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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蕾切尔·卡森 (Carson R.), 张白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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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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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125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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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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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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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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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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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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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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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99999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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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蕾切尔·卡森 (Carson R.), 张白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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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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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125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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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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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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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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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99999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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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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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寂静的春天
定价：45元
作者:蕾切尔·卡森 (Carson R.), 张白桦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11-01
ISBN：9787301259665
字数：198000
页码：241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商品重量：
编辑推荐
《寂静的春天》：世界环保主义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称此书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巨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100本影响美国最深的图书，名列第三。曲格平、刘慈欣、柴静及众多环保人士深受影响。蒋高明（中国生态农业运动旗手）长篇导读。摄影师卢广（荷赛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得主）附16幅震撼作品，反思中国污染之痛。
内容提要
海报：
目录
1明日的预言 2忍受的义务 3死神的万灵药 4地表水和地下水 5土壤王国 6地球的绿披风 7没必要的大破坏 8再也听不到鸟儿的歌唱 9死亡的河流 10祸从天降 11超越波尔吉亚家族的梦想 12人类付出的代价 13透过一扇狭小的窗户 14每4个人中就会有一个癌症患者 15大自然在反击 16隆隆的崩溃声 17另外一条路
作者介绍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美国现代最的博物学作家。先后出版了《在海风下》《环绕我们的海洋》《海滨的生灵》，组成了超级的“海洋三部曲”。连续80周占据《纽约时报》书排行榜。之后更以《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现代环保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和全世界的环境观念。
序言
让春天不再寂静（序一）中科院植物学所教授 蒋高明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环境污染成为“事件”是近100年来的事。确切地讲，工业革命使得人类有了挑战大自然的资本，从生态平衡被大规模打乱的那天起，环境污染就开始出现了。然而，300多年前从英国策源的工业革命，毕竟局限在少数发达国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局部的，相对较轻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人类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并不断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农药就是这些有害物质之一，它不仅杀死了人类以外的生命，还直接影响了人类本身。对于农药第一个大声说不的，当属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描述的是，环境恶化使人类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一个死寂的春天。造成这种局面的元凶是农药DDT。但具讽刺意味的是，DDT竟然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DDT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灭杀传播疟疾的蚊子。但是，它消灭了蚊子和其他“害虫”的同时，也杀灭了益虫。而且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体内，当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死亡。20世纪30—60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英国伦敦烟雾、比利时列日市光化学烟雾、日本“痛痛病”“水俣病”等严重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这段时期。虽然不断有人因环境污染而失去了健康和生命，但活着的人们却很少将生命健康与环境恶化联系起来。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当时主流的的口号，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卡森之前，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卡森用大量的事实，向人们讲述这样的道理，生态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自然物种的消失也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如今，地球面临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全球变暖、臭氧层消失，无不证明了卡森做出的悲剧预言的正确性。卡森的呐喊，唤醒了公众，环境保护从此深入人心。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DDT；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近些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臭氧层保护公约》《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等国际公约不断出现，各国政府都积极开展了环境保护的具体行动。笔者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所在的研究组叫“环保组”，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环境保护的课题组之一。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听说什么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教材几乎都是翻译西方的。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盲目学西方，尤其是忽视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从而酿成了环境污染的诸多悲剧。当前的乡村生态系统，尤其农田，无不充满杀机；水、土壤污染了，城市里雾霾出现了；医院了挤满了病人；连最基本的食物和饮水也出了问题。先以农药为例，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进程。人类与“害虫”抗争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人类并没有控制住“害虫”的危害。一百多年后，人类并没有放弃灭杀“害虫”这条错误路线，而是越走越远了，当年西方犯的这个错误现在在中国重演。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份农药清单：溴酸钾、硝基呋喃代谢物、敌敌畏、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锡、草甘膦、除虫脲、代森锰锌、滴滴涕、敌百虫、毒死蜱、对硫磷、多菌灵、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灵、抗蚜威、克菌丹、乐果、氟氯氢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蟎特、噻蟎酮、三唑锡、杀螟硫磷……上面所列的仅仅是我们的食物中可能接触的农药种类的“冰山一角”，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相信很多人对它们是非常陌生的。很多化学名词是吃出来的，是媒体曝光了食物污染后，我们才知道身边人造化学物质的存在。倒退四十年，中国人接触的农药种类只有六六六、敌敌畏区区几种，且很少在食物链中使用。现在国家明文规定的，食物中不能超标使用的农药就高达3650项！其中鲜食农产品高达2495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2495项就是我们食物中可能会遇到的。如果打印出这个清单来，需要几十页A4纸。目前人类到底使用了多少种农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因为化学合成的新农药越来越多，光中国农业部每年登记的新农药就达到千种以上。目前，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面积达1.8亿公顷次。半个世纪以来，使用的六六六农药就达400万吨、DDT 50多万吨，受污染的农田1330万公顷。农田耕作层中六六六、DDT的含量分别为0.72 ppm和 0.42 ppm；土壤中累积的DDT总量约为8万吨。我国每年农药用量337万吨，分摊到13亿人身上，就是每个人2.59公斤！这些农药到哪里去？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10%）发挥了杀虫的作用外，大部分进入了生态环境。更槽糕的是，农药不仅仅在农田里使用，森林、草原、荒漠、湿地也在用，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小区里，也逃不开农药的阴影。如果卡森活到今天，她看到人类如此大范围内使用如此众多的农药，那么，她的《寂静的春天》的书名恐怕要换成《死亡的春天》。农药对人体的伤害，以中国农民最重。若按年龄说，则以妇女和老人最重。发达国家喷施农药用飞机或大型拖拉机，而中国采取的是原始的肩背式喷雾器，喷雾器喷出来的就是毒。农药有机溶剂和部分农药漂浮在空气中，污染大气，吸入人体有可能致病或致癌；农田被雨水冲刷，农药则进入江河，进而污染海洋。这样，农药就由气流和水流带到世界各地，残留土壤中的农药则可通过渗透作用到达地层深处，从而污染地下水。大范围、高浓度、高强度使用杀虫剂，虽暂时控制了虫害，却也误伤了许多“害虫”的天敌，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使过去未构成严重危害的病虫害大量发生，如红蜘蛛、介壳虫、叶蝉及各种土传病害。此外，农药也可以直接造成“害虫”迅速繁殖。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南方农田使用甲胺磷、三唑磷治稻飞虱，结果刺激稻飞虱产卵量增加50%以上，用药7～10天即引起稻飞虱再度猖獗。农药造成的恶性循环，不仅使害虫防治成本增高，更严重的是造成人畜中毒事故增加。“人虫大战”并没有挫伤“害虫”的锐气，“害虫”在人类发明的各种农药磨练下，反而越战越勇。在农村，农民最切身的体会就是，他们打了那么多的农药，虫子照样泛滥。药越用越毒，虫越治越多。虫子多了必然要再花钱买农药，这就给农药生产和销售企业带来了滚滚利润。针对“害虫”，我们换个思路治理会怎样？即不采取对抗的办法，不用农药，而是恢复生态平衡，“害虫”数量会增加吗？自2007年起，笔者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租用40亩耕地，在山东平邑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我们全面停止使用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不使用转基因技术，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个年头，生态学的强大威力就显现了出来。由于采取严格的农田生态保护措施，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大幅度提高：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动物都回来了；那里的蔬菜、水果再不用担心受到昆虫危害；黄瓜、西红柿、芹菜、茄子、大葱等蔬菜接近常规产量；过去严重影响玉米成苗的地老虎成虫已被脉冲诱虫灯制服了，以前最多的时候，每只灯每晚可捕获各种“害虫”达9斤，目前每晚捕获不到30克。一滴农药不用，“害虫”反而不产生危害了。目前该农场已发展到500亩，在全国推广10万亩。 昆虫有时间上的生态位差，被抓的多为夜间活动的“害虫”，而益虫、尤其鸟类晚上很少活动，所以没有被伤害。“害虫”还在，这个物种并没有消灭，它们还有吃的喝的，但是想形成大种群还面临着下面一道道关。生态平衡建立起来后，益虫益鸟多了，它们想成灾都没有了机会；没有农药、除草剂，燕子、麻雀、蜻蜓、青蛙、蟾蜍、蛇、刺猬都回来了，它们也要吃东西啊，“害虫”就是它们的美味佳肴。多样性的作物混种增加了抗虫害等风险的能力，多样性的生物群落是稳定的。在生态农场，除了种植小麦、玉米、蔬菜，还有莲藕、大豆、花生、芝麻，如此多的作物种在一起，虫子都不知道去吃哪一种，加上它们自投罗网，各种天敌守候，在真正的有机农场里，虫害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有人说，将杀虫的基因转到庄稼里让庄稼自己生产“农药”不是更好吗？这恰恰又打乱了生态平衡，是按了葫芦起了瓢。虫子不吃你转抗虫基因的庄稼会吃别的，并没有除根。而且那么多种虫子，基因又具有特异性，也就是一种基因防一种害虫，那你得转多少种基因啊？为什么不利用现成的物种呢，自然界为我们准备了现成的成千上万种害虫的天敌，这些物种会携带多少亿个基因呢？转基因除虫技术，正如持薪救火，是错将汽油当成了水泼向了燃烧的火焰中。事实上，转基因后不但要继续打农药，还要用专用农药，专用化肥，专用除草剂，这“三专”再加上转基因专利这“一专”，四座大山压榨之下，农民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农田里没有了“害虫”，“四专”吃什么？农药贩子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的成果。当我将我们的做法跟一个农药贩子讲时，他非常烦躁，并反复讲，他们的农药如何如何有效，并如何如何没有毒副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转基因鼓吹者们，同样不希望看到用生态平衡的办法解决他们认为是大问题的问题，因为他们将收不到专利费，卖不动他们的专用除草剂和专用农药。无独有偶，当年卡森的呼吁，也引起了利益集团（主要是农药商）及其收买的无良专家、媒体的恶毒攻击，她在人们的咒骂声中离开人世。所幸的是，她留给了人类丰厚的环保遗产。再来看“杂草”。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杂草”几乎是农民最头疼的。除草几乎占据了农田管理的一大半时间，也是农活中最辛苦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是农活劳累最生动的写照。“杂草”顽强的生命力，让农民防不胜防，年年锄草，年年长草。人类与“杂草”斗争的几千年，至今没有太好的办法，直到发明了除草剂，人类暂时占了上风。然而，人类发明的草甘膦除草剂以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使用，在暂时终结了“杂草”连年危害后，却因草甘膦在食物中残留，最终可能会危及人类。 农田里有多少“杂草”呢？南方与北方明显不同。以我们熟悉的北方为例，春季小麦田里播娘蒿、王不留行、荠菜、独行菜、小蓟比较常见。由于小麦是头年秋天播种的，越冬返青后小麦成了优势种群，“杂草”暂时竞争不过小麦。但一旦不加管理，播娘蒿等就迅速增长，可以覆盖整个小麦田。但是，毕竟春天雨水少，温度低，“杂草”还不是最凶的。而夏季就不同了，北方农田雨季温度高、光照强、水分好，这样就给了那些机会主义者的“杂草”提供了爆发的空间。即使像玉米那样高秆的作物，其下还常见十几种“杂草”，如马唐、旱稗、马齿苋、牛筋草、碎米莎草、铁苋菜、醴肠、鸭跖草和青葙等。 “杂草”获得今天这样的恶名，估计是现代科学以后的事情。在古代农书上，人们对“杂草”并不像今天的人这样深恶痛绝。如对“杂草”的防治，古人竟然用“锄禾”这样的说法，禾是庄稼，怎么锄掉呢？原来，锄草的“锄”与除草的“除”不同，前者是给庄稼地松土，兼切断“杂草”地上部与地下部的联系，同时切断了土壤毛细管，起到控制“杂草”兼保墒的作用，这样的农活农民一年要干好多次。过去农民一旦锄头拿上了手，就一直到收获，而今天农活则是喷雾器一旦背上了肩膀，就一直到收获才停下来。除草剂除草只管灭杀“杂草”，不管土地的感觉，也不会关心除草剂对于人类食物的污染。其实，喷洒除草剂这个农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风险的。除草剂的毒性很强，从空气中几十米飘过来的除草剂对那些敏感植物还有伤害作用，难道人会安然无恙么？打除草剂那几天，农民都是不敢开窗户的。 传统的人工锄草方式，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劳动力短缺，而衰落了。在美国这种古老的技术恐怕彻底消失了。在中国只有五十岁以上的老农民还会锄草。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技术呢？就是除草剂。大量使用除草剂，且不论环境效益，“杂草”并没有被控制住，相反，“杂草”年年用药，年年发生，甚至在美国使用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后，农田里出现了“超级杂草”。 为什么农田里“杂草”难以防治，甚至除草剂“培育出了超级杂草”呢？这是与“杂草”的生态习性有关的。农田“杂草”大都是一年生植物，它们属于机会主义者，一有空间就去占领，它们对养分要求不高也不挑地段，无论是贫瘠的荒地还是肥沃的耕地，即便是人类不断踩踏的田埂上，只要有机会就繁殖，就会结大量的种子，并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到土壤里。那些埋葬在土壤里的种子，一般很难除掉，除草剂对它们毫无办法，即使用火烧，地上部烧光了，但种子在地下还能保留。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生态除草怎么做呢？一是要控制种源，不使其结种子，在成熟前后治理，可以用中耕机将刚萌发的“杂草”幼苗翻到地里，也可以用传统的人工锄草；二是以草治草，如人工播种有肥效左右的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占据“杂草”的生态位，或者种植匍匐生长、且密度很大的蛇莓，这在苹果园、梨园、葡萄园里非常有效；三是秸秆覆盖，即将上茬作物的秸秆粉碎还田，利用秸秆中的生化物质对“杂草”实施抑制；四是作物轮作，不让“杂草”适应人类的种植规律，如在北方，小麦季后不是规律性地种植玉米，而改种大豆、花生等，同样玉米季后也不是单一地种植越冬的小麦，也可种植能够越冬的大蒜，我们观察过，当合理轮作后，杂草的种类可由8—10种减少到2—3种；五是人工拔草喂牛羊，但前提是农田里不能有农药，不能有除草剂。没有农药和除草剂的鲜草，那些食草动物们如牛、羊、驴、兔、鹅、甚至猪是非常喜欢的。小时候，山东农田里“杂草”很少，那些“杂草”哪里去了？竟然是被我们这些孩子加上部分妇女控制住了。可见，今后对付“杂草”，也正如应对“害虫”一样，采取生态平衡的办法，而不是粗暴灭杀的办法，同样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卡森的冒死呐喊，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最终促进了重大的环境法律变革，这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我国有很大借鉴意义。春天是生命活力最旺盛的季节，不应成为寂静的代名词。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人民同样有权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吃放心的食品。对于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对于日益泛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污染，是到了果断治理的时候了。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曾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卡森与《寂静的春天》（序二）此时，我怀着深深的钦敬，为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作序，虽然我是一个民选的官员，但卡森女士已经证明，一种思想的力量远远比政治家的更强大。当《寂静的春天》于一九六二年刚问世的时候，美国的公众政策中还不存在“环境”这一项目。《寂静的春天》如平地惊雷，用深切的感受、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深刻有力的论点改变了历史。当该书在《纽约客》连载时，反对者立刻群起而攻之。在论战中，卡森在真理方面的严谨和她超凡的勇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些年来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她书中的种种警告都是正确的，甚至比她预想的还可怕。在她写《寂静的春天》时，已经罹患乳腺癌，并且正在接受放射性治疗。此书出版后两年，她因乳腺癌而离世。令人深思的是，最新的研究指出，这种疾病和有毒化学品的接触有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卡森的这本书，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写。自从《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仅是用在农场中，农药的使用量就已快速增长到每年11亿吨，而这些极其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量也增长了4倍。在美国，我们是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是我们并没有间断过其生产，只是出口到其他国家。全美在1992年一年里，使用的杀虫剂高达22亿磅，使用数量仍然多的惊人。环保署在1988年的一份报告中说：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已经污染了32个州的地下水。每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田里会施用7000万磅的阿特拉津，一种致癌的农药，其中150万磅通过地下水流入2000万人的饮用水之中。……在美国，过去20年中，由于使用雌激素农药，睾丸癌的发病率大约增长了50%。另外有证据指出，世界范围内，男性的精子数量减少了50%，其原因虽然尚未水落石出，但有相关确凿可靠的证据证明：此类化学物质可以对野生生物的繁殖能力产生干扰。大部分农药生产商的强硬派成功地阻击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对这类产业提供庇护，这是更令人吃惊的。管制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而设立的法规标准，远比管制食品和医药的法规宽松，，而且在国会的庇佑下难以实施。……如今的体制如同浮士德式的交易，即为了换取短期利益不惜以明天的悲剧作为代价。从卡森的时代起，我们一直把儿童体内的杀虫剂残留的底线，设定得比危险值高几百倍，谁能够证明其在利益上的合理性吗?《寂静的春天》里提到了“用昆虫控制取代化学药物的一系列方法”，如今不断增多，然而官员们却毫不关心，同时生产商也在极力抵制。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大力推广无毒的替代品呢?克林顿-戈尔政府一上台就力图改变积弊，决心扭转杀虫剂滥用的严峻形势。这个政策包括三项原则：更严格的标准，更少的使用，更多的替代性生物药剂。我们必须作为一种中间力量，平衡农药生产商、产业机构和大众的健康。双方背景不同，观点更是针锋相对。如果他们相互猜忌、忌恨，相互敌视，那我们就很难改变这个产业系统，而不改变它，就无法改变当前的农药污染。蕾切尔·卡森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寂静的春天》中所涉及的范畴。她让我们重新看清楚现代文明的一个令人震惊的遗忘：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她的行动和发现，她激发的领域，不仅有力证明了限制杀虫剂的必要性，还力证了不管一个人多普通，都可以改变世界。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此处对原文进行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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