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个月，门罗主义将迎来它的一百周年纪念，这是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又从这场重大灾难中全身而退的美国为数不多的外交政策之一。虽然学习外交史的学生对门罗主义时期的美国和英国并不陌生，但迄今为止，尚无翔实的资料能让我们充分了解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国务卿，与门罗主义主要针对的神圣同盟的缔造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之间的关系。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威廉·佩恩·克雷森（William Penn Cresson）先生对俄罗斯帝国外交部的档案即展开研究，这将使学习历史的学生，特别是研究国际组织的学生，长期受益。在美国教授、俄罗斯档案专家弗兰克·阿尔弗雷德·戈尔德（Frank Alfred Golder）整理俄罗斯帝国档案中有关美国的珍贵文件清单时，克雷森恰好担任美国驻彼得格勒使馆的秘书。俄国临时政府知晓克雷森对俄美关系史感兴趣，于是特邀他参与档案的整理工作。克雷森主要负责整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信函以及私人备忘录中的外交资料，这些资料之前从未向学生开放过。 在此期间，克雷森把“书写历史”这一较为悠闲的工作抛在一边，转而从事更加艰巨的工作—观察正在形成中的历史。之后，他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参加了美国远征军，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佛兰德斯担任美国军事代表团驻比利时总部的团长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退伍后，他重拾被迫中断的事业，最近，他又通过研究美国国务院的档案，给自己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克雷森为同领域的研究做了有益的补充，因为他的研究侧重于圣彼得堡和华盛顿之间的谈判，即催生门罗主义的欧洲背景。 本书虽然体量小，但意义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顾盟国意愿，竭力缔造神圣同盟的目的和用意，同时阐释了门罗主义和神圣同盟之间的关系。不带偏见的读者定能通过本书更好地理解新旧两个世界。 在肆虐人间的战争宣告结束时，人们总会试图寻找一些办法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这样的努力虽然不能完全奏效，却是降低诉诸武力的可能性的有益尝试。 三十年战争造就了埃默里克·克鲁塞（Emeric Cruce）的《新悉涅尼》（Nouveau Cynee）、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战争与和平法》（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以及苏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讷（Maximilien de Béthune）强加给自己的君主——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宏伟计划。 欧洲无休止的战争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达到高潮，靠《乌得勒支和约》（Treaties of Utrecht, 1713—1714）和《拉什塔特条约》（Treaties of Rastatt，1714）才得以终结，从而产生了圣皮埃尔（Saint-Pierre）神父查理-伊赖内·卡斯岱尔（Charles-Irenee Castel）的《永久和平方案》（Project of Perpetual Peace，1713）。紧随其后的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战争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催生出了神圣同盟，一百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本着同样良好的反战意愿孕育了国际联盟。 历史会重演吗？只有历史自己才知道。 詹姆斯·布朗·斯科特（James Brown Scott） 1922年7月14日 【免费在线读】
威廉姆·佩恩·克雷森（William Payne Cresson，1873—1932），美国历史学家，伦敦皇家地理协会会员，美国国际法协会会员。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著有《波斯：正在苏醒的东方》（Persia，The Awakening East）、《哥萨克人和他们的历史》（The Cossacks，Their History and Country）、《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神圣同盟：拿破仑之后的欧洲与门罗主义》（The Holy Alliance，The European Background of the Monroe Doctrine）等作品。 【媒体评论】 我们后代人全面观察既成事实，探究战争简单而可怕的含义……我们无法理解，几百万基督徒互相残杀，互相迫害，是因为拿破仑野心勃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猾，奥登堡大公受了屈辱。我们无法理解，这些情况同互相残杀和暴行究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由于大公受辱，成千上万的人就得从欧洲那一边前来屠杀和扫荡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的居民，而他们自己也被人杀害。——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占位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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