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总第24期（大16开1984.8出版220页包括田间自述、周扬谈彭柏山、鲁迅与沈兼士等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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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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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8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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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柏山（1910—1968），湖南茶陵人，1925年考入长江工业学校学习；1929年就读于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并开始创作。1931年加入“左联”领导下的文艺研究会，担任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创作上得到鲁迅的鼓励和帮助。1934年发表了最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短片小说《崖边》。同年被捕，1935年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获释后参加新四军，至全国解放一直担任政治宣传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多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1980年恢复党籍和名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受命任中共东台城工委书记，兼任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解放战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军副政委等职。
全国解放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短篇小说集《崖边》，中篇小说集《任务》等。
彭柏山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化名从狱中给鲁迅写了封信，经胡风辨认，确定是彭的笔迹。鲁迅嘱胡风按月寄钱、物到狱中给彭，直到1937年彭获释。他1938年去皖南新四军军部，1953年转业到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由于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称赞了他，毛泽东于1955年7月间责问“上海为什么搞不出彭柏山？”上海市委马上将彭逮捕。因无罪证，只得说彭属“胡风一般分子”，送农村改造，在青海等地流放后，彭到河南农学院图书馆当数据员，“文革”中被打得体无完肤、头发被几乎揪光后自杀身亡。
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狱昭雪，彭柏山的“胡风分子”帽子也属子虚乌有，中共上海市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为彭柏山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柏山同志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庄严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彭柏山同志爱女、上海电影制片厂知名导演彭小莲，最近执导了客观反映胡风冤狱形成的纪录片《红日风暴》，已与广大观众见面。
人物悲剧编辑
《彭柏山文选》
《彭柏山文选》
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与当时发表的成千上万其他声色俱厉的大批判文章相比，这篇文章并不引人注目。不过，若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作者本人后来的遭际联系起来，则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现在“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建国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
历史有时确是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彭在30年代就是“左联”成员，与胡风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在新四军中任职，解放战争时曾任华东野战军军政治部主任，某军副政委，建国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资格不可谓不老，官阶也不可谓不高，但仅因30年代与胡风的关系（如今众所周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转眼便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开除出党，备受迫害，毫无辩白的“个人权利”，终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昭雪。
从彭柏山撰文严批、并主张用“阶级斗争”来彻底清除“个人主义”到一夜间反成为他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的“专政对象”、其个人基本权利（甚至生存权）都没有丝毫保障，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报应，应当说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是，彭柏山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正因为此，才会有论者在几十年后痛定思痛地写道：“个人是人类存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但每个个人又是一个小宇宙，代表了整个人类，也是社会进步的终极目的。个人身上包含着一切人类的价值：没有个人的尊严，就无人类尊严可言；没有个人权利，就无人权可言。个人的贬值也就是人的贬值，摧毁个人也就是摧毁人类的第一步。”
沈兼士（1887年-1947年），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曾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一。沈兼士（1887年-1947年），名
沈兼士
沈兼士
坚士，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1905年19岁时与兄沈尹默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入东京物理学校。时章太炎先生居东瀛，沈兼士拜其门下，并加入同盟会。归国之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1922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任主任。曾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一。 沈兼士创立汉语“文字画”、“初期意符字”等学说，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并写作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抗战期间，曾任《鲁迅全集》编委，参与组织抗日团体“炎社”。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
1947年逝世，享年六十岁
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收入有关文字学沿革研究的文章42篇。包括文字训诂、书籍序跋、历史档案整理等三方面内容。
爱国名士
沈兼士于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葬于京西福田公墓。在他的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是：
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
这如实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济世爱国的一生。
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他带领学生及同仁将久积凌乱的故宫清代档案整理出来，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称赞：“有功史学，夫岂浅鲜。”也就是这一时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外流。国宝免遭劫难，沈兼士立下大功。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兼士同鲁迅、马幼渔、钱玄同等人站在一起，发表了七人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1926年，他随鲁迅先生同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不久返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29年，他进辅仁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这一年5月，鲁迅从上海北返探亲，重见了当年的老友，曾不无感慨地写信给许广平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深得鲁迅信任。
抗战开始后，沈兼士滞留北京，仍在辅仁大学执教，与同人英千里（英若诚之父）、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后又改为“华北文教协会”）进行抗日斗争。这些人的抗日行为，最终为敌宪所闻，侦骑四出，并被列入黑名单中进行追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沈兼士于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潜出北平，辗转到了重庆，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名誉教授，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他被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其后复任教辅仁、北大二校。沈兼士在抗战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志士的正气与大节，可圈可点。
他的学生，后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的李维曾这样评价他：“自古风流蕴藉，最擅佳名，惟世间究有几人如是，殊难言之，虽然，先生固真名士。”
学术贡献编辑
语言文字学
沈兼士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一生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最突出
沈兼士
沈兼士
的成就是建立“语根字族”之学。
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祛各家之短而形成的。他总结了过去的右文学说、声训理论、音转学说以及王念孙的“因声求义”理论，扬弃了旧说的失误，吸收了国外语言文字学的某些方面，为研究汉语词汇、字族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可惜这套学说和研究成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代学者对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时时援引，但是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价的却很少。沈先生的理论博大精深，众多细部之所以然，需要后辈学人反复地体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先生
沈兼士论文集
沈兼士论文集
曾经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汉字省体委员会”的委员，“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在建立汉语字族学方面，著有《广韵声系》（辅仁大学，1945年）一书，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他认为这是建设汉语语言学的必要条件。 《广韵声系》是其从汉字读音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代表作。而《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一文则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著作。他认为右文说的作用在训诂学上可比较字义，把握语言的变化，而不致拘于汉字的形体；还可探寻语根。他研究右文说，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的关系，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可启发后人注意对汉语语根之源的探讨，为汉语语源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了进一步研究音符，他还著有《声训论》（《辛巳文录续集》，1941年）一文，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义类，可证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确立汉语的字族。《广韵异读字研究序》（
沈兼士书法作品
沈兼士书法作品
《益世报·人文周刊》1947年6月23日新7期）一文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字数音”的现象和古代有无四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汉语自古就有声调，声调变动是汉语单音节词最容易发生的必然现象，古代字音的声调本来就是“流动不居”的。他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二倾向：一为意符字之研究，一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问题有三：曰文字画，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曰意通换读；音符之问题亦有三：曰右文说之推阐，曰声训，曰一字异读辨。二者要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声训论》）。此外，他还著有一些研究具体某个汉字的字族的论文及《段砚斋杂文》（1947年）一书。
文献档案学
沈兼士曾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是著名的文献档案学家。整理清代遗留历史档案，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
辛亥革命后，清廷内阁大库档案流散，引起史界、文化界学者痛心疾
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
首。他整理了内阁大库乘余档案。他认为，档案于一代政治、学术关系极大，整理档案之目的在于充分便利使用。提出挡案分类不同于图书分类，主张档案分类按机构、团体分类、在主持文献馆工作期间，档案分类是按机构分类的。后又取北京大学所藏汉文黄册1900余册，重加分类列目。汇编有《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蔡元培为该目作序，称他的整理工作“为阅览便利，有助于史学”。
书法
沈兼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语言学外，他的书法也颇好，虽然不及其兄尹默有名，但更多瘦劲之趣，少甜熟之累，亦自成风格。当年鲁迅编《北平笺谱》，曾请他题签，可见他书法的功夫。
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沈兼士也素有研究。
冯友兰在早期北大曾是沈兼士的学生，他在《三松堂学术文集》中有一篇1935年
“五四”时期，三沈与好友合影(前排左起)
“五四”时期，三沈与好友合影(前排左起)
所作的《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的演讲，其中谈到沈兼士时说；“沈兼士先生和胡适先生是表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史学的态度。沈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史的发创的时期比胡先生认为的早，所以沈先生对于秦以前的哲学以为仍有研究之必要，而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认为中国哲学是应该自‘先秦时期’开始。”
诗歌创作
沈兼士的旧体诗、新诗都写得很好，但现在能见到的却很少了。
文字起源学争议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提出了文字既起源于语言又起源于绘画的文字起源的二元说，并且提出了文字画的概念，沈兼士的观点在建国前后引起争论，唐兰、梁东汉等人对沈兼士文字画理论进行了批评,唐兰的《中国文字学》1949年3月出版时，沈兼士已经辞世，我们不可能看到沈兼士对唐兰批评的回答。但是建国后文字学界还是客观地评论了沈唐关于文字起源的论争。经过论争沈兼士的观点受到普遍认可。从文字体系的角度来说，文字画的阶段是存在的，
沈兼士题字
沈兼士题字
文字画可以说是汉字的源头。中国文字学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中发展，文字源于图画的观点现已为大多数文字学者所接受。
沈兼士书法
沈兼士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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