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三）改革开放口述史曲青山, 吴德刚主编978730027406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0-01普通图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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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曲青山, 吴德刚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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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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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027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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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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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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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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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027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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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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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168.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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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本书精选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各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 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 通过对王茂林、于幼军、杨汝岱、孙英等数十位省部级老领导、老同志进行访谈, 以口述史的形式, 展现改革开放40年中地方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 全面回顾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事件的经过。内容涉及陕西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重庆计划单列往事、四川改革开放的起步与扶贫工作、玉树灾后重建、凤阳大包干等。
内容摘要
本书精选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通过对王茂林、于幼军、杨汝岱、孙英等数十位省部级老
领导、老同志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形式，展现改革开放40年中地方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全面回顾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事件的经过。
精彩内容
创安定团结局面，促改革开放大业——主政山西期间的若干回忆李立功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先后找我谈话，提出要我回山西工作。
当时，我对到山西工作有顾虑，并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说：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但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乱，我是山西人，在山西有不少熟人，回山西恐怕不好办。胡耀邦对我说：找来找去还是你去山西合适，因为你对山西熟悉，“文化大革命”时你又不在山西，不论这一派那一派，你都没有介入，好处理问题。他还说：霍士廉、罗贵波同志年龄都大了，你身强力壮，对山西熟悉，了解情况容易，你去比较合适。他还让我再找宋任穷、万里谈一谈。宋任穷、万里与我谈话的内容同胡耀邦谈话的精神一样，并明确告诉我回到山西之后任省委常务书记，霍士廉任第一书记，罗贵波任第二书记，要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先过渡一下，将来接班。还嘱咐要
我回去之后，先抓一下落实政策的工作。中央的信任和支持，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消除了我的顾虑，我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回到山西后努力工作。1981年5月21日，中央决定任命我为省委常务书记。1983年3月，中央又决定由我接替霍士廉同志，任省委书记（不再设第一书记）。1991年3月5日，王茂林同志当选为山西省委书记，我改任省顾委主任。
消除派性，为改革开放清障（一）消除派性，重中之重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要求，首要的任务是尽快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我回山西之前，霍士廉、罗贵波等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山西的工作重心还没有完全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工作也遇到了不少阻力。这阻力不是别的，主要是派性在作怪。我回山西后的第一个突出感觉，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遗风、派性十分顽固，不仅在群众中派性仍然存在，而且在省委和一些地、市委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一些人受派性影响很深。特别是在研究落实政策、清查善终、平反冤假错案、人事安排等关于人的问题时，对立的情绪很快就冒出来了，大家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各有各的一套理论，有些观点简直是水火不能相容。而领导班子内的这种分歧和对立，与省直机关及各地、市都有联系，上边一开会，下边马上就知道了详细情况，随之引起了下边的分歧和对立。1981年8月13日到17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来山西视察工作，他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做重要讲话，严厉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山西干部队伍中当前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团结不够亲密，不够坚强。换句话说，疙瘩还相当多、相当大、
相当紧。”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特别强调，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错了，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凡是被斗错了的同志，不能赌气，不能凭意气办事；改变了工作岗位的同志，应当高高兴兴到基层补课，不能跟组织顶牛，任何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明确的立场；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我意识到，山西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不消除派性，不加强团结，那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消除派性、增强团结，是山西工作重心转移的当务之急。
山西的派性斗争，从根本上讲，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特殊的政治斗争的产物，它首先是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制造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多次直接插手山西，使山西两派的斗争屡禁不止。从实质上讲，突出地表现在对权力的争夺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江青就支持省委、省人委领导班子中的几个人夺山西省委、省人委的权；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又今天点这个人的名，明天点那个人的名，利用造反组织相互争斗，肆意制造混乱。而群众组织中的一些派性头头，又在领导班子中寻找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又反过来利用造反派保护自己、
扩充势力，从而形成了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中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而且这种派性斗争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反复的次数比较多，所以疙瘩越结越多、越结越大、越结越紧。据我回到山西后的观察，在省委领导班子中，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仍在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干部的认识和使用上。受派性影响严重的一些领导
同志，对干部的观察，往往漠视客观事实，不顾党的德才兼备、公道正派、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以派性标准代替一切。
由此，我深深感到必须坚决消除派性，增强团结，这个问题不解决，山西的工作重心要想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把消除派性、增强团结、保证社会安定，作为山西改革开放的“前期工程”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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