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乡里制度与早期文明(精)/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普通图书/历史李秀亮商务印书馆 978710020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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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秀亮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 9787100201070

出版时间: 2022-03
装帧: 精装
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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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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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西周初年的分封之后，鲁国文化发展到春秋时期，出现了“孔墨显学”，继之而有“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齐国文化发展到战国时期，而有稷下学宫，诸子云集，百家争鸣，学派大盛。齐文化与鲁文化因此而为世人所敬仰。
　　秦国东灭六国、一统天下的过程中，齐文化中的法家思想、阴阳五行观念、神仙方士之术，都发挥过重大作用。继秦之后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代，已是国力大增，疆土大扩，经济大盛。为适应农耕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著《春秋繁露》，以鲁文化中的儒学为核心，又广泛吸收百家思想之优点，尤其是融汇齐文化中的天人感应论、三统说、灾异说、阴阳五行说等内容。汉武帝及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司马迁又在《史记》里做了全面阐述，儒家学派因此由“子学”而上升为“国学”。但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消灭百家，而是以儒家为核心吸纳转化百家之精华，熔铸齐学之优长。因此，汉代的“儒术”，已非先秦鲁国文化中的纯儒学，而是融合了百家思想的“大儒学”了；汉代的“百家”，也非先秦单纯的各学派，而是经过儒学的同化创新的“新儒术”了。于是，先秦的“齐文化”“鲁文化”经过秦、汉两次政治的大一统而转化融合为“齐鲁文化”了。从此以后，齐鲁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中华成熟文明发展道路上，与时俱进，转化创新，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本来都是独立发展、相互影响的。但因为以上所述的原因，在各区域文化中，齐鲁文化始终体现出其独特的优越性。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一直将有区别的“齐文化”“鲁文化”与融合后的“齐鲁文化”及其深远的影响价值，作为研究的重点，并已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如果我们的研究就此止步，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齐鲁文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于我们做深入探讨。
　　例一，齐文化与鲁文化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特色？从自然地理环境来说明这种不同，固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仅此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西周以后的齐文化与鲁文化都是以泰沂山脉为生活背景的东夷文化为共同源头，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政治文化制度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造成这种同源而异流的原因。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也就进一步找到了“齐文化”与“鲁文化”分流八百年之后，从战国后期开始至秦汉时期又合流为“齐鲁文化”的深层次原因，进而讲清楚了为什么齐鲁文化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兹事体大，又涉及众多的专题．诸如环境变迁、黄河改道、夷夏东西、“禅让”、“世袭”、东夷文化与三代礼制、分封制与宗法制等，均需要做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
　　这既是一个中华学术史上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建构“三大体系”、坚持“两个相结合”的时代课题。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共克时艰。
　　例二，当我们解决了上述重大学术问题之后，便可接着攻克第二个重大学术课题，即在世界文明史背景下进行中外古典学的比较。法国著名古典学家让一皮埃尔·韦尔南指出：“扎伊柴夫继雅斯贝尔斯之后也注意到，公元前7-2世纪之间，在中国、印度、伊朗、犹地亚、希腊等相距如此遥远的文明中，传统的宗教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儒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先知教以及希腊人对真理的哲学探索。但这样的比较同时也揭示了希腊的独特性。希腊的变化不是在宗教领域内部发生的，新的思想形态是在宗教的边缘和外部形成的，有时甚至与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礼仪公开对立。”韦尔南从迈锡尼王权与希腊城邦之间的断裂关系中，揭示了希腊古典文化的“独特性”。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以齐学、鲁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学，与韦尔南所举例的希腊、印度、伊朗、犹地亚的古典学相比较，也有相当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首先需要我们从中国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到虞夏商周发展的连续性与变通性，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发展的总体连续性与区域多样性等角度，去寻找线索。其次，还需要我们在希腊、印度、伊朗、犹地亚等古典学产生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做比较。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分析中国古典学内涵的丰富性、特色的民族性、影响的深远性，进而建立中国古典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是山东省属高校中唯一的J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是该基地的工作重点。2016年，我受山东师范大学的委托，为基地的发展草拟了一个以“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为目标的长远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幸能得到J育部社科司领导的肯定与全国学界同行的鼓励。为了能将这个规划的阶段性成果及时与学界交流，我们特设立了这套“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不定期出版。
　　当今中国正处于五千多年农耕文明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并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快速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变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表明，因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大变革，最终必将迎来思想文化的大繁荣。春秋战国时代，因铁器代替青铜器而引起了由血缘变地缘为特征的社会大变革，最终迎来了中国古典学的诞生。当今中国因科学技术而引起的社会大变革必将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大繁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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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简介

为中国古代基层行政机构之一，乡里组织曾在两千多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滥觞，加强对它的研究，弄清乡里制度的源头及早期发展轨迹，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变迁等，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本书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之一。本书认为，以往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对县级以上（包括县级）政治机构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乡、里等基层地域组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绩，但仍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与对中国古代其他政治制度的研究程度相比，学术界对乡里制度的研究仍然显得非常薄弱。因此，本书的研究宗旨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传世文献资料，和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简帛、陶文、玺印等古文字资料，对以上所指出的先秦乡里制度中的诸项薄弱环节做深入考察，以期对先秦乡里制度有更准确清晰的了解。针对先秦乡里制度的内部结构形态，本书利用众多史料，结合新发现材料，选择五个专题做重点论述：其一，乡里组织的结构与规模；其二，乡里组织的管理者；其三，乡里组织内的居民关系；其四，战国时期的“宗族里居”现象考察；其五，邻里关系研究。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考察，本书有望让学界对先秦乡里制度的整体形态和特征有更清晰的认识。

作者简介
李秀亮，1983年生，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史、齐鲁文化研究。主持《出土文献所见齐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东夷文化发展研究》等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课题2项，参与《考古发现与先秦史诗、颂诗》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历史研究》《简帛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目录
总序：齐鲁文化的古典学意义（江林昌）
绪论
第一节选题意义
第二节学术史回顾
第三节本书的研究宗旨
第一章？西周时期“里”的性质与基层聚落形态
第一节西周时期里的性质辨析
第二节西周时期的邑及其性质
第三节西周时期基层聚落形态概述
附录俎侯夭簋“里”字献疑
第二章《周礼》乡遂制度考辨——兼论西周时期“乡”的性质
第一节《周礼》中的乡遂制度分析
第二节西周时期无乡遂制度考
第三节《周礼》乡遂制度探源
先秦乡里制度与早期文明
第三章？春秋时期乡里组织的产生
第一节乡里组织产生时间辨正
第二节乡里组织产生历程探析
第三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乡里制度考察
第四节乡、里之外的其他地域组织考察
第五节小结
第四章？战国时期乡里制度的发展与定型
第一节战国时期乡里制度发展的表现
第二节战国时期乡里制度发展的社会基础
第三节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乡里制度发展考述
第四节小结
第五章？先秦乡里制度内部组织形态研究
第一节乡里组织的结构与规模
第二节乡里组织的管理者
第三节乡里组织内的居民关系
第四节战国时期“宗族里居”现象辨析
第五节乡里居民“安土重迁”观念研究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为中国古代基层行政机构之一，乡里组织曾在两千多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滥觞，加强对它的研究，弄清乡里制度的源头及早期发展轨迹，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变迁等，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之一。
本书认为，以往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对县级以上（包括县级）政治机构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乡、里等最基层地域组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绩，但仍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与对中国古代其他政治制度的研究程度相比，学术界对乡里制度的研究仍然显得非常薄弱。因此，本书的研究宗旨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传世文献资料，和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简帛、陶文、玺印等古文字资料，对以上所指出的先秦乡里制度中的诸项薄弱环节做深入考察，以期对先秦乡里制度有更准确清晰的了解。
针对先秦乡里制度的内部结构形态，本书利用众多史料，结合新发现材料，选择五个专题做重点论述：其一，乡里组织的结构与规模；其二，乡里组织的管理者；其三，乡里组织内的居民关系；其四，战国时期的“宗族里居”现象考察；其五，邻里关系研究。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考察，本书有望让学界对先秦乡里制度的整体形态和特征有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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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是中华很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中华成熟文明发展道路上，与时俱进，转化创新，不断发挥积极作用。先秦文明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杰出代表，对世界文明的发生、发展和衍变产生着重要的作用。本书对于先秦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这既是一个中华学术目前的重大课题，是也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推动中华很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课题。无论是依据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出土文献全面、深入剖析先秦乡里制度骨架和肌理，还是为构建可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中国古典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本书所做的努力都意义深远。

精彩内容
在以时间顺序梳理了先秦乡里制度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外，本书还从横向的角度，对先秦乡里制度的几个因素做了具体解剖和分析，以期对其内部组织形态有更清晰的认识。其一，乡里组织的结构和规模。其结构主要包括住宅邑落区、农业耕作区、山林薮泽副业区与公共墓葬区四大部分。一里的规模大约占地3万平方米，其中所包含的户数当以二十几户为基本形态，同时又时有不同程度的变动。其二，乡里组织的管理者。无论乡中官吏，还是里中官吏，他们的职官称谓在先秦时期虽都呈现多样化，但诸官吏之间已形成了上下级隶属关系，其本身的行政化已非常明显。作为国家行政官吏，乡里官吏的产生方式以乡举里选为主，有固定的选拔和任命流程，有一定的奖惩机制，有一定的职官俸禄。他们的社会职责从政治、经济、法律到社会公共事务等无所不包，可谓包罗万象，内容繁杂。其三，乡里组织内的居民关系。乡里居民在日常交往中，已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乡俗里规，如尊老敬长、相让以齿；死丧同恤、福祸相依；勤劳有为、善待他人；尊贤重德、诚实尚信等。他们之间的居民关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互帮互助、患难与共的协作关系；婚嫁同乐、死丧同哀的亲密关系；生意买卖、债务往来的商业关系以及日常纠纷、冲突对峙的矛盾关系等，其中以互帮互助、同乐共哀的亲密关系为其主流。其四，战国时期的“宗族里居”现象探析。战国时期乡里组织虽然已普遍建立，但血缘宗族组织仍然以某种形式残留于世。战国时人仍有较强的血缘宗族观念；血缘宗族仍为战国时人身份界定的重要标识之一；血缘宗族在居民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父权余威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某些特殊职业仍然存在着较强的宗族里居行为。但与西周春秋时期的血缘大宗族相比，战国时期的宗族规模已非常有限，宗族已成为乡里组织的附庸，它们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散居在乡里组织之内，其社会地位已无法与乡里组织相抗衡。其五，乡里居民“安土重迁”观念研究。深藏于中国人心中的安土重迁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先秦时期各阶层居民皆有深厚的怀恋故乡、安土重迁观念。他们对故乡家园的留恋、对迁居远徙的抵制以及外出游子对故土的思念之情，皆是对“安土重迁”思想的有力体现。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与农耕生产方式、统治阶级的刻意引导、诸子百家的大力宣传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势等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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