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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画中国文人画五(典藏版) 9787301297957 (美)卜寿珊(Susan Bush) 著皮佳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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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卜寿珊(Susan Bush) 著皮佳佳译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1297957

出版时间: 2018-11
装帧: 精装
开本: 16开

作者: (美)卜寿珊(Susan Bush) 著皮佳佳译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1297957
出版时间: 2018-11

装帧: 精装
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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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我的求索

我有幸在2008年6月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这个位子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经历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经济体一样贫穷落后。1979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的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那时的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经济体还落后。当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地区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行的梦想是致力于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要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
中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17—18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它们拥有一部能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求得这部真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祖国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Summers，1994）。当时还有一个共识，渐进、双轨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中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Murphy et al.，1992；Sachs et al.，2000）。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的继续存在从而会伴随着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则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的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对那些仍然被认为是因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需要而必须存在的“先进产业”的考虑，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暗”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代价会更为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较之渐进、双轨的改革更为严重（Lin and Tan，199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将存在，总的来讲，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会更加严重（World Bank，2002）。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了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最糟糕的渐进、双轨的转型。那些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如六七十年代，且危机频仍（Easterly，2001）。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取得了政治独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的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便会出现停滞并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而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这种战略是错误的。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总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做决策，则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为了追赶发达经济体，也和中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经济体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

作者简介

卜寿珊，美国有名艺术史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中国文人画研究。她的主要著作还有与孟克文合著的《中国艺术理论》。

目录
中文版序言 / i
第一版序言 / ii
第二版序言 / iv
第一章　北宋 / 001
　　　　文人画的定义 / 004
　　　　宋及宋以前的再现观 / 023
　　　　诗画之较 / 034
第二章　北宋文人的观点 / 043
　　　　苏　轼 / 046
　　　　黄庭坚 / 064
　　　　董　逌 / 074
　　　　米芾和米友仁 / 095
　　　　《宣和画谱》 / 110
第三章　金和南宋 / 121
　　　　文人对中国南北方的影响 / 124
　　　　传统文人主题 / 144
　　　　赵希鹄 / 162
第四章　元 / 171
　　　　文人艺术理论 / 174
　　　　赵孟 / 179
　　　　汤　垕 / 186
　　　　吴　镇 / 191
　　　　倪　瓒 / 197
　　　　李衎和吴太素 / 206
第五章　明 / 213
　　　　艺术史的发端 / 216
　　　　南北宗 / 229
　　　　浙派与吴派 / 246
第六章　结　论 / 255
参考书目 / 265
后　记 / 274

内容摘要
本书是研究中国文人画的经典之作。
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还原了文人画的真实含义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文人画在北宋产生之时，主要指的并非是一种鲜明的绘画风格，而是士大夫阶层对自身创作活动的一种认同和期许，并以此和那些职业画家划清界限。
之后，经过南宋、元代、明代，文人画的概念不断变化发展，文人画与院画、画师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微妙。苏轼对于士人阶层的推崇，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中得到一种新的回响。
本书以纵横开合、明暗相照的叙述结构展开，切入中国画的生成原境，以广阔而宏大的历史视角、对思想体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细腻分析、饱含思辨力和理论穿透力的笔触，清晰呈现了中国文人画理论的生发、演变与成熟的发展全貌。
本书一经出版，在海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美国著名艺术史家谢伯轲、方闻、高居翰都曾引用其观点。本书成为海外美术史学生了解中国文人画理论的必读书。

主编推荐

《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典藏版）：近年艺术理论方面的畅销书，再出典藏版（布面、精装、四色）。
　　本书内有大量高清四色中国古画图片，是一本研究中国文人画的经典之作，也是了解中国文人画理论的必读书。
　　著名艺术史家高居翰、方闻、谢柏轲等人都对其褒赞。

精彩内容
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台*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些相对简单的定义。如青木正儿（AokiMasaru）主张文人画是业余艺术。像滕固在第一点中指出的那样，青木正儿关注画家的身份。高居翰详尽阐发了第二点，因为他关注文人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中有两个基本概念：1.一幅画表现出的品质主要由创作者的个人修养以及他所处的环境决定。
2.一幅画所表现的内容能够部分或全部地独立于其再现的内容。
高居翰定义的第一部分肯定是文人观点的核心所在。如高居翰所示，很早以来，中国的文学、书法、音乐等各类艺术形式就十分强调艺术家的修养。绘画在宋代被视为一种媒介，高尚的人通过它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然而，第二点却依据于一些可疑的解释，不适用于通常的宋代文人理论。高居翰发展的理论是，艺术家通过笔墨以及绘画本身来表达的是他的思想情感，而不是再现事物。然而，这种观点更适用于元代，因为元代作者把绘画只看作情感表现的途径。认为宋代评论家相信抽象形式本身的表现力，这个看法大可质疑。一般来说，他们认为艺术的基本功能还是再现。这个问题后面还将深入讨论。
以上三类定义中的第一类，即滕固的概括对我们最有帮助。他的三个定义的排列顺序将文人画进化的阶段显示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文人作画始于汉代，到了唐代，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跻身仕途，所以张彦远说只有贤人高士才能成为优秀画家。一些为后世文人艺术家采纳的题材也产生于这一时期，比如关于田园的诗意表达，像王维（699—759）的《辋川图》，还有张璪的水墨树石。唐代官员和画工在题材风格方面还没有明显分化。文人艺术理论出现于宋代，它反映出向一种新的绘画形式的转化，但还没有从风格上进行定义。文人画家此刻意识到了他们作为精英群体应起的作用，他们倡导的艺术与诗歌和书法紧密相关。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具有共同艺术目标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处理的是不同的题材，以不同的风格作画，其中某些风格直接源于早期的传统。当然，他们的作品被后世的文人画家奉为圭臬，最终一些特殊的绘画类型被视为文人题材。然而，在山水画领域，这一观点到明代才确定下来。那时，文人们追忆元代大师的成就，开始用风格术语来定义文人画。因而我们关注到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首先在某一社会阶层里进行实践，继而缓慢进化为一种风格传统。既然艺术家的地位很早就是重要的事情，文人绘画的概念为何不早不晚恰恰出现在宋代呢？
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台北*宫博物院在中国，一个有抱负的人想要成就功名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出仕做官，随之而来的就是特权和威望。封建世袭贵族在唐代仍强而有力，官员一般都出自名门望族。直到宋代，士人阶层才第一次获得社会权力，他们可以单凭功绩得到高位。这个时代，科举定期举行，有才干的人常以此获得官爵。宋初重臣如赵普（916—992）、吕蒙正（卒于1011年）均出身布衣，11世纪文坛泰斗欧阳修（1007—1072）起于寒门。此时的高官往往是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一种道德严肃性弥散到所有文化形式之中。宋代的士大夫形成了功勋卓著的显贵集团，它和唐代的世袭贵族统治大相径庭。正是这些文人确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创造了新的散文、诗歌、书法风格。在这种氛围下，苏轼开始思考一种特殊类型的绘画——文人画，这并不足为奇。
11世纪晚期，一群著名的士大夫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是这一时期的诗坛领袖。他们俩也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只有米芾（1052—1105）和稍早时期的蔡襄（1012—1067）。这个以苏轼为中心的群体还包括三位著名画家，分别为文同（1019—1079）、李公麟（1049—1105）和驸马王诜（生卒年不详）。苏轼在这群人中最为重要，因为他身居高位，而且是保守派领袖之一，反对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的政策。苏轼天赋异禀，喜好结交朋友，他的人格也深远影响着他的朋友们，在热衷绘画创作和评论的文人中，他是核心人物。当他因为持保守政见遭贬时，他在逆境中的态度使他成为后人的榜样。就绘画而论，文同、李公麟和米芾的艺术也许比苏轼更胜一筹，然而正是苏轼的声望，使得其他文人迅速接受了文人艺术。纵观北宋时期，绘画一直是整个文人文化的一部分，不能与诗歌和书法分开。
从宏观角度看，11世纪末，所有的艺术呈现出一种类似的趣味：新型的诗歌、书法、绘画都是由同一群人，即苏轼和他的朋友们所开创的。在散文领域，欧阳修复兴了韩愈的古文风格，坚持古典式的朴素，并得到门生们的追随。在诗坛上，简朴的文辞一扫晚唐及宋初宫廷诗的绮靡之风。俗语也被采用了，如苏轼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镕化耳。”欧阳修的朋友梅尧臣致力将这种新的简朴之风运用在自己的诗里，他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这种平淡简朴绝不是枯燥，欧阳修评论梅诗时说：文辞愈清新，心意随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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