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012：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回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追寻忏悔与逃避背后的政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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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426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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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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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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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26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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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26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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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0-01
上书时间202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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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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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12）——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徐贲专文导读，从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和国家认同出发，解释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 ★《罪孽的报应》借由作者的个人游历观察、访谈，以及对文学作品、电影、博物馆、教科书、纪念碑等文化产物的挖掘认知，回溯了战后五十年间德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面对战争罪孽的思考与作为，追寻隐藏在反思与忏悔、否定与歪曲、麻木与逃避背后的民族心理与集体记忆。 ★《罪孽的报应》超越常见的罪文化与耻文化分析，指出德国与日本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加害者和受害者定位、天皇制与纳粹极权的不同，决定了两国对过去罪孽的不同记忆与悔悟。 ★《纽约时报书评》《芝加哥论坛报》《纽约书评》《经济学人》等媒体齐声推荐；时隔两年，中译本再版修订。 内容简介 倘若说人类史上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拒绝忏悔的国家，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抹去。 二战结束七十余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的？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 在《罪孽的报应》一书中，布鲁玛精确剖析了德日两国的战争记忆，通过深入调查和实地走访，作者敏锐地指出：“没有危险的民族，只有危险的情境。”实际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谓的历史规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在面对自身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过去深入骨髓，历史从未清零。布鲁玛带领读者进行一次深刻的人性探究：关于在我们这个时代，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何在各个方面影响了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 作者简介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登大学攻读中国文学与历史，后专注于日本研究。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记者，为包括《纽约时报》《纽约书评》《新闻周刊》在内的多家西方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并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现为《纽约书评》主编、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创造日本：1853—1964》《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伏尔泰的椰子》《残忍的剧场》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年以其卓越的著作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亚洲的复杂性而获得“肖伦斯特新闻奖”。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思想家”。 回溯了战后五十年间德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面对战争罪孽的思考与作为，追寻隐藏在反思与忏悔、否定与歪曲、麻木与逃避背后的民族心理与集体记忆。 倪韬，1985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学士，现从事新闻工作，任英文报纸Shanghai Daily评论员。 目录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徐贲） 前言 序：敌人们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第四章 广岛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注释 鸣谢 索引 评论 本书的重要意义并不局限于二战的战败国，其所蕴含的一个国家应该而且能够为自己的历史负责的观点，一个民族共同经历的懊悔、内疚、负罪的感情，属于我们整个时代。 ——《纽约时报书评》 尽管这本书勾起了痛苦的回忆，但仍让读者为之着迷。[布鲁玛]用意不在于找出英雄和恶棍，而在于梳理民族性格的精微之处。 ——《芝加哥论坛报》 关于德日两国战后态度差异的思考，很难有人能比伊恩·布鲁玛做得更好……他通晓德语和日语，曾在德国和日本广泛游历，对两国的政治和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 ——《纽约书评》 [布鲁玛]在文化与精神生活方面的学识引人瞩目……这本书生动地分析了日本和德国战后的态度为何会如此大相径庭。 ——《经济学人》 前言（选摘） 足球，特别是欧陆足球，是检视各国国情一个很有用的风向标。2006年，德国举办了世界杯。除开决赛中齐内丁·齐达内的“铁头功”让人大跌眼镜外，这届世界杯还因为德国人迸发出的毫不做作、欢天喜地的爱国热情而显得与众不同。在过去，德国人有充分理由对在全世界面前挥舞民族标志物感到犹豫。这一次，他们这么做了，过程中流露出的友善让人无法将其误认为是什么邪恶的事。尽管德国队在2006年未能杀入决赛，但德国人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是德国人。 那届世界杯的另一大非凡之处在于，德国队赢球时，似乎没人会太往心里去。在过去可不是这样。比方说你是荷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或波兰人的话，输给德国就好像又被侵略了一样。因此，难得战胜德国队时就会大肆庆祝，仿佛甜蜜复仇。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这种情绪似乎终于消散了。对了，德国最好的两位球员都是波兰裔。 随着记忆淡去，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尽管有些历史记忆挥之不去，很是要命。但我相信，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我在1994年写作《罪孽的报应》一书时，世人仍很畏惧德国，也不信任这个欧洲经济强国。就在前不久，德国人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街头欢庆两德统一，震天响地高喊“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这在那些记忆尚未淡去的人听起来有一丝不祥的意味，某些德国人尤其如此。但到2006年时，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 的那句名言——“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听着比 1989 年时更像是在自抽耳光，荒谬得无以复加。作为欧洲一分子的德国做得十分出色，几十年来一直规规矩矩参与欧洲机构和北约的事务，因此若再对新一代德国人心怀戒备，会显得心胸狭隘。毕竟二战时，他们可尚未降临人间。不过，德国人之所以获得邻国更多信任，是由于他们正一点点学着信任自己，尽管这一过程缓慢而痛苦，且有时并不彻底。 总而言之，在西德，小说家、史学家、记者、教师、政客和电影导演都已经反思过德国最近的一段残暴历史，有时会执念于此，但态度往往相当开放和坦诚。很少有德国学童会不知道自己国家过去的滔天罪行。如果说有杂音的话，那么也确实有部分人开始对这种不间断、填鸭式的教育感到厌烦。直到21世纪，依然有公众人物就战争发表不甚光彩或不成体统的言论，但这些人随即会遭到其他德国人的口诛笔伐。 对于德国人，二战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说笑的事，也不应该是。但在2008年，一位犹太裔瑞士导演拍摄的电影《我的元首》（Mein Führer）票房大热。这或许是个好现象。拿自己的国家开涮总比自抽耳光要好。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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