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译本序言 在汉语学界的许多学术文章中，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in a More-Than-Human World（以下简称“本书”）也被译为《感官的魔力：超人类世界中的知觉和语言》，就其主要内容——描述感官与自然之间活生生的直接联系——而言，也可被译为《可感世界的魔力（或魔法）：超人类世界中的知觉和语言》。在我们就中译名与作者大卫·艾布拉姆沟通时，作者表示希望中文译名既能传达本书的基本内容，也保留书名的音韵感。正是基于这一建议，并结合本书内容和诗性表达方式，我们没有采用“感官的魔力”这种直译式的表达，而是将书名译为《大自然的吟唱：超人类世界中的感官体验和语言》。在汉语中，“大自然”指通过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敞开的、活的、非人的世界；而“吟唱”则指这个非人世界表达自身那种可感的、有声的、魔法般的方式。“吟唱”意为“吟诵”“歌唱”或“吟咏”，本身就有一种魅惑的气息。它不是普通的言说，而是一种持续的、有节奏的念诵，“大自然的吟唱”回应了本书所表达的超人类世界在言说、在歌唱、在显现自身。“大自然的吟唱”把感官、可感世界以及言说的魅惑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出来。同时，作者认为在英文中，Perception（知觉）一词的意义是感官体验，或者说活生生的感官体验，而本书更关注的是直接的感官体验而非哲学化的知觉，因此，他希望我们在将书名译为汉语时，能把这种活生生的感官体验表达出来，或者直接用“感官体验”一词替代“知觉”一词。基于此，我们*终将本书的中译名定为《大自然的吟唱：超人类世界中的感官体验和语言》。 《大自然的吟唱：超人类世界中的感官体验和语言》是生态现象学的扛鼎之作。正如我们在本书“好评如潮”栏目中所看到的众多评论所说，本书在生态学、现象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一些作者都没有想到的领域，如建筑、舞蹈、自然医学等领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也是目前正在成长的一个领域——生态心理学和生态心理治疗——的基础性书籍。在当下这个数智化时代，本书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全面理解符号、感知、自然等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照视角。本书的作者大卫·艾布拉姆是游走于现代社会与原住民文化的哲学家，他既是一位深谙现象学哲学的独立学者，也是一位手法魔术师。这两重身份使他拥有与原住民共同生活并学习的经验，以及用现象学哲学方法分析其经历的能力。正因如此，他可以自由地游走在现代文明与原住民文化之间，既可以理解原住民文化中的基本要素，也可以使用生态现象学哲学家如胡塞尔、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自如地分析原住民文化向当代文化转向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 当今，随着生态危机的爆发，人们希望探讨其成因。表面看来，生态危机起源于人类活动，但人类起源于自然，被自然赋予了各项能力，因此，从理论上看来，人类在进行活动时，必然会关照自然的需求。那么，人类活动为什么会引发当下的生态危机呢？这就需要探讨人类活动的演变规律。目前，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侧重于主客二分，认为主客二分的基础是主体形而上学，其中，康德对人类主体先验能力的设定，为人类“为自然立法”的行为建立了哲学根基，使人类中心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其后的黑格尔更是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继续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如何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如何反思人类的活动何以导致生态危机的形成？如何在现有文明基础上重新建构人类智性，使人类关注自然的需求，将从人类智性中慢慢退隐的自然重新拉回人类智性的前台？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有三条进路：生态现象学进路、分析哲学进路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路。而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大自然的吟唱：超人类世界中的感官体验和语言》正是生态现象学进路的里程碑式作品。 本书共分为七个部分。第*章“魔力的生态学：亲历者的探索·导言一”主要介绍了魔力在原住民社会中的作用、推演方式和形成方式。在这一部分，大卫·艾布拉姆将自己在原住民社会的亲身体验如实地描述出来。他发现，在原住民社会中，拥有治愈疾病、主持仪式等各种魔力的巫师，居住在社群的边缘，通过感知社群与动物、植物、山川、河流、风及其他超人类世界的关系来获取魔力。巫师们居住在社群边缘，这使其能持续不断地接触人类社会之外的生命力量，而通过这一力量，巫师们可以缓解这个社群里出现的疾病及其他与自然力量不和谐的事件。因此，巫师治愈疾病，本质上是在平衡社群与周围土地的关系。在原住民看来，疾病来源于人类身体与土地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原住民社会中所存在的万物有灵信仰：我们人类身处的自然世界中，生物与非生物都有着自己的智性或灵性。这些智性或灵性影响着万物间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等的各种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讲，“传统的魔法师或巫医的首要职能是担任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的中介，其次才是充当信仰疗法的巫师”。 第二章“走向生态学的哲学：学理上的探索·导言二”，主要介绍并分析原住民文化所使用的哲学思维模式。也正是这里所使用的现象学思维，使本书成为现象学哲学在生态领域*深入的分析性专著之一。作者在本领域共出版了两本书：《大自然的吟唱：超人类世界中的感官体验和语言》和《成为动物：尘世宇宙学》（Becoming Animal: An Earthly Cosmology），其中，《成为动物：尘世宇宙学》对自然进行了系统的现象学阐释，《大自然的吟唱：超人类世界中的感官体验和语言》则通过丰富的经验分析，为解决人类与超人类世界的疏离关系提供了潜在路径。作者主要介绍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及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在他看来，胡塞尔将意识意向性视为人类构建世界的基础，而意识之所以具有意向性能力，是由于人的身体居于特定的土地之上，身体与土地之间的交流性、互惠性是居于身体中的主体智性具有意识意向性能力的基础，而身体之间的根本区隔，则形成了主体间性。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的探讨，构建了意识意向性得以形成的基础。我们每个人所共在的生活世界，不仅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意识意向性，也构建了我们与他者等公共意识的来源。但与胡塞尔的关注点不同的是，大卫·艾布拉姆关注的并不是生活世界对人的意识意向性的建构性，而是生活世界通过什么方式构建了人类的意识世界。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理论建构，形成了一种哲学运动，其核心关切是：构成生活世界的*终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如何构建了人类的意识框架？因此，作者认为：胡塞尔将人的身体性或血肉世界鲜活的感觉活力重新拉回到意识形成的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具身的个体处于各种联系之中，这些联系形成了意识意向性能力得以形成的各种因素。彻底考察这些联系所形成的终极条件，可以追溯到自然或地球，它们是人类所有意识形成的基础，但人们已经遗忘了这一点。不过由于胡塞尔的哲学理想是构建其理论基础的合理性，胡塞尔本人并没有关注人类身体等感知能力对意识意向性能力的构建。 这一构建过程由梅洛—庞蒂完成。在大卫·艾布拉姆看来，正是梅洛—庞蒂发现了人的身体知觉构建意识意向性能力的精微过程。如果说，胡塞尔的意识意向性还具有一种抽象的离身性，那么，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则将意识意向性能力完全回溯到身体的知觉即感官的能力，回到了感官的鲜活性。在梅洛—庞蒂看来，人类所有意识的形成，只有通过活着的身体才有可能。而梅洛—庞蒂的这一发现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意义：如果身体的知觉是所有智性的起源，那么，所有具有身体的事物，理论上都有其智性或灵性。笛卡尔的主客二分和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机械的、无思想的物质”和“纯粹的、思考的心灵”之间的区分只能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阶段性知识。随着人类对自身探索能力的反思，这些知识本身都有待于检验。人类所有的活动，本质上都是人类感官能力本身所具有的深层创造力的表现。因此，身体是开放的，其感知保持了它与周遭环境之间的互动、互惠。身体与周遭环境的互动过程是“身体被可感物召唤，而可感物亦被身体质询，二者相互渗透”的过程。这一过程有时是身体在主导，有时是可感物在主导。从生命场的角度来讲，身体的感知就是对这一生命场的参与，而身体内部各种感觉之间的转换、联觉的形成，则是身体感知参与生命场域的方式。但这种参与并不仅仅是人类的身体在主动地感知外物，超人类世界中各种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会引起形态的变化，并*终被各种感官捕捉。梅洛—庞蒂所创立的“肉身”概念，正是指感知者与被感知者通过感官进行交织、相互依存并自发活动的基础。在这里，感官拥有参与世界、使感知者与被感知者相互交织的魔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卫·艾布拉姆所使用的描述已经超越了现象学框架。他仍然是广义的现象学运动的一部分，但他的现象学思考可以无须依赖胡塞尔的“意向性”框架也能自洽。在他看来，在西方语境中，现象学描述增加了理解的成本，而真正的学术应化繁为简，不能用抽象术语替代思想本身，更不能用思想代替鲜活的感官体验。这正是对传统现象学框架的超越，本书第二章常被欧美学术界的哲学教授用于教学，因其堪称全球*清晰、*易理解的现象学入门文献之一。 第三章“语言的肉身”以感知对世界的参与性为基础，探讨了语言的本质。目前，语言学的主流观点是将语言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但大卫·艾布拉姆则以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为基础，进一步指出：人类语言并非仅仅是可被表述的词语，而是一种深刻的肉身现象，植根于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感官体验，植根于身体与其周遭环境之间的互动体验。前概念的身体感知体验是语言表述的基础，而人类对语言的学习，本质上是身体在适应所处的社群。而所有具身化的存在皆具智能或感知力。因此，任何一个社群的语言，首先是这一社群与其所处土地之间的交流模式。语言首先体现为口语、姿态等身体性表述，其次才表现为语词。由于不只是人类拥有身体，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包括动物、植物与其他物质，都有其躯体，即：万物皆在诉说，皆具有语言的能力，而万物语言中所有的表述方式，都可以为感知着的身体所感知。也就是说，万物皆具灵性，或主动邀约感官参与，或从我们的关注中撤离、排斥我们的参与。在这里，被感知物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自然景观也有其生命力和表现力，也有独属于自然景观本身的表达方式。语言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感知互动，更是人类与自然景观之间的感知互动。大卫·艾布拉姆指出：这种人类与自然景观之间的感知互动，孕育并支撑着语言交流。因此，人类语言的本质，根植于人类肉身与世界肉身持续进行的非语词交流。从这一角度来讲，人类语言不仅由人体与社群结构所塑造，也为超人类的地域形状和节奏所形成的唤起性形态所塑造。 第四章“万物有灵论与字母表”开始从语言的演变分析生态危机的起源。在大卫·艾布拉姆看来，人类的语言皆起源于对事物的符号性标记，但这一符号性标记本身，并非一种理性的抽象，而是对感知过程的记录。字母文字是当前*为抽象的文字系统，但“即使是字母文字，也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万物有灵论形式！当前，风、山、河已经不再对我们说话，因为印刷的字母和文字以如此集中的力量和影响力发声——这些字母以一种坚定而强烈的语气说话，几乎盖过了自然景观的表达力。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至少在字母化的西方，大地已经变得沉默；其他动物、植物、风和水也不再对我们说话”α。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出现的字符是表意文字，即象形文字，但象形文字本质上并非指称一种明确的、可见的实体，而是指称与该实体相关联的某些特质或其他现象。这些特质与现象并非仅仅指向人类社会，更是指向在这一共同体内存在的所有物体。在表意文字中，与某一实体相关的各种现象还有所暗示，但谐音画的出现，打破了文字与实体之间各种现象的这种暗示性关联。谐音画专注于一个名字的声音，而不是这一命名所涉及或指向的具体事物，因而开创了用声音标记事物的先河。而对声音的标记，意味着人类的语言开始舍弃语言与万物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而转向对自身声音的记录。在大卫·艾布拉姆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向，其中孕育着生态危机。对谐音画的使用，产生了专门记录人类语音的字母表。而字母表的出现，塑造了书吏的精英地位。可以说，人类早期的文字，曾记录着人类对超人类世界的依赖。这一依赖曾保存在早期的闪米特字母的名称和符号中，但随着闪米特字母表发展演变为希腊字母表，字母与超人类世界的联系逐渐被遗忘。语言逐渐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并随着古希腊哲学家的思考，成为一种人类的抽象。但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感官的参与。字母表的演变，本质上昭示着人类参与方式的变化：从参与周遭生命世界的变化，转变为对字母表符号的专注。这同样影响了人类的感官——人类将心智集中于理念等抽象领域，正体现了这种以字母系统为基础的参与方式的变化。但这一参与方式仅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并不能解构万物所具有的诉说能力。就此而言，“我们从未真正失去过作为万物有灵论者的身份，我们仍然以万物有灵的方式与自己的书写符号发生交互，并越来越多地与我们自己的人工制品发生交互。因此，我们始终可以将这种万物有灵式的参与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超越对自身符号和技术的狭隘迷恋，重新融入更加全面的与呼吸着的大地的互动。因为我们从未真正放弃魔法，重新赋予魔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万物皆在言说。第五章“在语言的景观里”分析了各种言说方式，包括动物的言说、大地的言说等。原住民的许多故事，都记录了动物的言说方式和狩猎过程中动物对人的行为的感知过程。而那些看上去不具生命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诸多物体、地形等，都有着自己的言说方式。这些言说方式至今都可在原住民故事和行为中找到证明。大地上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会有独属于这个地方的故事，当原住民走过此处，他必须要以某种特定的节奏讲述这一故事。在这种口传文化中，人类的感官尚未转移到书面文字，而是继续参与周遭充满生机的环境，而人类周遭的环境以及环境中的众多事物，仍然在自发地向人类的感官显现自身，其表达潜力仍可为人类的感官所捕获。特定地点的表达潜力体现在不同的故事、歌谣之中，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和歌谣，正是将此处的表达潜力带入现实的过程。而对生活于此处的原住民来讲，某个特定的地方代表着他们的不同生命体验。也就是说，他们言说的故事及其背后的生命体验与他们栖居的大地是深刻绑定的。因此，原住民被驱离其栖居的特定地方，不仅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与其共存的土地，失去了他们与这块土地所形成的联结经验，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生命体验。可以说，原住民的每次言说，都是其居于其中的超人类世界在其身体上的自然反应，是土地通过原住民身体在言说。正因如此，作者指出：由于土地是语言意义的核心，将传统口传文化从其发源地驱逐出去，用暴力将原住民口述群体驱逐出其故土，本质上就是在剥夺他们的言说能力、掏空其心智。 第六章“时间、空间和大地的隐没”分析了人类思维和心智遗忘自然的过程。当前，人们将生态危机大多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传统的现象学在分析生态危机时，已经认识到主客二分的基础是主体形而上学，即将主体有能力进行主客二分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预设。本书以现象学方法为根本依据，但其分析比传统现象学要深刻得多。在大卫·艾布拉姆看来，生态危机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遗忘。而当人类使用字母表的时候，字母表将人类的感知从人对生命场的感知转化为人对同类话语的镜像式反射，尽管语言的本质是大地的言说，但人类已然不再追问大地自身的言说，而是仅仅反思人类自己的言说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忘记了自然。这也体现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之中。当人们将口头言说的故事转化为可见的字符后，故事与特定地形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而对可见字符所作的阅读同样切断了人类与特定地形之间的联觉参与。这时，在人类的感官之中，就出现了同质化的、均质的抽象空间，以及线性的、均质的时间。这种抽象的时空完全不同于口传文化中感官与大地、地形等完全融合的互动性、互惠性时空。因此，当人类沉浸于文字时，从人与大地之间的可感知角度来讲，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流放。这种流放，一方面是将人类从其生长的大地上流放，另一方面也是将人类从自我感官之家中流放。在这一部分，作者建构了感官如何在具体地形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在本章第二部分“活生生的当下”中，作者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人类空间意识、时间意识与大地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一关系体现在“活生生的当下”这一感觉体验之中。“活生生的当下”的时间体验，其本质来自一种空间
占位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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