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的智库策源研究普通图书/教材教辅/教材/大学教材/计算机与互联网赵超阳魏俊峰等东方 978752071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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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超阳魏俊峰等
出版社: 东方
ISBN: 9787520717687

出版时间: 2021-03
装帧: 平装
开本: 16开

作者: 赵超阳魏俊峰等
出版社: 东方

ISBN: 9787520717687
出版时间: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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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超阳，男，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专业技术大校，主要从事国防科技管理和国防采办管理研究工作。公开出版《变革之路Ⅰ—美军装备采办管理重大改革与决策》《变革之路Ⅱ—美国国防科技管理改革与变迁》《跨越现实与未来的边界：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透视》等著作5部，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其余作者均为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美军人工智能发展背景及战略溯源
　　第一节　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军事影响
　　第二节　美军技术制胜偏好的逻辑延伸
　　第三节　美军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源流
第二章　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态势
　　第一节　美军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与政策
　　第二节　美军人工智能推进的组织与机构
　　第三节　美军人工智能布局的项目及应用
第三章　作为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重要策源的智库力量
　　第一节　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策源体系
　　第二节　智库是美军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策源力量
　　第三节　美军人工智能发展策源典型智库举要
第四章　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的议题设置智库推动
　　第一节　议题设置与智库推动
　　第二节　智库借助大众传媒推动议题设置
　　第三节　智库通过高热度研讨推动战略议题设置
　　第四节　人工智能战略议题形成与设置
第五章　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问题的智库研究与咨询
　　第一节　智库对美军人工智能与防务问题的研究项目
　　第二节　智库对美军人工智能与防务问题的研究内容
　　第三节　智库对美军人工智能与防务问题的咨询作证
第六章　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思想的人员传带和实现
　　第一节　基于人员传带的智库思想实现路径
　　第二节　基于“旋转门”的关键人物
　　第三节　基于多角色的研究团队和影响网络
第七章　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决策的智库评估与优化
　　第一节　政策评估与智库参与
　　第二节　智库关于美军人工智能发展决策评估及影响
　　第三节　兰德公司对美军人工智能态势评估示例
第八章　智库策源：从人工智能到技术优势塑造
　　第一节　塑造之源：概念与场景
　　第二节　制胜之策：抵消与发展
　　第三节　体制之变：调整与改革
第九章　美军技术优势塑造中的智库策源评析
　　第一节　突出背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影响
　　第二节　驱动因由：技术治理中的国家安全忧虑
　　第三节　策源机理：与决策链的嵌合与互动
　　第四节　深层网络：资本影响下的复杂利益传导
结　语
附　录

内容摘要
本书以影响未来战争形态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为背景，以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过程中的智库策源作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兰德公司、新美国安全中心等著名智库对美国国防部、美国国会的影响机制研究，详细剖析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过程中，智库对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发展问题的观察与研究，对政策议题的推动与设立，在议程进行中的咨询与作证，通过“旋转门”实现思想到政策的转换。从人工智能扩展到量子科技、5G、高超声速等领域的智库策源机制，并对智库在美军军事技术优势形成过程的特点规律和模型机理进行分析。最后，借鉴美国情况，为我国新型特色智库建设和国防科技战略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精彩内容
第二节　美军技术制胜偏好的逻辑延伸美军对人工智能的重视，既是对现有美国技术领先优势的重视和利用，从更深层次来看，也是美军技术至上、技术制胜传统思维偏好的传导和延伸。
实用主义和技术至上是美国人鲜明的性格特征。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它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以行动为中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它不是从事物的本质、原则出发看问题，而是只注重后果、收获、效果和事实。在美国，讲究实用、追求功效和利益已成为普遍的伦理。技术至上是实用主义的自然延伸，把技术作为实现目的的核心工具，不断提高技术在解决问题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自从建国以来，美国非常注重技术创造，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明确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保障”。由于商业创新对技术革新与发明的不断催化，美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技术至上逐步成为美国人坚定不移的信条。在军事领域，实用主义和技术至上集中体现在技术制胜，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军事技术，热衷研制新型武器装备，始终要保持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潜水艇、无线电通信等纷纷登上战争舞台，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美国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参战，但是从战争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军事机构，特别是海军完全相信现代技术在战争中的效力了。”美军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乃至后来的参战，美国全面动员国家资源，特别是科学技术资源，开发了许多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武器装备，包括雷达、喷气式飞机、原子弹等，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立了专司国防科研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动员了一大批科学家为政府服务，包括当时美国75%的一流物理学家和50%的一流化学家，帮助建立了辐射实验室、爆炸引信实验室、喷气推进实验室等许多大型实验室。原子弹前期的研制工作也由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负责，1942年6月交给了陆军。原子弹作为促使日本投降的关键武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科学技术活动的标志性成果，其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效应使美国人再一次印证并强化了技术对战争的巨大影响力。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后，具有强烈技术领先信念的美国不甘心被超越，1952年进行了首次氢弹爆炸试验，爆炸当量比在广岛投掷的原子弹大800多倍。20世纪50年代，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实施了“第一次抵消战略”，利用其在核武器技术方面的先发优势，大量增加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企图构建强大的军事威慑体系。随着苏联核武器技术的不断跟随升级，美国和苏联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均势，“第一次抵消战略”宣告失效。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对美国形成强烈刺激，加之随着冷战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苏联在常规武器数量和兵力规模上一度形成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寻求利用科学技术获取制胜优势。仅1958年，美国就成立了三个重量级科技管理机构：国防研究与工程署（DDR&E）、高等研究计划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其中，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统管军队科研工作，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尖端前沿技术探索，后改名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1977年，美国提升了国防研究与工程署层级，该署署长被调整为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在国防部领导中排位第三。冷战中的技术热度将核武器专家哈罗德·布朗、电磁专家威廉·佩里等一大批科技专家送上了国防部研究与工程署署长、副部长、部长这样的高位。在技术型高官的推动下，美国技术制胜的思维方式在与苏联的战略对决中形成新的思路，这就是“第二次抵消战略”，即以技术优势对抗并战胜苏联的数量优势。布朗原来在利弗莫尔实验室任主任，后进入国防部，先后任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署长、空军部长、国防部长。佩里进入国防部以前在企业工作，主要从事电子技术方面的研究分析，对技术发展趋势认识深入，大力支持隐身等先进技术研发。以他们为代表，提出并推动实施“第二次抵消战略”顺理成章。根据这一战略，美军优先支持和发展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指挥控制、精确导航、通讯网络、精确打击、战场侦察、隐身武器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突破，军事技术能力实现了巨大跃升，从而抵消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在常规兵力方面的优势。“冷战在整个持续期间都是一种高科技斗争。其间，研发成功尤其保障了武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技术落后通常会被解释为安全危机。”国防科技塑造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成功基础，也让美国最终赢得了冷战，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军事强国的地位。紧随冷战结束而来的海湾战争，作为信息化战争的起点，高调显示了冷战期间美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巨大成果，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于技术优势的信仰和追求。
进入21世纪，在美国的全球安全格局中，亚太地区成为关注重点。面对俄罗斯、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崛起，美国强化了技术制胜的理念，希望再次利用技术优势，达到寓胜战于技术发展之中。2014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里根国防论坛”的主题演讲中，提出“国防创新倡议”，并将其称为美军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哈格尔称，“国防创新倡议”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明确需要创新的方向并对其进行投资，从而维持和增加美国在21世纪的军事优势。该倡议包含一个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旨在甄别、研制并列装最尖端的技术和装备，尤其是机器人、自主系统、微型化、大数据以及先进制造（包括3D打印技
术）等方面的技术装备。2015年2月，阿什顿·卡特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基于技术出身的思维惯性，他接力推进“第三次抵消战略”。卡特曾任国防部采办、负责技术与后勤的副部长以及常务副部长，曾与国防部原部长佩里长时间共事，两人在技术战略问题上惺惺相惜。国防部时任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极力配合、冲锋陷阵。沃克在大学时学习专业为生物学，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担任过海军副部长，偏好军事技术，尤其推崇无人系统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卡特、沃克这样具有技术背景的官员主导着美国国防部，必然不遗余力地推动“第三次抵消战略”，这一情景与20世纪70年代极为相似，其中隐藏的技术制胜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实现“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目标，美军制定了《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最优购买力倡议3.0》等政策文件，并从2015年开始酝酿重新提升国防研究与工程在国防部的地位，冷战结束后被撤销的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职位，在国会的支持下，于2018年重新设立，具体是拆分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副部长职能，分设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和负责采办与保障的副部长。新的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加强对人工智能、信息网络、定向能、高超声速等战略重点领域的统管。与商业领域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相适应，美军还成立国防创新小组（DIU，其前身为国防创新试验小组）、创新工场等组织机构，大量挖掘发现商业领域新兴技术，并及时转移到军事领域，以期形成像隐身技术之类的颠覆性技术，为其未来提供具有绝对优势的能力。
长期以来，美军对技术绝对领先的执着，来源于对绝对的、强烈的安全感的追求，以及对美利坚民族优越性的执念。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所青睐的人，肩负着上帝的嘱托，担负着领导并帮助上帝保卫世界上各民主国家的责任。为了保持绝对的安全和强大，美国将国防科技作为重要工具和关键支撑，在国防科技发展上始终保持绝对领先地位，始终与别国保持绝对的安全距离，不能容忍被超越，甚至被接近。为了追求绝对优势和安全距离，美国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让美国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得到了验证，强化了其技术工具主义理念。在世界科技创新进入商业引领时代，国际安全格局出现新的变化时，美国藉以担心本国和盟友的安全，又开始着力塑造军事优势地位，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作为制胜基点，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创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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