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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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ISBN: 9787513318624

出版时间: 2015-11
装帧: 精装
开本: 16开

作者: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ISBN: 9787513318624
出版时间: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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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A memoir, spanning over eighty years, offers a dramatic and highly personal account of coming-of-age amid groundbreaking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most turbulent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also one of the most revealing narratives by a Western journalist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highest levels of power.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是爱泼斯坦的自传，记载了他投身中国革命与建设，亲历中国从民族解放到改革开放的传奇一生。在这本回忆录中，爱泼斯坦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他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编辑】
　　传奇记者见证中国世纪巨变
　　二战之中，西方人通过他了解中国战场
　　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均亲身深入采访
　　他本可以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却毅然选择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员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们回来了。我们作出了*后一个，也是*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我们在中国经历了种种甘苦、种种考验、种种胜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由于我们熟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爱泼斯坦

封面照片：在爱泼斯坦长达七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他见证了中国从民族解放到改革开放的世纪巨变。图为工作中的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作品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点击进入《人民之战》点击进入《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点击进入《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点击进入《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套装（全四册）》点击进入《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点击进入《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全二册）》点击进入

作者简介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国际知名记者、作家。1915年出生于华沙，1917年跟随父母移居中国。长年为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等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均有深入报道。既奔赴南京、广州、武汉及山东台儿庄前线战场采访，也曾突破重重封锁访问延安。此外，他还应宋庆龄之邀，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并争取国际援助。新中国成立之后，爱泼斯坦应宋庆龄的邀请返回中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并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爱泼斯坦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民族独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他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主题。”他的七部主要作品包括：
　　以抗战为主题的“战争四部曲”：《人民之战》《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和《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西藏的变迁》：这是作者1955—1976年间每隔十年赴藏采访，在采访近千人、笔记约百万字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反映西藏今昔变化的巨著。
　　《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授权传记，作者受宋庆龄生前所托历经十载艰辛撰成。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爱泼斯坦自传，见证中国世纪巨变的传奇一生。

目录
媒体评论　　爱泼斯坦经历丰富，知识渊博，而且英文写作的造诣又很深。他的文字，常常是既高度概括又引人入胜。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思想或事物，在他笔下，却清澈透明，一目了然，而且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其真谛所在。

　　　　　　　　　　　　　　　　　　　　　　　　　　　　　　　　　　　　　——光明网免费在线读　　第十八章访问延安（二）：采访中共领导人
　　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杰出的无疑是——当时是这样，在历也是这样。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模，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印度、英国和美国都曾举行过关于中国解放区的展览会并邀请我去作讲演，我总是把这张相片借给他们展出，使那里的人们可以“见到”。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主要的决策者——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据说在接见时还让一个相士躲在幕后给这个官员相面，看他有无不妥或不忠的迹象）。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了充满活力的结合。
　　下面是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2日在延安会晤时，他所发表的谈话（当时的英译文）：
　　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来讲又相对地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第十八章访问延安（二）：采访中共领导人

　　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杰出的无疑是——当时是这样，在历也是这样。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模，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印度、英国和美国都曾举行过关于中国解放区的展览会并邀请我去作讲演，我总是把这张相片借给他们展出，使那里的人们可以“见到”。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主要的决策者——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据说在接见时还让一个相士躲在幕后给这个官员相面，看他有无不妥或不忠的迹象）。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了充满活力的结合。

　　下面是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2日在延安会晤时，他所发表的谈话（当时的英译文）：

　　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来讲又相对地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这件大事预示着德国希特勒的灭亡，以及日本的*后失败。整个中国都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很欢迎。希特勒和日本垮台之后，世界将成乐土。在中国，随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这里的工作会开展得更有成效。中国所有抗日力量应该团结得更紧，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配合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

　　在这种形势下，你们新闻界应该关心中国内部的情况。在这里我要讲几句话，强调团结的必要，并说明我们的态度。

　　先，我们支持蒋介石坚持国共合作，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并创建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这一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坚持了许多年的方针，现在也仍然坚持。我们必须如此，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的缺点，并且是很大的缺点，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缺少民主。假如我们有了民主，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抗日就可以加强，在胜利以后，我们就可重建中国。假如我们现在实现了团结和民主，未来就有保障。中国需要保持全民族的团结，但是只有民主，团结才有保证。

　　我以上所述概括了我们对国内、形势的观点。

　　接着，毛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关于正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他说：“我们希望谈判有所进展并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

　　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认为第二战场开创了世界新局面？对这一新局面，共产党是否将发表一项声明？”这一问题，他回答说：“真正的转折是随着1942年11月苏联斯大林格勒反攻胜利而出现的。第二战场的开辟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机遇，但不是真正的转折点。我们的报纸已经阐明了我们的观点。”

　　（《解放日报》在此之前曾发表一篇社论，指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确实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如同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一样。这两件大事都是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大合作的体现。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发动反攻前，反法西斯的国家遭受失败和退却，法西斯势力呈上升趋势。之后，形势迅速转变，盟军在北非、接着在太平洋上停止了后退，转为反攻。）

　　毛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红军开始反攻标志着全世界形势的转折。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向法西斯反攻的一大新步骤，没有这一步骤，我们不能摧毁轴心国。因此我们可以讲，此举打开了一个大反攻的局面，对欧洲、太平洋以及中国的形势，都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在事隔几十年之后，人们仍然会注意到：对于欧洲第二战场，他没有采取西方的看法，也没有采取苏联的看法，认为第二战场本身决定全世界的命运。他当时就把重点放在未来，放在各个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动性上。

　　用同样的思路，上引那篇社论（可能就是毛本人写的，至少是他审定的）推断，第二战场将加速欧洲战场的胜利，以后盟国的武器和人力将可能转到远东来。这样，第二战场将为中国创造一种较好的形势，但是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利用这一形势。如果中国只靠外在的因素，那么它本身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

　　有一位中国记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有何希望以及自己将有何作为”的问题。毛回答说：

　　“我们一定要以民主配合抗击法西斯，只有这种配合才能产生力量。中国的军队也需要民主，如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级指挥部门之间、各个部队之间。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部队就可团结得如同英国、美国及其他民主的军队一样。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民主，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思想方面、出版和艺术创作方面。只有当文化和人民结合起来，它才能被广大群众所热情接受。

　　“在各个党派内部，在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上也必须要有民主。方面，必须有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民主。我希望外国和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中国采取一个民主的态度。只有当我们有了民主，我们才能巩固我们内部的团结和间的团结，打赢这场战争并建立牢固的关系。

　　“只有建立在人民基础上的团结才可称之为民主团结，或日民主集中制。这一民主制度是坚不可摧的。简言之，这就是我们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我们的同胞和全世界朋友们包括法西斯国家人民的。

　　“战后的联盟①1 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建立。

　　“总之，在一切方面我们都赞成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

　　后来我同又有过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作报道，我也没有作记录。我向他转达了宋庆龄的问候。那时宋是保卫中国同盟，我是“保盟”的干部，所以我就“保盟”如何能够*有效地帮助解放区的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止运入药品和其他救济物资）征求他的意见。他给了我一张所需物资的清单让我带回去。

　　在交谈中询问了国外的一些情况。他听说我为多家传媒撰稿，其中有一家通讯社是专向美国工会报纸发稿的，就问我美国的“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和“产业工人联合会”（简称“产联”）哪一家的会员人数更多一些？那时这两个组织还是对立的，后来才合并。我比较倾向于发展很快的“产联”，因此就说“产联”多一些。他说不，还是“劳联”人数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件事说明，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别人讨论任何问题之前一定是充分“备课”的。他还问到为什么美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白劳德要解散美共，把它改组为一个“政治团体”，以便在美国两党制的架构中活动。我引用了报纸上发表过的白劳德自己的解释。毛问道：“那么，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的原则性到哪里去了呢？！”虽然他没有说下去，但显然是不赞成。这是在法共等外国共产党批评白劳德的行动丧失原则的几个月之前。

　　※ ※ ※

　　现在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是怎样展示和分析问题的。

　　有一个方面是给人印象*为深刻的，那就是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这不是某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手法而是一种才能——他的头脑清楚，又能简明形象地去说服别人。他一生的经历从当教员开始不是没有好处的。

　　举一个例子。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开进了许多中等城市。在以前的20年里，这些部队从来没有进过城，所以当1946年内战开始时要他们撤出这些城市，他们很难接受。但当时的形势又非撤出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使他们很快信服了。他是这样说的：

　　你设想一下，你在等车到别处去。一个强盗来抢你的行李包裹。你是不是该拖住每件行李不放呢？**别这样做。让他把能拿的都拿去，甚至于你还要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背上，两只手也都拿着东西。等他摇摇晃晃想走，一拳打在他脑袋上，他和所有的东西就都让你拿下了。

　　这段话在实质上就是用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取胜的战术。国民党军队要分兵把守新占领的城镇，兵力分散便难以运动。灵活机动，没有包袱，可以到处破坏交通并在必要时集中兵力作战。*后以*小的代价收复了失去的城镇，国民党守军则被俘或被歼。

　　毛用“抓跳蚤”打比方，说明在作战中灵活性和主动性的重要。他说，愚蠢的敌人用十个手指来按住十个跳蚤（比喻的小股部队），然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敌人的“手指”砍掉。

　　至于军需供应，一支的、机动的军队可以一点一点地从敌人那里得到。中国人民的军火库在美国和英国，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替我们把军火运来。这是毛在过去红军时期说过的俏皮话。

　　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公式概括地说明了在农村人口占90％的旧中国所必须采取的方略。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就预见到将有三个战略阶段。**个阶段，有着优势装备的敌军前进，中国军队撤退或转向两翼。第二个阶段，双方主力相持不下，中国的游击队渗入敌后。第三个阶段，中国军队能转而进行反攻。

　　在政治上，同军事相配合，使敌人和投降派在国内和上越来越陷于孤立，不断地动员群众抗击侵略者，*后，在盟国数量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使中国的兵力增强到能反攻取胜的水平。

　　这些理念使战士们心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其力量抵得过许多师团——在撤退时防止产生悲观情绪，在相持时不会使思想停滞——并且指明了胜利的道路。

　　※ ※ ※

　　7月中旬我在延安访问了中共领导的部队的总司令。下面是我当时的记录：

　　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宽宽的脸庞，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眼睛，加上他富于理解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严峻*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长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很适当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下面是我问将军的问题和他的答复。

　　一、你对当前中国的军事形势及其发展有何看法？

　　中国和日本的战事已持续了七年，我们仍然致力于挫败正在进攻的敌人。虽然目前是反攻的大好时机，但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充分。谈到敌人和我方的形势，我们发现日方在政治上正陷于孤立并处于一种日益增加的、不利于他们的全局形势之中，而它还在极力巩固其占领的大片领土，期盼着某种新的形势的转变。这种巩固表现在军事方面，就是日本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切断中国同盟国的军事联系，并把威胁日本的盟国空军基地往后推。经济方面，它打算利用我方的资源支持它在中国的战争。在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好的地区，它取得了成功。相反，在我们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的地方，它遭到了失败，我们经常破坏它的交通和生产，对其贸易实行封锁，切断它的人力、物力供应。总体来看，日本人取得了一些胜利，譬如在长江流域，他们可以为其部队取得给养。他们也可以从山西阳泉的大兵工厂得到一部分武器供应，这个兵工厂原来在太原，后来他们把厂址搬到了距离钢铁和煤炭资源较近的阳泉。

　　敌人在打通北平至广州的铁路线，企图进一步渗透，因而他们就会离开大平原而转向山区进攻，那样，他们的军事力量就不得不分散，交通也会困难起来。假如我们能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这是必要的——我们就可以粉碎这种渗透。

　　说到中国，它的环境比之日本强百倍，但由于当前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政策是在试图打击日本的同时，也打击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要求，中国人民不能适当地动员起来，国家的潜在力量也就无从发挥。经济方面，我们人民的生产和金融资源也不能充分用于建立一种战时经济，而只能是为极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在交通方面，中国还没有抓住时机，利用我们伟大的人力资源对落后的技术予以补救。结果，我们不仅不能前进，在正规战场上，部队还继续遭到失败，这主要归咎于政治和经济原因。

　　但是我们在敌后有另一条战线。在这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十分充分地发挥了群众的力量，人民动员起来了，部队组织起来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敌后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一支抗日的新军。正是因为敌人经常被迫分散兵力以对付我们，正规前线多年来才得以稳固。譬如洛阳，如果没有八路军在黄河北岸，就不会这么长时间仍留在中国人手里。因为在正规的前线没有采取相同的政策，也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在敌后没有得到有力支持（就他们的战绩和国家整体利益而言，他们是应该得到这样的支持的），因此，中国直到现在都没能阻止日本向前推进。

　　关于改善形势的可能性，可以讲，目前**可行的战略仍是利用机动和游击战术继续对敌人进行全面的消耗战。

　　今天敌人的薄弱环节就是在占领了大片领土之后，力量过于分散，这就给了我们机会机动地、逐个地打击其较小而孤立的据点，因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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