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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朱利安·S.科(Julian Stafford Corbett) 著;陈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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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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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977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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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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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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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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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朱利安·S.科(Julian Stafford Corbett) 著;陈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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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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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977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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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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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0
品相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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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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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利安·S.科（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1854～1922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海军历史学家、战略学家。其关于战争史和海军学术方面的著作主要集中于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风帆舰队的战斗活动，整理有《英西战争期间海军相关文件，1585～1587》（1898年）、《海军作战指令，1530～1816》（1905年）、《舰队信号与指令，1776～1794》（1908年），著有《德雷与都铎海军》(1898年)、《德雷的继承者》(1900年)、《英国与地中海》(1904年)、《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年)、《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1911年)、《俄日战争中的海军行动：1904～1905》(1914年)和《世界大战中的海军行动》(1922年）等。本书是他于1910年出版的代表作之一。
陈骆，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对风帆时代的海军史有颇多了解。
目录
自序
第一章小皮特的大战略
第二章拿破仑抢先发售受挫
第三章战役开局
第四章维尔纳夫出逃
第五章巴勒姆勋爵登场
第六章纳尔逊的困境
第七章纳尔逊何以确信?
第八章科林伍德的快速舰队
第九章拿破仑改变计划
第十章重掌费罗尔与直布罗陀海峡
第十一章西印度群岛的行动
第十二章巴勒姆直面危机
第十三章康沃利斯敞开布雷斯特
第十四章考尔德的战斗
第十五章战后的行动
第十六章危机全局
第十七章高妙之举
第十八章化解危机
第十九章回归攻势
第二十章保障交通线
第二十一章加迪斯僵局
第二十二章主力舰队相遇
第二十三章纳尔逊的攻击计划
第二十四章特拉法尔加海战
第二十五章海上战役的落幕
第二十六章结局
……
内容摘要
《特拉法尔加战役》是一部关于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全景战史。该书抢先发售出版于1910年，后多次再版，至今仍被认可为对这场海战很为精良的研究作品之一。科兼具海军历史学家与海军战略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的著作将细节的把握与精密的思考相联系，通过对这场有名海上战役的通贯叙述,呈现出拿破仑战争时代庞大纷繁的政治军事史图景，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关于海军战略原则的种种思绪。
精彩内容
导言：朱利安·科与特拉法尔加战役 The flag which braved the battle and the breeze,No longer owns her. 朱利安·科的海军史研究 1854年11月12日，朱利安·斯特福德·科(Julian Stafford Corbett)出生于伦敦城肯宁顿街的沃尔科特宅邸。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商，在政治理念上奉行自由主义。科自幼生活在富裕的上流社会中，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他就读于剑桥大学的马尔伯罗学院与三一学院，于1875年取得法学一级荣誉学位，两年后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但是，他毕业后却从未从事法律工作，反而像小说中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花花公子，开始了漫长的浪荡生涯。他曾在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绘画，1877年起便前往印度、北美、北非、意大利等地长期游历。在美国期间，科与有名文学家马克·吐温结交，向他学习写作小说的技艺。回国之后，科在家中致力于小说创作和传记写作，尽管入不敷出，却仍保持着花花公子的秉性。他时不时地放下手边的文稿，在垂钓季前往苏格兰或挪威度假，或是到英国南部的萨塞克斯打猎旅行。他还曾担任特约记者，前往非洲报道英军占领苏丹的消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游手好闲的贵公子竟会在中年之后一头扎进海军史的专门研究，成为英国最为杰出的海军史学者，甚至对一战前的英国海军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 1890年代中期，支持科文学事业的母亲病逝，而他的创作仍未赢得预想的声誉。他已完成了两部与海洋有关的小说，并撰写了德雷克与蒙克的传记，却被讥讽为写小人书的外行。受此刺激，科毅然用数年时间对德雷克时期的英国海军展开了靠前的深入研究，却由此因缘发掘出自己不错大的潜力。1898年，他出版了《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一书，以翔实的文献运用、对国家政策与海军战略的精彩阐释而声名鹊起。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英国海军史非常不错约翰·劳顿(John Laughton)发现了他的天赋，邀请他加入新近组建的海军档案协会(Navy Records Society)，对舰队之役的相关史料进行整理。1899年，在新婚妻子的劝说下，45岁的科终于决定割舍他热爱的文学，全心投入严肃的历史撰述中去。 尽管科具备品质的思维与文学训练，并且通晓多国语言，但以现代人对历史研究的普遍认知，我们或许很难相信这样一位中年转行的花花公子能够在十年之间成为当世很好的海军史学者。但若放眼于19世纪以降“海军史”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我们或许便能理解他的经历。作为专门学科的海军史事实上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可称之为“以海军为题材的历史”(history of navy)，其二可称之为“服务于海军的历史”(history for navy)。19世纪前期的海军史以前者为主，处于广义的历史研究的边缘境地。在1840年代之前，各国海军仍以16世纪登场的风帆木制炮舰作为主要武器，其作战模式与17～18世纪并无本质区别。此时主掌海军的军官正是从拿破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这套作战模式有着丰富的经验，并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益的需要和动力。英国律师威廉·詹姆斯撰写的《大不列颠海军史，1793～1827》(1822～1824年)与法国小说家欧仁·苏(Eugène Sue)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海军史》(1835年)堪称彼时最很好的著作，但两书的作者都不是专业历史学者；而从其立意与体例上看，这更多是由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的普通叙事史，且因缺乏对海军专门性的把握而存在不少问题。然而，19世纪中叶发生的蒸汽舰与铁甲舰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从1860年代起，海军军事技术的变革日新月异，基于风帆时代技术条件的经验知识已无法指导新时代的海军作战。与此同时，进入工业时代的各国对海洋的竞逐也愈发激烈，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却使各主要强国毫无获取实战经验的时机。如此一来，时代的需求便为海军史研究赋予了新的使命。 1876年，英国海军教官约翰·劳顿与·H.科隆布将军(Admiral Philip H.Colomb)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开设了一门海军史课程。尽管课程的内容有且只有于通过对风帆时代的战术研究得出适用于蒸汽舰的教益，教学对象也仅仅是较低级的尉官学员，它却标志着现代的海军史学科伴随着现代海军的发展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立足现实的海军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其研究范围也在西方海军历史的丰富积淀中极大拓展。历史叙事的非凡魅力更使海军史研究的作用范围远远超出了军界，广泛地影响着学界、政界与市民社会。1890年，劳顿的追随者之一、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T.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部名著将风帆时代海军史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宏观的海军战略与国家盛衰，使海军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迈向很好。海军史陡然成为军事学、靠前政治学、社会学与靠前法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在“海权至上”信条的指引下，美国、德国、日本等新兴国家以愈发激进的姿态投入对世界海权的角逐，马汉也因此成为名留青史的显赫人物。 然而，在劳顿的主持之下，英国的海军史研究却呈现出与此不同的面貌。相较于用二手文献构建宏大理论的马汉，劳顿在一生中始终恪守实证主义的史学精神，多次批评马汉的疏阔史论。1893年，劳顿在花甲之年主持成立海军档案协会，统合海军内外的人才，专门负责整理出版新近开放的英国海军历史文献——在他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海军史研究与现代海军教育的必要起点。半路出家的科虽然同样具有研究宏大主题的野心，但在劳顿的指导下，他先后在海军档案协会整理出版了《英西战争期间海军相关文件，1585～1587》（1898年）、《海军作战指令，1530～1816》（1905年）、《舰队信号与指令，1776～1794》（1908年）等大部头档案集。海军档案协会对科的学术成长极有助益。他不仅得到了扎实的文献训练，更在协会中接触到当时最杰出的海军史学者与当世品质的研究作品。他的知识背景、文献训练与学术环境使他找到了一种的研究模式：在《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一书中，他抢先发售将扎实的历史考据与宏大主题相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在具体、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探讨当代人关注的战术、战略与政策问题。用唐纳德·舒曼(Donald Schurman)的话说：“他开创了一条前人未及的、用细致手法研究英国海洋战略的精巧路径。科的著述远不如马汉那般简单明了、具有煽动力，但他细致却又视野开阔的研究更加贴近在具体情境中展开的政治军事实践，这使他很快得到军界与政界的认可，并成为海军改革派约翰·费舍尔将军(Admiral John Fisher)的重要伙伴。 在完成《德雷克的继承者》（1900年）一书后，科于1902年成为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讲师。在世纪更迭之际，海军学院的战史课程已在海军改革派的影响下成为颇具威望、以战略问题为重心的不错讲席；而在1905年费舍尔出任海务大臣后，海军学院迅速担负起按照改革派的主张培养新型军官与参谋人员的重要使命。同年，科出任英国海军部首席非军职战略顾问。1906年，科还加入了由丘吉尔担任的帝国国防委员会，该部门负责整合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人员，为战争与国防提出参谋建议。这是科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之外承担了如此重要的工作，却同时编撰了两部风帆时代的海军战术档案，撰写了《英国在地中海》（1904年）、《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年）与《特拉法尔加战役》（1910年）这三部杰出的历史专著，随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有名的《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1911年）——这本纯粹的海军理论著作至今仍是英美海军军官的推荐阅读教义。当费舍尔于1910年去职之时，他曾对科做出这样的评价：“没有多少人能当得起‘他开创了他的时代’这句话。你已经向人们展示他们要追求的方向和那样做的方法。战争的伟大技艺正在大步向前迈进，再也不会折返。 一战爆发后，科深入参与了英国大舰队对德战略的制定，为大舰队司令杰里科将军贡献了重要的建议。而在科的战略思想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之时，他仍在海军史研究的本职工作上努力耕耘。1913～1914年，他主编了18世纪末的海军大臣斯宾塞勋爵(Lord Spencer)的书信集，又于1914～1915年撰写了《日俄战争中的海上行动，1904～1905》。1915年，他被帝国国防委员会与海军部选定为英国海军一战官方战史的作者，这充分说明了他的研究在实践领域得到的认可。科试图将巨量的档案文献组织撰写成一部能体现出海军战略理念的全景式作品，这个困难重重的庞大工程消耗了他此后的大部分精力。就在他撰写这部巨著第三卷的过程中，1922年9月21日，一次心脏病突发夺走了这位仍处学术盛年期的学者的生命。 科的葬礼映衬着海军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凋零。一战后的厌战思潮使市民与政客对旧日的海上争霸失去了热情，而当现代海军军事学科与现代军官培养制度建成之后，立足于服务海军的海军史研究也完成了它的主要使命。随着航空时代与核子时代的相继到来，从高峰跌下的传统海军史日渐萎缩，仅仅在大学历史系与海军参谋学院占据狭窄一隅。1988年，格林尼治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甚至取消了“1805年前的海军史”展馆。但几乎在同一时间，历史研究向海军相关主题的拓展开始为尘封的海军史赋予新的含义。与马汉和科的时代相比，始自1980年代、以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 Rodger)、扬·格雷特(Jan Glete)、罗杰·奈特(Roger Knight)等学者为代表的“新海军史”不再以战术、战略与军事决策作为研究中心，他们更加侧重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视角，试图将17～19世纪的海军与海洋纳入全球化、现代国家构建、社会变迁等主题中去。而与此同时，C.S.弗雷斯特(C.S.Forester)与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等杰出的历史小说家也在现代社会中培养了为数众多的海军史爱好者，传统的海军史以这种方式间接地恢复了生机。 无须讳言的是，“新海军史”的研究成果已经修正了大量的传统认知，但同样值得说明的是，不同的学术思潮与研究视角只是基于不同问题、探求历史不同面相的不同工具。潮流的变换并不意味着知识价值的优劣高低，若非当日海军史对战术、战略的特别重视，或许没有人会用如此多的精力，调用如此多的文献，对一场风帆时代的复杂战役做出如此周密细致的解析。科开创的时代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建立在翔实文献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仍是我们从军事、政治层面了解旧日海战史实的重要指引。出版于1910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是科最后一部以风帆时代海军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他的史笔与海军思想在撰写此书时已经成熟，他所描绘出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令人既熟悉又陌生，即便从今日看来仍极具颠覆性。在接受新近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接近可以通过这个英国海军历史记录负盛名的很好篇章领略科氏海军史研究的独特魅力。 通往特拉法尔加：1793～1804年的英法海上博弈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海军史研究里，1793～1815年的英国海军史以其开创时代的历史意义与相对丰富的档案文献而成为一大中心。作为一部成书于20世纪初的海军史专著，《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受众对这一时期的史实大多有基本的了解。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我们有必要对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前史”加以简略说明。 自1689年大同盟战争始，英法两国围绕着世界霸权展开了被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的漫长角逐。英国在18世纪前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逐渐确立起海军优势，并在七年战争中沉重地打击了法国的海外领地，奠定了大英帝国的根基。不甘落败的法国联合西班牙整军备战，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还以颜色，但由于英国海军在战争后期恢复元气，法国并未从胜利中得到实质性的战利品。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后，法国耗费巨资为未来的角逐继续扩充舰队，并试图在英吉利海峡南岸的瑟堡开辟海军基地。然而，战争债务与财政赤字最终压垮了法国的国家财政，法王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三级会议增收税款，由此点燃了席卷欧陆的法国大革命。 在1780年代，英国背负了远比法国更重的战争债务，但首相小皮特成功地用缩减公共开支、发行国债等方式度过了危机。英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一直保持中立姿态，他们乐见于革命对其宿敌的削弱，英国社会也对革命者抱有同情。小皮特在1792年年初提出的财政预算中甚至打算降低税额、削减军费，期望保持长期的和平。然而在当年秋天，法国共和军在瓦尔密会战与热马普会战中击败普奥联军，随即占领奥属尼德兰，直抵荷兰边境。自16世纪以来，平坦而多良港的尼德兰海岸都被英国视为国土安全的禁区。12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向法国大使表示，英国绝不会坐视法国直接或间接地主宰尼德兰，但法国毫无退缩之意。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思想也开始在英国社会发酵，甚至在爱尔兰激起了反英叛乱，威胁到了英国的国体。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英国随即与法兰西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后，法国宣布吞并奥属尼德兰，并向英国宣战。“第二次百年战争”由此迎来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大决战。 对英国的战争必须用海军来进行，但让共和国的们未能料到的是，民族主义与革命狂热并不适用于专业性极强的海军。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兰西王国海军的军官团全部由贵族组成，这种安排本是为了将封建贵族纳入君主专制之下，却让海军在大革命爆发后遭遇灭顶之灾。自1789年起，布雷斯特与土伦相继发生暴乱，反抗管理秩序的船坞工人与水兵很快就对海军军官造成了生命威胁。几位将军险遭刺杀，多位舰长不幸遇难，而革命政府却对这些暴行持放任态度，使旧军官的大规模逃亡在所难免。截至1791年5月，法国原有的42位海军将领仅剩5人在职，原有的170位舰长仅剩42人。而到路易十六被杀、恐怖统治降临之后，绝大部分不错军官都离开了海军。革命政府只得突击大量提拔低级军官与商船船长——在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中指挥法国布雷斯特舰队的维拉莱-乔伊斯(Villaret-Joyeuse)仅用两年多时间就从一位普通尉官跃升为舰队司令。意识形态的破坏还不止如此。1792年6月，基于人人平等的革命观念，共和国发布法令，解散了享有特殊待遇的王家水手炮兵部队(Corps-royal de canonniers-matelots)。这支部队的成员本是专门操纵舰炮的精英，法军引以为豪的远程炮术于是再也未能恢复到革命之前的水平。更糟糕的是，革命后混乱的局势使得海军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有效管理。法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恰好位于叛党盘踞的地区，布雷斯特与罗什福尔受到旺代叛乱和朱安党叛乱的直接波及，土伦甚至一度被保王党占领。信息传达与粮饷调运因此变得相当困难，进而严重削弱了舰队官兵的士气与活力。在拿破仑最终恢复法国的内部秩序之前，这始终是缠绕着法国海军的难题。 1793年2月，法国海军的纸面兵力共有72艘战列舰，其中有8艘即将被改造为巡航舰；由于财政困难和物资短缺，只有约40艘能投入作战。他们的敌人是久经战阵、装备精良并由强大国家机器所支持的英国皇家海军，后者拥有145艘战列舰与17艘50炮舰，而在当年年底已有88艘投入现役。更重要的是，英国的财政能力冠绝全欧，远非其他国家可及。然而，英国的战争决策者却犯下了轻视敌人、目标分散的大忌。英国一方面与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等国在奥属尼德兰组成反法联军，以求直捣巴黎，另一方面又向法国的西印度殖民地派出远征军。貌合神离的联军很快在革命军的顽强抵抗下止步不前；针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虽取得了早期的成功，但随后便因法国援军的抵达及其发动黑奴的策略陷入胶着。当王党叛军邀请英国地中海舰队控制土伦港时，英国因陆军已尽数派出而无法提供增援兵力。 让英国聊以自慰的只有皇家海军取得的战果。在土伦陷落后，地中海舰队成功攻取科西嘉岛，海峡舰队（亦称西方舰队）则在名将理查德·豪的指挥下赢得了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以一场大捷首开胜绩。由此开始，英法两国的海军战略开始逐步成型。英国海军的战略目标是防止法国舰队扰乱其海上贸易与其他地区，并护送陆军通过大海，向各战场投送兵力。此时的法国海军受困于物资匮乏，每次出击都必须兴师动众地筹集物资，英国的侦查舰与间谍往往能提前掌握其动向，并向本土复命。1793～1800年，先后出任海峡舰队司令的豪勋爵与亚历山大·胡德都选择了“远程封锁”(open blockade)策略，即让主力舰队在远方的安全锚地待命，接到敌军情报后再行出击。相形之下，法国海军的战略决策则是狂热的革命精神与急迫的内外交困的杂糅品。在1794年以及1795年的春季，法国布雷斯特舰队与土伦舰队两次同时出航，却相继被英军击败。为了避免与英军相遇，法军决定不顾舰队糟糕的航行能力，选择在气候恶劣的冬季冒险出击。这一策略的确能躲开在母港内避风的英军，但巨浪与礁石对他们来说同样致命。1794年年末的冬季大巡航与1796年年末的爱尔兰远征都以遭受灾难性的损失而收尾。 但是，在陆地战争的过程中，法国逐渐寻找到了另一种反制策略。1794年冬，法国共和军跨过结冰的河流攻入荷兰。荷兰随即爆发革命，新成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及原先的荷兰舰队成为法国的盟友。1795年，法国赢得了尼德兰战场的胜利，并在南线攻入西班牙本土。普鲁士与西班牙随后退出对法战争，西班牙甚至认为与法国结盟更为有利。1796年春，拿破仑率领法军在北意大利接连取胜，并迫使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接受了法国的和平条件。英国在地中海内的盟国海港几乎丧失殆尽，而西班牙在当年10月向英国宣战，更使仅有不足20艘战列舰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要面对法西两国40余艘战列舰的强大兵力。英国舰队被迫撤离科西嘉，进而撤往直布罗陀，让拿破仑顺利地夺取了科西嘉、科孚等关键岛屿。与此同时，荷兰与西班牙为法军阵营带来了70余艘战列舰，三国联盟使得法方拥有了抗衡英军的纸面实力。 在此背景之下，英国在1797年迎来了海上局势最为险恶的时期。1796年年末试图远征爱尔兰的法国舰队并未遭到英军阻截，而在1797年2月，一支伪装成英军的法军小部队甚至在威尔士成功登陆。更严重的是，4～6月，海峡舰队与北海舰队因水手待遇问题发生大规模哗变，使英国本土门户洞开。与此同时，让市场吸纳国债以化解赤字压力的政策也达到了其能力的极限，导致了一场全面的财政危机。所幸的是，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率领地中海舰队在2月14日的圣文森特海战中击败西班牙主力舰队；法国布雷斯特舰队则因爱尔兰远征而元气大伤、无所作为；当年10月，亚当·邓肯(Adam Duncan)又率领刚刚平息哗变的北海舰队在坎伯当海战中大胜荷兰舰队。英军的辉煌胜利重振了皇家海军的赫赫声威，也充分暴露了法军盟友的种种问题：西班牙受制于财政困难，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海员，战舰上充斥着不习海战的陆军士兵；荷兰海军尽管战技娴熟，但战舰的体型与火力远逊于英军。1797年的财政危机促使小皮特开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他大幅度增加直接税，使税收成为英国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中的主要财源，确保了英国的最终胜利。 然而，法军却在1797年10月逼迫奥地利签署和约，宣告了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英国成了法国及其盟友面前专享的敌人，入侵英国的行动很快提上日程。拿破仑受命为侵英军团司令，但在考察了北方海岸之后，他认为这种行动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转而提议入侵埃及。法国计划在布洛涅港建造渡海船队以营造侵英假象，同时让土伦舰队护送拿破仑的军团杀向埃及，随后攻向印度——法国眼中英国最富饶的殖民地。拿破仑天真地相信，英国会在布雷斯特港外集结60艘战舰，在布洛涅港外与荷兰沿海各集结12艘战舰，再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集结22～25艘战舰，从而使他可以自由地发动跨海攻击。但英国早已得知土伦港的异动，杰维斯已派纳尔逊分舰队进入地中海，本土也及时派出了增援兵力。1798年7月1日，法军护航船队抵达亚历山大港。他们的行动犹如天佑：纳尔逊缺乏侦察巡航舰的舰队恰好在一天前离开，否则一场灾难必将降临。然而，拿破仑的好运只救下了运输船上的陆军。一个月后，回过身来的纳尔逊在尼罗河口与法国舰队相遇，法国土伦舰队几乎被纳尔逊尽数歼灭。 尼罗河口海战的惨败不仅让法国远征军陷入困境，其也是俄国、奥地利、土耳其与那不勒斯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的一大动因。1799年夏，奥军与俄军在英俄海军的掩护下杀回意大利，英俄陆军则向巴达维亚发起海上入侵。在危急关头，拿破仑于当年10月潜回法国，通过“雾月政变”执掌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则力图解救埃及、马耳他与科孚岛的被困陆军。1799年4月底，法国海军部长布吕克斯将军(Admiral Bruix)率领25艘战列舰从布雷斯特出航。英军事先接到了情报，亚历山大·胡德率领英国海峡舰队及时赶到港外，但因巡航舰布局的疏失与法军擦肩而过，随后其因怀疑法军要入侵爱尔兰而向北驶去。加迪斯港外的英国地中海舰队也未能截住法军，基斯勋爵(Lord Keith)的追击反而使被封锁的西班牙舰队获得自由。布吕克斯顺利地驶入土伦，但法军的糟糕状态使他无法完成任何战略任务。在短暂休整后，法军踏上归程，并在卡塔赫纳与18艘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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