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宁县旧档 一份四页 油印 李俊民（1905～1994）马叙伦（1885－1970）吴有训（ 1897-1977）发布 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 关于文教工作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县长樊星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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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俊民 马叙伦 吴有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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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新中国 (1949-1955)
上书时间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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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相描述：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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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16开三页八开，包括1.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关于贯彻执行请示回报制度的决议。2.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指示 建立与加强全国教育工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3.互动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通知 转发中央教育部 建立与加强全国教育工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并补充规定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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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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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民（1905～1994），学名李守章，字俊民，女，汉族，生于江苏南通西亭镇，中共党员，著有小说集《跋涉的人们》等。
中文名 李俊民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目录
1 人物简介
2 人物履历
人物简介编辑
毕业于武昌国立大学。历任北方左联成员，教师，《联抗报》、《新通报》主编，中共华中地委宣传部部长，一分区文协主席，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名誉社长，新文艺出版社社长。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人物履历编辑
9岁入小学，13岁入省立第七中学，17岁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18岁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生会创办《文学周报》，任主编。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过湖北团刊《湖北青年》，参加湖北地下区委的《楚光日报》的编辑工作。1927年5月，任武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8月到上海，曾去南通女子师范作代课老师。1929年，去河南淮阴第二师范、北平翊敖女子中学、聊城第三师范、济南第一师范、山东高级中学任教，课余时间写作短篇小说，曾得到鲁迅的称赞。1930年9月，参加北方“左联”，任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1940年底，在南通创办《新通报》。任“联抗”部队副司令、紫石县县长、苏中第四军分区宣传部部长。苏中第九军分区副专员。建国后，1953年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同年底到上海，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社长。1958年，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按照南北两地分工原则，出版一批优秀古籍，又出版古代文史知识的读物，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古籍出版社。“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列为上海第一批打倒的对象之一，受到残酷的折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两三年内出版初重版古籍500余种。不仅出版著名的专家学者的著作，也出版中年专家学者的优秀著作。一贯重视学术著作的学术、编辑质量，使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书始终保持上乘的水平。1980年，他当选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1984年，因年老体衰，改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名誉社长。1994年6月29日在上海逝世。出版有《李俊民文集》。[1]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618059
1952年1月17日，苏北阜宁县县城，一场大雪似乎比往年来的更早些；可是参加县第三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的304名代表，心中都有一股暖流涌动着。5天的会议，除审议1951年下半年工作和提议案整理报告，讨论通过县政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决议案外点，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以民主选举的形式选出县人民政府的县长、副县长，这不仅是阜宁革命政权建立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县长，也是阜宁县建制以来的第一次。代表们受全县53万人民的委托，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感到责任重大和无比光荣。选举结果揭晓，樊星当选为县长，郑兴立当选为副县长。十分关注这次选举的盐城地委和阜宁县委负责同志和全体代表一道，向樊星表示热烈的祝贺。
当时新中国刚建立，尚未形成真正完善的人民民主制度。虽然阜宁县的革命政权一开始也通过投豆粒的方法以选举正副乡长来调整乡村干部，1951年先后在新沟、三灶、羊寨、罗桥、东益5个区9个乡镇进行民主建政试点工作，在一些乡已进行乡长选举，但县长这一级真枪实弹地用唱票来选举产生，不仅开天辟地第一回，而且在操作上颇有难度，要慎之又慎。因为县委、县政府正副职一直由上级任命，不满意可以随时调整，而由人民来选，是否能和上级的意图保持一致？1950年末，县长祁光亚调离，当时县政府领导配置都是一正一副，唯一的副县长郑兴立接替应是顺理成章。可是上级宣布还是县税务局局长的樊星任县长，尽管政界都认为樊星前途无量，迟早会走向县级领导，可是这次来之快，居然一个县局的局长越过副县长直接任县长还是令大家意外。
各位：回顾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也不难看出上级急用樊星的原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内的反动势力以为时机已到，乘机跳出来从事破坏捣乱，加上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期，“外要打仗、内要吃饭”，无论是政治和经济压力都是对新中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这非常时期，急需要有相当能力、魄力、得力的领导干部主政稳定大局。上级对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选用也是经过各方面权衡，以当地人出身为主，既熟悉各方面情况，有威信和号召力，便于组织发动群众，重要的是因为长期在当地工作，带出一支忠诚度高、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干部队伍。若单从樊星参加革命的时间来看并无优势，1940年10月黄克诚率八路军南下纵队解放阜宁，许多有志青年都参加了革命，樊星只不过是其中一员，但可贵在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实干，从一个普通的武工队员成长为乡指导员、区联防队队长、区长、区委书记，1948年调到县委工作，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县委委员。1950年5月，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县成立税务局，樊星又任首任局长，制定征收农业税，重点查处偷税漏税。上级在考查时，重点看中的是樊星的综合能力，既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考验，又有一定文化和经济工作水平，能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这次有些“出格”的人事任命，后来证明他们并未看错，而樊星用自己的实力没让上级失望。
1950年6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为实现国家帐政状况的基本好转，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1951年1月，樊星上任伊始，围绕着这三大任务展开工作；同年5月，阜宁县土地改革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县人民政府给农民颁布发了由县长樊星署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从此农民尝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甜果。1951年5月，为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为抢修废黄河堤险工段，阜宁县成立了由县长樊星为总队长的治淮总队，出动治淮民工9100人，参加县境内治理淮河工程（即废黄河）。1951年11月到1952年4月，全县又调集近万名民工，开挖苏北灌溉总渠阜宁县境段，仍由樊星任总指挥，县境段长度44.7公里，结果超额15万立方米完成任务。樊星亲临一线，吃住在工地，合理安排，精心指挥，各区乡分段包干，由于大家都知道樊星是干农活出身，不敢瞒报指标和工作量。樊星十分关心民工的生活，不但定期吃上猪肉，还放电影来慰问，那时几乎所有民工从未看过电影，而且放的都是苏联卫国战争片，一出现坦克和大炮的镜头，民工吓得就跑。这时樊星叫放映暂停，他走到台前，向大家介绍电影的原理知识（当过二年县委宣传部长，还算内行）。一位老民工回忆到：白天樊县长同我们干活，他挑泥的动作比我们还熟练，晚上请看电影，讲电影是怎么回事，那讲话的语调和神情，哪像堂堂的县长，就好像隔壁邻居来串门时讲外面的新鲜事那样，那时我们就想，这就是新社会啊！看不懂苏联电影，樊县长总要在放之前谈一段电影的大概内容。大家非常感动，只有共产党的县长才把我们当人看啊！镇压反革命运动，前几年曾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打击面太宽了，其实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正常进行，对那些罪大恶极、严重干忧危害社会稳定的敌对分子必须实施打击，重点是国民党拒不投降的残部、土匪恶霸、进行破坏捣乱危害社会安定的敌对分子。有一个例子，当年樊星打长工的东家，已被乡里以反革命罪上报，东家得知后找樊星求情饶命；樊星派秘书问明情况后说一句“会处理的”，那地主心里是七上八下，不知是死是活。各位：有人说他为什么不像现在贪官一样逃跑不是免于一死吗？那时情况是现在年轻人想像不到的，地主一般靠购买土地雇工种地为营生，其资产也就是房屋和土地及粮食，手中除金银外，很少有现金；土改后地主已成为无产者，他们手中既没钱，外出又无亲友投靠，再说阜宁水网密布，人们出行要么步行，要么乘船，要想逃很远很不容易，所以县里的地主大都情愿接受土改也无力出逃，这样至少保住一命。樊星的东家被乡里定为反革命上报也有理由，当年被你剥削的长工现在当了县长有生杀大权，杀你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翻身的体现。而樊星则在报来的卷宗上批示“此人无血债”而免他一死。事后樊星对亲友说：东家剥削我打过我骂过我，我批了那么多人死刑，杀他行不行？但要讲政策。后来每回樊星回家乡见到他打个招呼，从不握手和请他吃饭，这也是个原则问题。
樊星就任县长已有一年，全县的老百姓对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干的每件事，都是为群众所急需解决的实事，大事，深得民意和民心。因此，从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到第三届会议，都对县长樊星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阜宁县党史办的同志说：樊星就任县长时正是阜宁县建国以来最困难、最关键的时期，情况复杂，任务繁重，稍有不慎很难掌控局面，而樊星则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创造了几个第一：从县局局长直接提拔到县长，至今后无来者；第一个从第一届人代会任县长到第三届，历数人代会届数之最；民主选举出的第一任县长。是啊，群众的口碑是最好的评价，这次民主选举县长，可见上级也是对樊星的就任充满了信心，确保成功。
各位：樊星对阜宁的未来进行规划充满憧憬，因为他知道家乡十分贫困，急待改变落后面貌，不能让群众戳后背梁骨。当时干部想法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县委书记、县长，甚至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局长都明文要求由外地人担任，干不好一走了之；那时候县委书记、县长都以本地人为主（和樊星一起的县委书记祝斌也是阜宁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自己的命运和家乡父老捆绑在一起。就以樊星为例，他同爱人汤华都是阜宁人，家都在农村乡下，两家聚会坐下要有十来桌，上有父母甚至更长一辈，下有子女和亲友，如干不好，不仅上级要批评，亲友也会被乡亲们骂吧。樊星对自己的规划胸有成竹，生在阜宁，又打了十来年的游击，跑遍了全县三分之二的地方，什么季节该种什么，该收什么，哪些地方能种不能种，都一清二楚。自己又精通各种农活，对农民想法和做法都太熟悉了，这是他的一张牌，另一张牌是经过半年多的人事调整，他在县里地位日趋巩固。原来的副县长郑兴立已调到赣榆县了（后于1984年在县人大主任岗位上离休）提拔了周长华为自己的副手处理日常事务，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阜宁的未来发展。他预见到，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和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一场与大自然博斗、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战役将要打响。他手上有上面的两张牌，加上前面打完的“三大战役”作为基础，一个民安物盛的阜宁短则三年最迟五年将要实现，这样上对得起培养我的党组织，下对得起全县百姓和家人。10月下旬正是金秋收获的季节，樊星主持召开县政府组成人员会议，要求大家干好今年计划明年，随即脱稿慷慨激昂地畅谈自己的宏伟蓝图。这时，盐城地委组织部打来一个电话，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志向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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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的6月13日晨6时11分，父亲樊星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出身苏北阜宁县陈集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在家为长子，祖父樊正明为不吃没文化的亏，省吃俭用送他读私塾，他精通农活，又有些文化，常主持公道打抱不平，在当地颇有威信；1940年10月，黄克诚率八路军南下纵队解放了家乡，民运干部就住在我们家；父亲原就听说八路军、新四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现看到他们纪律严明，斗志昂扬，为群众谋利益，就积极介绍情况参加活动，民运干部也有意发展培养；1941年4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家乡的大地上坚持武装斗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1951年初父亲成为建国后家乡阜宁县第一任县长，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我时常遇到当年和父亲共事的老同志，都会聊一段他的往事；特别是厅人事处老处长讲的“鸭蛋”小故事，使我耳畔又响起父亲那浓浓老家口音．．．．．
“文革”前厅机关每周三下午是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每月最后一个学习日集中听形势报告；由于父亲分管人事教育、机关党委，只要不外出都由他来做；一次讲“最近国际形势比较紧张，约旦和以色列又发生战争”，台下一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听不懂父亲把约旦的“约”发成“ya"音的方言，在做记录时就画个“0”代替，成了“鸭蛋”和以色列发生战争。不久，老处长召集新来的大学生座谈进机关后的感想，这位就说“领导的方言有的听不懂，怕耽误工作”，还展示了那个“0”笔记，处长看了"哈哈”一笑：我们听了七、八年了！慢慢就会听懂的！父亲听说后也摇头笑道口音改不了喽！1963年，父亲去北京开会，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回来后向我们讲述当时的情景，并模仿毛主席的姿势和讲话：主席问：这是开的什么会啊？总理答;全国商业政治工作会议；我姐姐立即问毛主席讲的也是我们老家话吗？父亲光笑，母亲赶快“圆场”：你爸爸口音改不掉！其实父亲在工作中还是要求商业一线人员讲普通话并听懂方言，他主持全省商业系统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评定，把这作为指标之一。也许是“职业习惯”，1964年，省委派他去省政府驻沪办事处搞“四清”,上海的老战友尽地主之谊在家轮流宴请，父亲就观察那帮老战友是否听得懂上海话，回来跟我们神秘地说“发现了一个秘密，他们（老战友）讲话小孩子（子女）都听得懂，小孩子讲上海话他们也差不多明白。”母亲笑道“你自己还不一样！”
父亲虽1952年调离家乡，但一直心系那里的父老乡亲；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得知将有不少来自农村的代表参加，心里很高兴，特向大会接待组要来代表名录，那时客房没有电话，就一家家旅馆跑同老家代表见面并邀到家里吃饭，有时代表不在，父亲就写纸条留下家里电话交服务员转告；那几天我家天天欢聚，有的代表是当年参加开挖苏北灌溉总渠的民工，父亲那时是县长兼总指挥，于是感慨地说“老县长没忘我们。”这样家里粮票很快用完了，只得连续几天顿顿“传统食谱”---山芋干穇子粥。父亲对乡亲们有困难尽力相助，一天家里来了父子俩，儿子患精神病，以前也去南京精神病医院看过，效果不明显；父亲就带他们去精神病医院找院长，邀专家会诊，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终于治愈，回去三年后结婚生子。在这段时间他们吃住都在我家，病人时常吵闹甚至摔东西，父母为了不使我们反感，就说是亲戚,要我们喊“三爷”；后得知原是解放前曾和父亲一起为地主做长工时的“工友”；以后凡家乡农村来稍年长些的，父母都会要我们叫“爷”！
1971年11月，组织上安排父亲回老家阜宁安置，住在县城的县会议招待所；一天我们正要吃晚饭，来一对农村中年夫妻，父母不认识他们，男人自我介绍是某村的，父亲问有什么事？男人说今天到县医院查病，没赶上回去的车，我们在县城无亲无故，听村里老人说您老当年在我们那里打过游击，就来想过一宿；说着还递上医院的病情诊断书，父亲一看是“食管癌晚期”，估计他们不识字，就安慰道“有病要治呀！”又问了村里情况，男人都回答了，父亲觉得不假，于是招呼吃饭，母亲还用鸡蛋炒饭给女人吃；这时男人突然呕吐在家地上，母亲毫无怨言将秽物打扫干净；第二天一早还买好些烧饼油条给他们带着在路上吃。后我嫌家里有异味，父亲严肃地说：那里的群众当年为了我有的命都丢了，现在还欠人家人情呐！父亲在1976年金秋后写的回忆录有这么一段叙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和还乡团加紧对我们实施围剿，我带领的武工队只好各自为战，定期集中；一次几天没吃东西，实在饿极了到老乡家想搞点吃的，被一队敌人发现追了上来，心急敲开一老乡家门，里面大婶见我就指指屋后的草垛，我就跑过去扒开藏起来；不一会，敌人冲进来大声问把人藏哪里了？！大婶很镇定地说没得人来啊！敌人吼到要是找到了就叫你死！大婶说那你们找吧！敌人四处搜查，在草垛上用刺刀戳了几下没找到。大婶临危不惧，用自己的性命掩护了我。”每每读到于此，作为子女无不理解为什么父亲每次看见家乡乡亲视同亲人，他们有难时为什么要倾情相助；他是想用自己的全力回报百姓的养育救命之恩。
1971年冬，全家到老家安置好后，父亲就主动要求县委安排工作为家乡发展出力；县委以“没权限”婉拒了，后多次要求，县委决定请父亲任县农机厂“顾问”，当时县农机厂是全县最大的企业，毛主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因此在县里的位置举足轻重；父亲十分上心，经常去厂里了解情况，得知发展最大困难就是钢材短缺，决定外出利用自己人脉组织货源；他不顾患支气管扩张症、遇冷和疲劳就会大量咳血的危险，南下杭州、绍兴、上海，北上徐州、连云港疏通渠道，让农机厂和县物资局具体去操作。县肉联厂在建厂立项前由于邻地竞争可能被淘汰，父亲拿着县里的报告找当年省商业厅的老同事、时任省外贸局副局长的谢金声、老部下省食品公司经理钱平阐述家乡是生猪生产大县具有兴建肉联厂的优势，最终如愿以偿。县制药厂主要产品是蜂乳，父亲一看就说和江浦老山的相比有差距，你们应该去学习；厂长说以前去过，因是同行人家不接待；于是父亲写条子给老山林场制药厂（现南京老山药业）领导要求支持，对方才同意有所合作，对提高县药厂蜂乳的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文革”期间苏州不少干部下放至家乡县里落户，后落实政策有的安排当地工作，由于文化和水平存在差异，一些单位两地干部之间产生矛盾，而父亲的特殊身份成了双方倾诉的对象，有时一个单位中午苏州干部来，晚上老家干部也来；父亲本着促团结利工作的原则，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那时苏州干部普遍有一股“怨气”，父亲一是理解，二是疏导；听说苏州原副市长何希敬一家下放在农村，就主动托人请他夫妇俩到我家来吃饭，何希敬很感动，讲了句到这里是第一次被当地籍干部请吃饭；父亲趁机介绍老家县情和干部的长处，陪何来的苏州籍干部说“这些话由您说出来我们爱听。”何希敬恢复原职回苏州前特向父亲话别（没去县里领导那里可以理解），父亲意味深长地对他说“这里是你的第二故乡啊！”两人后还保持通信往来；父亲去世时他还特发来唁点表示哀悼。
1978年6月3日夜，父亲在南京家中突发脑溢血，我们急送省工人医院（现省人民医院），经多方治疗无效去世，终年62岁；6月19日在清凉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送了花圈，父亲的老首长、外经部副部长石林发来唁电，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执中参加了追悼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局局长季一先致悼词；家乡县委、县革会还用三米长的白布书写挽联悬挂在父亲遗像两侧：“忆往昔奋战盐阜出生入死立场坚定赤胆忠心干革命 惦同志功垂农商能上能下继续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挽联概括了父亲为革命奋斗的一生，能得到如此评价也应含笑九泉了；作为他的子女和我们的下一代要继承遗志，继续关注、支持家乡的发展，为把她建设得更加美好、实现高水平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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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网啦啦啦啦啦纺织女工火锅店第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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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位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