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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西东:西南联大在沪校友访谈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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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元元
出版社: 中国致公出版社
ISBN: 9787514514452

出版时间: 2020-01
装帧: 平装
开本: 16开

作者: 丁元元
出版社: 中国致公出版社

ISBN: 9787514514452
出版时间: 2020-01

装帧: 平装
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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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分类：

小说

货号：

9787514514452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讲述一群普通而不平凡的西南联大学生的故事！
通过独特的视角、珍贵的史料以及亲历者的真实感受，展现不同时代的历史变迁，让读者了解历史，感悟历史。
西南联大，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家园！
这本书丰富了目前已有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也构成这一研究领域里不可或缺的文献，还通过许多历史的细节传承了爱国、奋斗、笃学等优秀民族精神。

商品简介

这是一本很好的人物纪实，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作者视角独特，选择了采访时沪上还健在的西南联大老校友，通过倾听这些已耄耋之年的亲历者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对历史的真实感受，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当年西南联大的人和事，以及时代的变迁。这本书丰富了目前已有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也构成这一研究领域里不可或缺的文献，还通过许多历史的细节传承了爱国、奋斗、笃学等优秀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
丁元元，男，生于1984，大学毕业后从事了10年媒体工作，做过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从2014年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老校友，听他们讲述往事，并且将之记录下来，希望给世人留下一份精神财富。

目录
序/001
自序/001
如海
就当一个普通人/002
联大世家/030
国之大“义”/047
如山
“救国”的梦/062
活着的“烈士”/078
从联大到黄埔/088
冲上云霄/121
浪里白条/133
归去来兮/147
何为纺织？/156
隐姓埋名于404/167
百岁发明家/181
如云
清醒时分/188
师从“男神”/196
参悟/203
糊涂“大玩家”/213
言必称先生/218
机缘人生/223
过去的人很厚道/243
深藏/247
后记/253

内容摘要
这是一本很好的人物纪实，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作者视角独特，选择了采访时沪上还健在的西南联大老校友，通过倾听这些已耄耋之年的亲历者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对历史的真实感受，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当年西南联大的人和事，以及时代的变迁。

精彩内容
隐姓埋名于404…………（节选）就在我拜访赵仲兴之前不到一个月的1月9日，2015年国家最高科技奖颁给了“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这也是他一生仅有的两次公开露面之一，之前一次是1999年出席国家“两弹一星元勋”授奖。
我说看到报道里说，于敏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搞氢弹。赵仲兴说：“确实是隐姓埋名的，家里人只知道我去搞原子弹，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我们厂的代号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厂里也没有电话，家里人只知道，要联系我就写信到兰州的一个信箱，信会转到我手里。”那时候，赵仲兴告别家人，去了戈壁滩中的核工业404厂，在其中的第一分厂担任副总工程师。他告诉我：“这里面我们有个弱点，最初都是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设的，后来就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了，于是征调我们这些人去接上他们的工作。所以，现在的俄罗斯对于我们一些核设施的内部情况可能有所了解。好在我们早期的一些设施已经放弃了，又在四川等地建了新的基地，这样他们就算想攻击，也构不成什么实际威胁了。”为了保密，赵仲兴所在的404厂当初对外叫“西北矿山机械厂”。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他至今不会详细地向别人讲起，笼统的说法就是提供核燃料—从铀的开采就开始介入，一直到生产出合格的核反应物质。甚至对于404厂的厂址，他在写文章时也只是说“大西北”。
赵仲兴甚至以为该厂的情况至今丝毫没有解密，直到我告诉他，网上已经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核工业404厂”的资料了，甚至还有一篇专门写404厂的文章曾经广为流传。
据资料记载：地处大西北戈壁滩的核工业404联合企业（原名800联合企业），是我国核工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难得的后处理基地。
404厂在1957年确定厂址。1958年9月、10月间建设队伍就开进了戈壁滩。厂址占地约一百平方公里，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棵树，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二三十里地以外是茫茫戈壁，荒无人烟，所以也没有征地移民问题。以后工作人员曾因工地孩子没见过树，便将他们用大轿车拉到玉门镇去看树。孩子们见到大树就高兴地喊起来：“好大的骆驼草！”听我读完这段话，赵仲兴说：“对，这些都是真实的情况。”我问：“核研究主要是物理方面的研究吗？”赵老表示并不尽然：“从铀的开采、提炼开始，再逐步氧化为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等，都是化学过程。虽然原子弹里的铀是单体，但要通过不断氧化提高纯度。核反应的过程是物理的，但反应后的放射性物质经过离心分离之后，如何净化处理，又是化学领域的。”“因为我家在上海，所以在交出合格的产品（核燃料）之后，我就申请调回上海，还是在二机部的系统内。1965年3月，我调到了上海原子能核研究所，1975年完成了一个重点科研项目—放射性气体的净化处理，为此被授予‘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看（听）着《中华之核》，他很是专注。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试爆……虽然片子拍得“点到为止”，至多只是呈现了一些过去未必看得到的镜头，对核试验等的详细过程“解密”十分有限，但他还是高兴地说：“片子很好，大家看了就对整个过程有了了解。”我说，他看这些东西一定比我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一定会有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他说是的，看着片子会勾起很多很多的回忆，虽然这些回忆也许永远无法和其他人分享。
我对赵仲兴说：“您也是‘两弹元勋’吗？”他解释说自己不是：“‘元勋’授予的都是‘搞弹’的人，都是做物理研究的，那个是原子弹、氢弹里面最难的。”但是，不可否认，那些为“元勋”们准备核燃料、清理核废料的科学家，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联大到黄埔…………（节选）2014年9月11日，我拜访了第一位西南联大校友，也是上海校友会的会长夏世铎。
他的家在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附近的一个小区内。老伴去世后，九十多岁的老人一个人住在这套宽敞的房屋内。两个房间的交汇处有一张办公桌，两面都是书橱，书桌边堆放着许多资料。
夏世铎家的客厅里挂着一些自己满意的书法作品，装裱在镜框里，电视柜上摆了不少奖章、奖状，最特别的是钢琴上的一张印有1945年8月15日日历的奖状，那一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作为上海西南联大校友会的第三任会长，他也许是联大学生中的一个异类——在这所名校学习了不到一年，这位曾经的热血青年便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战之路，后来又成为黄埔第十七期的毕业生。
夏世铎有着令人惊叹的人生经历，他读过中国一文一武最有名的学府，几次差点死于非命，几次想上前线而不成，几次与留美擦肩而过……而当这样一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坐在你面前时，只有聆听他醇厚的北方口音的讲述，才能开启那样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夏世铎可能是联大校友中晚年较多受到媒体等方面关注的一位。
他做过普陀区政协委员，至今担任着多项社会工作。显然他受访的经验很丰富，加之记忆力也很好，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条理非常清晰，也能恰到好处地讲出记录者所需要的案例、故事。
夏世铎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保留着文人的底色，却没有知识分子自负、散漫的特质。投笔从戎的经历，在他的身上显著地留下了一个军人严谨、“以服从为天职”的烙印。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做事认真、踏实，注重纪律和秩序的“工作者”。
作为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他说自己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9月底刚去夏威夷参加了黄埔军校校友纪念活动。“只要我还有这样的价值，社会还需要我去工作，我就应该去做。”夏世铎目前担任着上海联大校友会会长、上海黄埔同学会理事等五个社会职务，他多次和我说：“联大、黄埔同学会都是党的统战工作。为党工作，不但要把交到你手上的工作做好，还要自己去动脑筋，有创造性地去做一些事情。”“我现在还联系台湾国民党的五个上将、十几个中将、几十个少将。其中，经常联系的国民党老将军，就有四个上将、八个中将、三十一个少将。每年从11月开始，我就要陆续写贺年卡，因为给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很早就要开始构思。”他给我拿来了两张贺卡，一张是原台湾“政战官”许历农上将寄来的贺年卡；另一张是原“陆军总司令”陈廷宠上将的贺年卡，上面还有很长的一段手书文字。
“陈廷宠有一个外甥和我都是普陀区的政协委员。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很快就熟悉了，然后聊起来才发现，陈廷宠做营长的时候，他的军长是我的学生，所以他一直称我为‘世公’。”他还说，自己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也觉得有顾虑，没想到自己的学生还有其他同期的学生都来看他，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了将官，还站成一排要请他训话。
“有人对我说，你可惜了，如果当初来了台湾，也许现在的地位会很高。我说我不会去台湾，国民党腐败，对人民不负责，所以失败就失败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很多学生也同意我的说法，直到后来有人出来打圆场说：‘今天不谈政治。’”…………夏世铎1920年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在陈独秀执掌的安徽高等学堂读过书，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时期在军政府当秘书，再后来在北京观象台做职员，也在无锡做过税务局长。
他的母亲是原常州商会会长的女儿，也是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蒋维乔的干女儿。所以母亲很早就到了上海，在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
蒋维乔去工作时，又把她带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后来做了小学教师。
因为母亲在北京的市立三十八小学任教，于是少年的夏世铎也就在这所学校里念书。
“我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又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中间（老三），所以最不受宠。但我很有志气，觉得要靠自己努力，将来要出人头地，所以功课不错，在班级里也比较活跃。”之后母亲调到市立三十一小学，夏世铎也就跟着转学到了三十一小学。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夏世铎正在读高小一年级，“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有爱国思想，于是串联同学，奔走相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沈阳。”那时候他家邻居有几个日本小朋友，原来夏世铎和他们关系不错，由此也对昔日的小伙伴非常仇恨，从此断绝关系不再来往。
“我参加了北京大中小学生的大游行，还在街头演讲，痛斥日本的侵略行为。我们还到了张学良的官邸去请愿，要求张学良接见，要求他出兵。当张学良官邸门口的机枪架起来之后，我们小学生只能先撤退了，大中学生还在继续请愿。”“另外我还参加了宣传抗日的工作，为难民募捐。”夏世铎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冤狱》，无辜的穷人因为没有钱请律师辩护只能坐冤狱，当时就有了将来做‘公益律师’的想法，帮助穷人打官司，所以后来报考了联大法律系。”之后，随着抗战的形势加剧，北平也受到了威胁，夏世铎的父亲转赴无锡当税务局局长，全家也搬到了无锡。他进入当地的辅仁中学就读，这是一所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无锡同学会集资创办的中学，在当地可算是名校。
“因为里面的校长、教师都是圣约翰毕业的，所以他的英文名叫St.John''sMiddl。北大校长许智宏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但他要比我晚许多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夏世铎在读高中二年级。因为举家逃难，他第一次回了老家—安徽巢县（巢湖），也在那里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当时巢县有两个宣传抗战的组织，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后援会’，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后援会’。家里参加这两个组织的人都有。我参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因为家里有四个表哥都是共产党员。我有一个表哥叫陈其五（原名叫刘毓珩，陈是母姓，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们家兄弟四个，老大刘毓璜也是共产党员，老三叫刘毓璠，在左权县（当时叫辽县）做过县委书记，日军在太行山扫荡的时候，打到这个县，他就带领机关人员一起参加战斗，在那里牺牲了。老四刘毓琳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所以他们都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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