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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人间清醒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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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756994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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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分类:
      文学
      货号:
      31991420
      商品描述:
      精彩内容
      游于艺:做个闲人——余光中的散文样章:另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的小说名著《城南旧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所谓城南,是指北京的南城。那故事温馨而亲切,令人生怀古的清愁,广受读者喜爱。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另有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自己未写,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却在台北。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六○年代之初。我在“联副”经常发表诗文,应该始于一九六一,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
      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我还在“联副”刊登了长篇的译文,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书袋》和《生活》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缪斯在意大利》,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先进,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另一方面,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昵呼“海音姐”或“林大姐”,又觉得有点俗气。同样的,我也不喜欢叫什么“夏菁兄”或“望尧兄”。叫“海音女士”吧,又太做作了。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所以祖美、祖丽、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倒真像一群大姐姐。她们玩得很高兴,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也因为我家的四珊,不瞒你说,实在很乖。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又是男生,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
      不过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说京片子,更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Zh、Ch不卷,Sh、S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道地,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至少就包括潘垒、黄用、王文兴与“蓝星”的众多诗人。巷腰曾经有《新生报》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学》杂志的刘守宜、吴鲁芹、夏济安也履印交叠。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来按电铃。
      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一九七四年起,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湾,却来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厦门街早已无家可归。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聚,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女主人天生丽质的音色,流利而且透彻,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却为一屋的笑语定调,成为众客共享的耳福。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往往最后出场,比起女主人来也“低调”多了。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而且决定得很快,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宽厚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于永恒。她的摄影不但称职,而且负责。许多朋友风云际会,当场拍了无数照片,事后船过无纹,或是终于一叠寄来,却曝光过度,形同游魂,或阴影深重,疑是卫夫人的墨猪,总之不值得保存,却也不忍心就丢掉。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而且冲得快,不久就收到了,令朋友惊喜加上感佩。 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在小鸟与青蛙之外,更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殊,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总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头。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这位美女主编,不,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联副”,继而将之发表于《纯文学》月刊,最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我的文集《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诗集《在冷战的年代》,论集《分水岭上》都在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书,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由作者末校。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一切都不用操心,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际,发现封面雅致大方,内文排印悦目,错字几乎绝迹,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那个年代书市兴旺,这大本书销路不恶,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
      “纯文学出版社”经营了廿七年,不幸在一九九五年结束。在出版社同人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挥若定,表现出“时穷节乃见”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毅然决然,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又不辞辛劳,一箱一箱,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这样的豪爽果断,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堪称出版业的典范。当前的出版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
      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祖丽参与社务,不但为母亲分劳,而且笔耕勤快,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纯文学丛书”。出版社曲终人散,虽然功在文坛,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不但文坛推重,友情丰收,而且家庭幸福,亲情洋溢。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牵手”,走完全程。而在她文学成就的顶峰,《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赢得多次影展大奖,又译成三种外文,制成绘图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我致辞说:“林海音岂止是常青树,她简直是常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荫深原是填表的时代,从出生证明到死亡证书,一个人一辈子要填的表,叠起来不会薄于一部大字典。除非你住在乌托邦,表是非填不可的。于是“永久地址”栏下,我暂且填上“台北市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这一暂且,就暂且了二十多年,比起许多永久来,还永久得多。 正如路是人走出来的,地址,也是人住出来的。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经自命为半个江南人,四川人,现在,有谁称我为台北人,我一定欣然接受,引以为荣。有那么一座城,多少熟悉的面孔,由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同事、学生所组成。你的粉笔灰成雨,落湿了多少讲台,你的蓝墨水成渠,灌溉了多少亩报刊。四个女孩都生在那城里,母亲的慈骨埋在近郊,父亲和岳母皆成了常青的乔木,植物一般植根在那条巷里。有那么一座城,锦盒一般珍藏着你半生的脚印和指纹,光荣和愤怒,温柔和伤心,珍藏着你一颗颗一粒粒不朽的记忆。家,便是那么一座城。 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在和母体土接壤连的一角小半岛上,隔着南海的青烟蓝水,竟然转头东望,思念的,是二十多年来餐我以蓬莱的蓬莱岛城。我的阳台向北,当然,也尽多北望的黄昏。从对河来客的口中,听到的种种切切,陌生的、严厉的、迷惑的、伤感的,几已难认后土的慈颜,唉,久已难认。正如贾岛的七绝所言: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如果十霜已足成故乡,则我的二十霜啊多情又何逊唐朝一孤僧? 未回台北,忽焉又一年有半了。一小时的飞程,隔水原同比邻,但一道海关多重表格横在中间,便感烟波之阔了。愿台北长大长壮但不要长得太快,愿我记忆中的岛城在开路机、铲土机的挺进下保留一角半隅的旧区,让我循那些曲折而玄秘的窄弄幽巷步入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下次见面时,愿相看妩媚如昔,城如此,唉,人亦如此。
      祖籍闽南,说来也巧,偌大一座台北城,二十多年来只住过两条闽南风味的小街:同安街和厦门街。同安街只住了两年半,后来的二十四年就一直住在厦门街。如果台北是我的“家城”(英文有这种说法),厦门街就是我的“家街”了。这家,是住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八千多个日子,二十几番夏至和秋分,即使是一片沙漠,也早已住成家了。多少篇诗和散文,多少部书,都是在临巷的那个窗口,披一身重重叠叠深深浅浅的绿荫,吟哦而成。我的作品既在那一带的巷间孕化而成,那条小街、那些曲巷也不时浮现在我的字里行间,成为现代文学里的一个地理名词。萤塘里、网溪里,久已育我以灵感,希望掌管那一带的地灵土仙能知晓,我的灵感也荣耀过他们。厦门街的名字,在我的香港读者之间,也不算陌生。 有意无意之间,在台北,总觉得自己是“城南人”,不但住在城南,工作也在城南。最具规模的三座学府全在城南,甚至南郊;北起丽水街,南迄指南山麓,我的黄金岁月都挥霍在其中。思潮文风,在杜鹃花簇的迷锦炫绣间起伏回荡。当时年少,餍过多少稚美的青睐青眼,西去取经,分不清,身是堂吉诃德或唐僧。对我而言,古亭区该是中国文化最高的地区,记忆也最密。即连那“家巷”的左邻右舍,前翁后媪,也在植物一般悠久而迟缓的默契里,相习相忘,相近相亲。出得巷去,左手是裁缝铺子、理发店、豆浆店,然后是电料行,右手是西药行、杂货店、花店、照相馆……闭着眼睛,我可以一家家数过去,梦游一般直数到汀州街口。前年夏天回台北,一天晚上,去巷口那家药行买药。胖胖的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招呼我,还是二十年来那一口潮州普通话。不见老板,我问她老板可好。“过身了——今年春天。”说着她眼睛一阵湿,便流下了泪来。我也为之黯然神伤,一时之间,不知怎么安慰才好,默默相对了片刻,也就走开了。回家的路上,我很是感动,心里满溢着温暖的乡情,一问一答之间,那妇人激动的表情,显示她已经把我当成了亲人。二十年来,我是她店里的常客,和她丈夫当然也是稔熟的。我更想起十八年前母亲去世,那时是她问我答,流泪的是我,嗫嚅相慰的是她。久邻为亲,那一切一切,城南人怎会忘记? 对我而言,城北是商业区,是新社区,无论它有多繁华,我的台北仍旧在城南。台北是愈长愈高了,长得好快,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城的东北,在松山机场那一带喊它。未来在召唤,好多城南人禁不起那诱惑,像何凡、林海音那一家,便迁去了城北,一窝蜂一窝鸟似的,住在高高的大公寓里,和下面的世界来往,完全靠按钮。等到高速公路打通,桃园的国际机场建好,大台北无阻的步伐,该又向西方迈进了。
      该来的,什么也挡不住。已去的,也无处可招魂。当最后一位按摩女的笛声隐隐,那一夜在巷底消逝,有一个时代便随她去了。留下的是古色的月光,情人、诗人的月光,仍祟着城南那一带的灰瓦屋、矮围墙、弯弯绕绕的斜街窄巷。以南方为名的那些街道——晋江街、韶安街、金华街、云和街、泉州街、潮州街、温州街、青田街,当然,还有厦门街——全都有小巷纵横,奇径暗通,而门牌之纷乱,编号排次之无轨可循,使人逡巡其间,迷路时惶惑如智穷的白鼠,豁然时又自得如天才的侦探。几乎家家都有围墙,很少有巷子能一目了然,巷头固然望不见巷腰,到了巷腰,也往往看不出巷底要通往何处。那一盘盘交缠错综的羊肠迷宫,当时陷身其中,固曾苦于寻寻觅觅,但风晨雨夜,或是从奇幻的月光、婆娑的树影下走过,也赋予了我多少灵感。于今隔海想来,那些巷子在奥秘中寓有亲切,原是最耐人咀嚼的。黄昏的长巷里,家家围墙飘出的饭香,吟一首民谣在召归途的行人: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低回呢? 最耐人寻味的小巷,是从同安街向东北行,穿过南昌街后,通向罗斯福路的那一段。长只五六十码,狭处只容两辆脚踏车蠕行相交。上面晾着未干的衣裳,两旁总排着一些脚踏车、手推车,晒些家常腌味,最挤处还有些小孩子在嬉游。砖墙石壁半已剥蚀,颓败的纹理伸手可触。近罗斯福路出口处还有个小小的土地祠,简陋可笑的装饰也无损其香火不绝,供果长青。那恐怕是世界上最短最窄的一条陋巷了。从师大回家的途中,不记得已蜿穿过几千次了,对于我,那是世界上最滑稽、最迷人、最市井风的一段街景。电视天线接管了日窄的天空,古台北正在退缩。撼地压来的开路机啊,能绕道而行放过这几座历史的残堡吗? 在《蒲公英的岁》里,说过喜欢的是那岛,不是那城。台北啊,我怎能那样说,对你那样不公平?隔着南海的烟波,在香港的电视屏幕上,收看邻近都市的气象,首尔和东京之后总是台北,是阴是晴,是变冷是转热,是风前或雨后,都令我特别关心。台风自海上来,将掠台湾而西,扑向厦门和汕头,那气象报告员说;不然便是寒流凛凛自华中南下,气温要普遍下降,明天莫忘多加衣。只有在那一刹那,才恍觉这一切风云雨雾原本是一体,拆也拆不开的。 香港有一种常绿的树,黄花长叶,属刺槐科,据说是移植自台湾,叫“台湾相思”。那样美的名字,似乎是为我而取。
      日不落家1壹圆的旧港币上有一只雄狮,戴冕控球,姿态十分威 武。伊丽莎白二世在位,已经四十五年,恰与一世相等。 在两位伊丽莎白之间,“大英帝国”从起建到瓦解,凡历四百余年,与汉代相当。方其全盛,这帝国的属地藩邦、运河军港,遍布了水陆大球,天下四分,独占其一,为历来帝国之所未见,有“日不落国”之称。 而现在,“日不落国”将成为历史,代之而兴的乃是“日不落家”。 冷战时代过后,国际日趋开放,交流日见频繁,加以旅游便利,信息发达,这世界真要变成地球村了。于是同一家人辞乡背井,散落到海角天涯,昼夜颠倒,寒暑对照便成了“日不落家”。今年我们的四个女儿,两个在北美,两个在西欧,留下我们二老守在岛上。一家而五分,你醒我睡,不可同日而语,也成了“日不落家”。 幼女季珊留法五年,先在翁热修法文,后去巴黎读广告设计,点唇画眉,似乎沾上了一些高卢风味。我家英语程度不低,但家人的法语发音,常会遭她纠正。她善于学人口吻,并以滑稽的手势,常逗得母亲和姐姐们开心,轻则解颜,剧则捧腹。可以想见,她的笑话多半取自法国经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法国男人。马歇·马叟是她的偶像,害得她一度想学哑剧。不过她的设计也学得不赖,我译的王尔德喜剧《理想丈夫》,便是她做的封面。现在她?在加拿大,一个人孤悬在温哥华南郊,跟我们的时差是早八小时。 长女珊珊在堪萨斯修完艺术史后,就一直留在美国,做了长久的纽约客。大都会的艺馆画廊既多,展览又频,正可尽情饱赏。珊珊也没有闲着,远流版两巨册的《现代艺术理论》就是她公余、厨余的译绩。华人画家在东岸出画集,也屡次请她写序。看来我的“序灾”她也有份了,成了“家患”,虽然苦些,却非徒劳。她已经做了母亲,男孩四岁,女孩未满两岁。家教所及,那小男孩一面挥舞恐龙和电动神兵,一面却随口叫出凡·高和蒙娜丽莎的名字,把考古、科技、艺术合而为一,十足一个博闻强记的顽童。四姐妹中珊珊来得最 早,在生动的回忆里她是破天荒第一声婴啼,一婴开啼,众婴响应,带来了日后八根小辫子飞舞的热闹与繁 华。然而这些年来她离开我们也最久,而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也最不容易回中国台湾,所以只好安于“日不落家”,不便常回“娘家”了,她和幺妹之间隔了一整个美洲大陆,时差,又早了三个小时。 凌越淼淼的大西洋更往东去,五小时的时差,便到了莎士比亚所赞的故乡,“一块宝石镶嵌在银涛之上”。次女幼 珊在曼彻斯特大学专攻华兹华斯,正襟危坐,苦读的是诗翁浩繁的全集,逍遥汗漫,优游的也还是诗翁俯仰的湖区。 华兹华斯乃英国浪漫诗派的主峰,幼珊在柏克莱写硕士论文,仰攀的是这翠微,十年后径去华氏故乡,在曼城写博士论文,登临的仍是这雪顶,真可谓从一而缄。世上最亲近华氏的女子,当然是他的妹妹桃乐赛(DorothyWordsworth),其次呢,恐怕就轮到我家的二女儿了。 幼珊留英,将满三年,已经是一口不列颠腔。每逢朋友访英,她义不容辞,总得驾车载客去西北的坎布里亚,一览湖区绝色,简直成了华兹华斯的特勤导游。如 此贡献,只怕桃乐赛也无能为力吧。我常劝幼珊在撰正论之余,把她的英国经验,包括湖区的唯美之旅,一一 分题写成杂文小品,免得日后“留英”变成“留白”。她却惜墨如金,始缄不曾下笔,正如她的幺妹空将法国岁 月藏在心中。 幼珊虽然远在英国,今年却不显得怎么孤单,因为三妹佩珊正在比利时研究,见面不难,没有时差。我们的三女儿反应迅速,兴趣广泛,而且“见异思迁”:她拿的三个学位依次是历史学士、广告硕士、营销博士。所以我叫她作“柳三变”。在香港读中文大学的时候,她的钢琴演奏曾经考取八级,一度有意去美国主修音乐;后来又任《星岛日报》的文教记者。所以在餐桌上我常笑语家人:“记者面前,说话当心。”回中国台湾以后,佩珊一直在东海的企管系任教,这些年来,更把本行的名著三种译成中文,在“天下”“远流”出版。今年她去比利时做市场调查,范围兼及荷兰、英国。据我这做父亲的看来,她对消费的兴趣,不但是学术,也是癖好,尤其是对于精品。她的比利时之旅,不但饱览佛兰德名画,而且遍尝各种美酒,更远征土耳其,去清真寺仰听尖塔上悠扬的呼祷,想必是十分丰盛的经历。 2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这感觉,看电视上的气象报告最 为具体。中国台湾太热,温差又小,本地的气象报告不够生 动,所以爱看外地的冷暖,尤其是够酷的低温。每次播到大陆各地,我总是寻找沈阳和兰州。“哇!零下十二度耶!过瘾啊!”于是一整幅雪景当面掴来,觉得这世界还是多姿多彩的。 一家既五分,气候自然各殊。其实四个女儿都在寒带a,最北的曼彻斯特约当北纬五十三度又半,最南的纽约也还有四十一度,都属于高纬了。总而言之,四个女儿纬差虽达十二度,但气温大同,只得一个“冷”字。其中幼珊最 为怕冷,偏偏曼彻斯特严寒欺人,而读不完的华兹华斯又必须久坐苦读,难抵凛冽。对比之下,低纬二十二度半的高雄是暖得多了,即使嚷嚷寒流犯境,也不过等于英国的仲夏之夜,得盖被窝。 黄昏,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时辰,气象报告总是由近而远,缄于播到了北美与西欧,把我们的关爱带到高纬,向陌生又亲切的都市聚焦。陌生,因为是寒带。亲切,因为是我们的孩子所在。 “温哥华还在零下!”“暴风雪袭击纽约,机场关闭!”“伦敦都这么冷了,曼彻斯特更不得了!”“布鲁塞尔呢,也差不多吧?”坐在热带b的凉椅上看海外的气象,我们总这么大惊小怪,并不是因为没有见识过冰雪,或是孩子们还在稚龄,不知保暖,更不是因为那些国家太简陋,难以御寒。只因为父母老了,念女情深,在记忆的深处,梦的焦点,在见 不得光的潜意识底层,女儿的神情笑貌仍似往昔,永远珍藏在娇憨的稚岁,童真的幼龄—所以天冷了,就得为她们加衣,天黑了,就等待她们一一回来,向热腾腾的晚餐,向餐桌顶上金黄的吊灯报到,才能众辫聚首,众瓣围葩,??成一朵烘闹的向日葵。每当我眷顾往昔,年轻的幸福感就在这一景停格。 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话时代,将信将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难考古。错过了自己的童年,还有第二次机会,那便是自己子女的童年。年轻爸爸的幸福感,大概仅次于年轻妈妈了。在厦门街绿荫深邃的巷子里,我曾是这么一个顾盼自得的年轻爸爸,四个女婴先后裹着奶香的襁褓,投进我喜悦的怀抱。黑白分明,新造的灵瞳灼灼向我转来,定睛在我脸上,不移也不眨,凝神认真 地读我,似乎有一点困惑。 “好像不是那个(妈妈)呢,这个(男人)。”她用超语言的混沌意识在说我,而我,更逼近她的脸庞,用超语言的笑容向她示意“我不是别人,是你爸爸,爱你,也许比不上你妈妈那么周到,但不会比她较少。”她用超经验的直觉将我的笑容解码,于是学起我来,忽然也笑了。这是父女间第一次相视而笑,像风吹水绽,自成涟漪,却不落言筌,不留痕迹。 为了女婴灵秀可爱,幼稚可哂,我们笑。受了我们笑容的启示,笑声的鼓舞,女婴也笑了。女婴一笑,我们以笑回答。女婴一哭,我们笑得更多。女婴刚会起立,我们用笑勉励。她又跌坐在地,我们用笑安抚。四个女婴马戏团一般相继翻筋斗来投我家,然后是带爬、 带跌、带摇、带晃,扑进我们张迎的怀里—她们的童年是我们的“笑季”。 为了逗她们笑,我们做鬼脸。为了教她们牙牙学语,我们自己先儿语牙牙:“这是豆豆,那是饼饼,虫虫虫虫飞!”成人之间不屑也不敢的幼稚口吻、离奇动作,我们在孩子面前,特权似的,却可以完全解放,尽情表演。在孩子的真童年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假童年,乡愁一般再过一次小时候,管它是真是假,是一半还是完全。 快乐的童年是双全的互惠:一方面孩子长大了,孺慕儿时的亲恩;另一方面父母老了,眷念子女的儿时。因为父母与稚儿之间的亲情,最原始、最纯粹、最强烈,印象最久也最深沉,虽经万劫亦不可磨灭。坐在电视机前,看气象而念四女,心底浮现的常是她们孩时,仰面伸手,依依求抱的憨态,只因那形象最萦我心。 最萦我心的是第一个长夏,珊珊卧在白纱帐里,任我把摇篮摇来摇去,乌眸灼灼仍对我仰视,窗外一巷的蝉嘶。是幼珊从躺床洞孔倒爬了出来,在地上颤颤昂头像一 只小胖兽,令众人大吃一惊,又哄然失笑。是带佩珊去看电影,她水亮的眼珠在暗中转动,闪着银幕的反光,神情那样紧张而专注,小手微汗在我的手里。是季珊小时候怕打雷和鞭炮,巨响一迸发就把哭声埋进婆婆的怀里,呜咽久之。
      不知道她们的母亲,记忆中是怎样为每一个女孩的初貌取景造形。也许是太密太繁了,不一而足,甚至要远溯到成形以前,不是形象,而是触觉,是胎里的颠倒蜷伏,手撑脚踢。 当一切追溯到源头,混沌初开,女婴的生命起自父精巧遇到母卵,正是所有爱情故事的雏形。从父体出发长征 的,万头攒动,是适者得岸的蝌蚪宝宝,只有幸运的一头被母岛接纳。于是母女同体的十月因缘奇妙地开始。母亲把女婴安顿在子宫,用胚胎喂她,羊水护她,用脐带的专线跟她神秘地通话,给她暧昧的超安全感,更赋她心跳、 脉搏与血型,直到大头蝌蚪变成了大头宝宝,大头朝下,抱臂交股,蜷成一团,准备向生之窄门拥挤顶撞,破母体而出,而且鼓动肺叶,用尚未吃奶的气力、嗓音惊天地而动鬼神,又像对母体告别,又像对母亲报到,洪亮的一声啼哭:“我来了!”3母亲的恩情早在孩子会呼吸以前就开始。所以中国人计算年龄,是从成孕数起。那原始的十个月,虽然眼睛都还未睁开,已经样样向母亲索取,负欠太多。等到降世那天,同命必须分体,更要断然破胎、截然开骨,在剧烈加速的阵痛之中,挣扎着,夺门而出。生日蛋糕之甜,烛火之亮,是用母难之血来偿付的。但生产之大劫不过是母爱的开始,日后母亲的辛勤照顾,从抱到背,从扶到推,从拉拔到提掖,字典上凡是手字部的操劳,哪一样没有做过? 《蓼莪》篇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其实肌肤之亲、 操劳之勤,母亲远多于父亲。所以《蓼莪》又说:“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其中所言,多为母恩。“出入腹我”一句形容母不离子,最为传神,动物之中恐怕只有袋鼠家庭胜过人伦了。 从前是四个女儿常在身边,顾之复之,出入腹之。我存肌肤白皙,四女多得遗传,所以她们小时我戏呼之为“一 窝小白鼠”。在丹佛时,长途旅行,一窝小白鼠全在我家车上,坐满后排。那情景,又像是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只篮里。我手握驾驶盘,不免倍加小心,但是全家同游,美景共享,却也心满意足。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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