(大陆)出现了消歇,而在港台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极富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意味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改革开放后,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传播到内地(大陆),在中国内地(大陆)甚至形成了一股武侠小说阅读热。
       由于时代变迁和族群文化渐行渐远,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的族群文化独特性隐而不彰。作者通过扎实的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文史互证,紧紧围绕“旗籍身份”和“侠义精神”这两个核心概念,将石玉昆、文康、赵焕亭、王度庐、老舍等旗籍作家及其武侠小说作品作为案例来剖析,从族群文化的新颖角度对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进行了审视。将文学主题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解读有机地结合起来,围绕旗籍作家这一特殊创作群体如何在民族融合中理解历史、展示清朝社会规定、迎合或揣摩读者心理以及塑造侠客形象的主旨主线,深入挖掘出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所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独特性的多种维度,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史中武侠文类的丰富性乃至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复杂表现形态,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
       张书杰,1969年生,辽宁省凌源市人,文学博士,副教授。1994年至今,一直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汉语学院从事汉语、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间曾赴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高等教育中心任教。学术兼职为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在《民族文学研究》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

      目录
      绪论/1

      第一节身份独特的武侠小说创作群体——本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可行性/3

      第二节在多重理论视野的观照下——本论题的相关研究/13

      第三节说“旗籍身份”谈“侠义精神”——关于本书两个核心概念的说明/52

      第一章具有族群自觉的政治历史意识/61

      第一节衰世中对盛世时光的怀恋与依托/64

      第二节民国乱象中对前朝光荣历史的维护与批判性反思/79

      第三节沦陷中的历史突围和光复后的现实皈依/96

      第四节世界视野与启蒙观念对侠义人生的烛照/111

      本章小结/125

      第二章法律、秩序观念与族群文化潜意识的互渗/127

      第一节旗人作为特殊人群的法律意识和秩序观念/131

      第二节侠客出身的清白化和知识化/135

      第三节行侠对于法律的认知、尊重和顾忌/149

      第四节法律、秩序观念与族群文化心理的另一种特殊纠结/162

      本章小结/182

      第三章“仕”与“隐”的双重人生价值选择/185

      第一节“仕”与“隐”的价值观念对旗籍文人的影响/187

      第二节在“仕”与“隐”的张力场中拓展侠义人生的精神空间/197

      第三节侠隐的自由追求及其限度/227

      本章小结/232

      第四章隐含着“关帝情结”的侠客情义/235

      第一节旗人社会特出的“关帝情结”/237

      第二节“关帝情结”下侠客情义超越性的审美向度/244

      第三节“关帝情结”对侠客情义的规范和对侠义人生的压抑/252

      本章小结/257

      第五章乡土情结与京旗市井原侠精神的交融/259

      第一节旗籍武侠小说作家复杂而特殊的乡土情结/262

      第二节在京师市井侠义传统的采择中写出原侠的活力/268

      第三节在旗人社会市井侠义传统的采择中写出反抗/283

      本章小结/294

      第六章侠义精神中的女尊观念/297

      第一节旗人社会的尊女传统/300

      第二节男侠之于女性的责任和女侠形象的多重、多维建构/307

      第三节旗籍作家对于女性地位和角色的另一种审视/342

      本章小结/365

      结语/367

      参考文献/375

      致谢/385

      后记/388


      内容摘要
      武侠小说,尤其是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独特类型的长篇武侠小说,到清代开始定型,并在民国时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1949年以后这一创作类型在中国内地(大陆)出现了消歇,而在港台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极富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意味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改革开放后,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传播到内地(大陆),在中国内地(大陆)甚至形成了一股武侠小说阅读热。    由于时代变迁和族群文化渐行渐远,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的族群文化独特性隐而不彰。作者通过扎实的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文史互证,紧紧围绕“旗籍身份”和“侠义精神”这两个核心概念,将石玉昆、文康、赵焕亭、王度庐、老舍等旗籍作家及其武侠小说作品作为案例来剖析,从族群文化的新颖角度对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进行了审视。将文学主题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解读有机地结合起来,围绕旗籍作家这一特殊创作群体如何在民族融合中理解历史、展示清朝社会规定、迎合或揣摩读者心理以及塑造侠客形象的主旨主线,深入挖掘出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所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独特性的多种维度,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史中武侠文类的丰富性乃至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复杂表现形态,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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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独特的武侠小说创作群体——石玉昆·文康·赵焕亭·王度庐·老舍——在多重理论视野的观照下——启蒙叙事·通俗文学·民族文学——说“旗籍身份”谈“侠义精神”——前世今生·前因后果·侠之起源·侠客形象-----------------------------------------------------------------            §政治历史意识§            §法律秩序观念§            §仕隐双重选择§            §隐含关帝情结§            §特殊乡土情结§            §市井原侠精神§            §女尊文化观念§-------------------------------------------------------------------------------------------------------中国悠久曲折而波澜迭起的历史长河中,清朝因八旗制度的存在在多民族成分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或者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旗人文化和旗人文学。旗籍作家的出现是从清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旗人的族群文化即便在清朝统治结束以后,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继而影响旗籍作家的文学创作。本书作者把清代尤其是晚清文学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并尽力打通两者之间的壁垒,在中华文化承传的广阔文化视野中将清代到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钩稽出来,并将旗籍作家作为一个独特群体进行整体研究,通过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这一视角,深化了对武侠小说这一创作类型价值内涵丰富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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