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图书 文学七日谈：与梁永安聊文学梁永安文汇出版社978754963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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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永安，刘盟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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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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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963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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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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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永安，刘盟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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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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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963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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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2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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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上瘾的蓝袜子才女，或曰，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 在开始今天的谈话前，我想先读一段弗吉尼亚·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的话：“十八世纪末，女头脑活跃——谈话、聚会、写文章议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作品，这都得益于一个确凿的事实，即女可以靠写作挣钱。一件事情，如果无人付钱，必显得轻薄，而金钱让轻薄变为庄重。当然还会有人耻笑‘涂鸦上瘾的蓝袜子才女’，但没人能否认，她们可以往自己的里放钱了。”因此，十八世纪末，出现了一场变革，倘若我能够重写历史，我会把它说得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要——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 吴尔夫这里说的十八世纪末刚好是《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诞生的时期——《傲慢与偏见》于一七九六年完成，当时简·奥斯丁才二十一岁，她初为这部小说起的名字是《印象》。小说写好十七年后的一八一三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而小说的作者简·奥斯丁是那类标准的“涂鸦上瘾的蓝袜子才女”。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吴尔夫认为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是如此惊世骇俗的一件事？甚不惜将其定义为“妇女的史诗时代”？ 我想这里有三个概念得先拎出来，一个是中产阶级，一个是妇女，后是写作。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它们都说完，可以留待后面展开。但我想先强调的是，吴尔夫的话有很强的历史后见之明，不可尽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吴尔夫以及以她为代表的布卢姆斯伯里小团体，本身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团。而他们都是二十世纪初的人，那时资本主义已入帝国扩张期，正如凡勃伦所言，社会逐步从生产型导向消费型转变，社会阶层的划分与自觉是明晰的。反过来，把这样一个词安在距她一百多年前的老前辈简·奥斯丁，这位她的写作上的老祖母身上肯定是“傻傻分不清楚”的。 她也许只会说自己是汉普郡史蒂文顿村奥斯丁牧师的女儿。那时的地域与家庭出身仍然是主要的身份标识。 另外一个问题你也提到了，简·奥斯丁写成《傲慢与偏见》时才二十一岁，不说豆蔻年华，也是妙龄之姿，事实上，她终生未婚，且在二十五岁以前已经写成《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理智与情感》三部不朽名作了。那么，如何来界定这里妇女的概念？（从司法的定义来说，凡是十四岁以上的女都是妇女）。但显然，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手工业者、工厂女工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妇女在这里是有限阈的词。 后一个谬误是写作和钱的关系。你注意到，吴尔夫话的前半段话的在“女可以靠写作挣钱”。这其实也是《一间自己的房间》重要的立论，是写作作为职业的经济。而女的经济独立，也是中国读者熟悉的鲁迅关于“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了”的经典论述。但简·奥斯丁写完一部作品，要等十七年后才能发表，比杨过和小龙女的十六年之约还要久。她如果要靠写作养活自己，怕是早命不久矣了，还谈何房间不房间？所以十八世纪末的女写作，起码从简·奥斯丁谈起的话，有比挣钱更为的原因。 但也不得不说，吴尔夫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时代变化。中产阶级女开始写作，我们不妨换成“有积蓄的女开始写作”，这句话一出，为我们的谈话打开了空间。牵出一个线头，连带扯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个怎样的时代？有积蓄该如何量化，可否量化？积蓄又从何而来？还有一些关于女生活的问题，等等，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为了避免高蹈，这里不妨先从简·奥斯丁的家庭入手，来看看“有积蓄”这个概念。 和《傲慢与偏见》中班内特一家五个孩子的情况一样，简·奥斯丁生在一个大家庭，除了一个生下来不久夭折的女婴外，简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她的上面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未来她还将有一个弟弟。奥斯丁太太的生育率在当时是高的（一八〇〇年之前，妇女生育的死亡率在百分之一点五左右）。想象一下，简从小生活在这样一大家子人中间，攘往，如果还要算上父母双方的堂亲表戚，以及因父亲开办寄宿学校而住在家里的那些学童，我们不难理解简·奥斯丁为什么那样擅长写家庭故事了。 话说回来，如果全家老小只靠父亲的牧师俸禄维持生计，生活负担将是大的。奥斯丁家除了开门办学外，她的父亲作为当时的乡村牧师，还会从事一点农业生产，无论是在教堂的土地上还是在自家的土地上。在简·奥斯丁出生的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前后，父亲·奥斯丁正跟当地的农人一起大搞农耕竞赛。由此也可以看出，奥斯丁家的生活与农民本身的差距并不大，也是说他们并不富裕。而这一切随着父亲的去世还化为乌有，因为房子和土地是教区提供的，且教堂不为神职人员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贴。加上长子继承制（一九二五年方废除），父亲死后，遗产自动转移到大儿子身上。如果这时家里的女儿还没有结婚，那么她只能靠其他兄弟的接济度日了。 这也不难想象《傲慢与偏见》里班内特一家五个女儿还没有出嫁，她们的父母是多么心焦了，是母亲。因为她和班内特先生膝下没有儿子，等班内特先生之后，他每年四千镑的财产都得由一个远房亲戚来继承。记得小说提到班内特太太“毕生的成是把自己的五个女儿地嫁出去。”否则，等班内特死后，班内特太太仅有的一点嫁妆是难以维持女儿们和自己的生活的。 可事实上，简·奥斯丁并没有她小说里的人物那么幸运。在父亲去世后，她几乎身无分文，她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依靠兄弟们的扶持来安排生活，直到一八一三年她的小说出版。当时她雀跃地给她的姐姐卡桑德拉买了一块布，并写信劝她姐姐说：“不要拒绝，我有钱了。” 你很详细地介绍了奥斯丁家的小气候，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些时代大气候。一七九六年到一八一三年的英国恰好处于三世晚期和的摄政王时代。四世摄政的年份是一八一六年，但考虑到三世的精神错乱，摄政时代实际上是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三〇年。 简·奥斯丁的小说《爱玛》题献给了摄政王殿下，署名是“殿下的忠诚、恭顺、卑微的仆人”。事实上，题献本不是简的意思，她甚抵触这样的做法。但当时的出版商约翰·默里很坚持，他还告诉简·奥斯丁这是的暗示，她必须照办。结果证明，《爱玛》确是简在世时发行量大的书，我记得当时印了两千册。 从的这种暗示也能看出，那时社会风气中弥漫着一种奢靡、虚浮的之风，有身份和家世的人家均难免眼高手低，对待工作均持化的态度。像简·奥斯丁这样的牧师家的女儿，除了嫁人几乎没有其他什么出路，能像我们现在的女一样离开家找一份工作是很难想象的。而当时为女提供的工作在她们看来又都是“不体面”的，比如女仆、女工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下层妇女的职业。而如简·爱那样能够成为家庭或者教育机构里的女教师，又要等到维多利亚时代了。 另一方面，在简·奥斯丁出生的年，也是一七七六年，刚好是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时代，这意味着英入了工业的黄金期。机械解放了人力，同时带来了规模化生产，以及后来“到”去的殖民扩张。同时呢，在《傲慢与偏见》诞生和出版的时间区间里，大、英法战争、拿破仑战争等也在持续不断行。 简·奥斯丁的两个兄弟，哥哥弗兰克和弟弟查尔斯都加入了英国海军，实际参与了相关战争。前者后来在军队中位阶极海军元帅。从这个方面看，再对比简小说中那种稳定平宁的乡村气氛，真是有些意外。 其实也不必意外，外部所有变化，极大地刺激着男的生命力和想象力，反过来，对女来说没那么“热闹”了，或者说外界留给女施展的舞台少之又少。而像简·奥斯丁这样的女又无法做女工、女仆，那么唯有家庭能成为她的空间。简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往返于东肯特郡和乔顿，她生活的一大部分都用在了照顾哥哥们的孩子、嫂子们的分娩及产后康复上。反过来，生活把女禁锢在了家庭的四堵墙里，但同时也为她们打开了一扇想象的窗子——写作。 还有阅读。在你谈到的这些重大的历史变化、经济变化之下，有很多旧的劳动，都被专业化、机械化的新方式所取代，其中直接的是女的纺织。女在家庭中拥有了的时间，用伊恩·瓦特的话说则是“被迫的闲暇”，这时，阅读便成为她们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里说，与男世界相比，学合女世界原因，是她们手里有着充裕的时间，她们过着一种更需要久坐的生活……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有社会地位的女人，尤其热衷于写信，因为她们的丈夫对她们来说，常常形同陌路。凡此种种，有意无意地培养起了女在阅读与写作上的才情。女也成为小说兴起的重要推手。 因为丈夫关心的都是家庭之外的事。 另外，也因为你刚刚提到摄政时代审美和生活态度上的化，如奥斯丁家这般的父母，是不主张女儿外出工作的，但又不希望她们目不识丁。简和姐姐从小在家里接受的教育，严格上说其实是人文主义教育而非技能培训。到《傲慢与偏见》发表，英国女的识字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伊丽莎白·班内特、爱玛·达什伍德、凯瑟琳·莫兰，这些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尽皆如是。这一方面丰富了她们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也让她们在成年后，面对男化的现实社会十分苦闷，她们的出路只能到婚姻市场上去找。反过来，禁锢在家却使女获得了更敏锐、更丰富的感受力来发现、想象私人关系中的微妙之处，而这些对男来说属于碎屑、世俗的东西，恰恰成为女在小说领域的优势。 你刚刚提到伊恩·瓦特的话，除了阅读、写作，他也提到写信是一项女的重要消遣，而且相对于阅读，写信是更为重要的社交方式，写信的也往往比写作来得强烈和持久。因为它是按诉心曲、分享八卦的佳途径。阅读当时人们下来的信件，你会惊讶于那些双方坦诚到让人含羞的露骨言辞，提到这个，十九世纪的作家福楼拜应该是出名的一位。简·奥斯丁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用在写信上的。 可惜在她去世后，她的姐姐卡桑德拉把她的大部分信件都付之一炬。 这样一来，女在阅读和写信的双重作用下，充实了自己的想象力，锻炼了笔头实践，在此基础上的写作，似乎变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还值得补充的是，当时的人们热衷于把书或者信大声地朗读出来，作为一个家庭娱乐项目。在《傲慢与偏见》中你能读到班内特一家曾这样读书与听书。时说来，这也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一本书的成本仍然很高，家里的藏是有限，另一方面，战争期间的照明也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一个人朗读一本书，让一群人听，是消耗照明价比高的方式，同时也是把一本书消遣得到位的方式。 记得英国一度还征收过窗户税，窗子越多要交的税也越多。反过来窗子少了，税也省下来了，但采光和照明弱了。朗读也许和这个窗户税也有些关系。 让我们再回到一七九六年。现存简·奥斯丁早的一封信是她在一七九六年一月九日写给卡桑德拉的。这封信主要叙述了写信的前一晚简参加的一个舞会，同时也暗示在舞会上出现了一位来自爱尔兰，一头金发，颇有魅力的汤姆·勒夫罗伊先生令她倾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她在舞会中听到和看到的种种交往。那种欢快的倾诉少女心事的言语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要是我们还想到，这一年简正在写她的《傲慢与偏见》，伊丽莎白的年纪恰恰是简的年纪。那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又何尝不是现实中简·奥斯丁爱情的的投射呢？虽然简·奥斯丁终生未婚，但对于后世读者，从这封信中我们要明白，那绝非因为她有着我们现代女所抱有的独身主义。 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是“老姑娘”或者“老处女”这个概念。在奥斯丁的时代，大多数终生未婚的女，其实是迫于无奈的。这里面涉及刚刚提到的时代大背景。在长子继承制下，那些次子们要想成家，首先得立业，而国内的财是被“长子圈子”把持。怎么办？他们不得不去殖民地发展或者当兵，留在国内的一般是当牧师（想想奥斯丁家的那些哥哥弟弟的职业选择），等在挣了钱，他们也三十五甚四十岁朝上了，而与他们同龄的女在这个过程中被“剩”下了，这些当年年轻的男孩子们回来，大都会找比他们年轻的女结婚。这样一种循环，造成当时英国国内比例失衡，以及女未婚比率攀升。据说在一八八一年，英格兰年龄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四岁之间的女，有百分之十二都还没有结婚。而与此同时，不属于我们讲到的这些会识文断字，热爱阅读的简·奥斯丁式女——中下层女，她们的结婚率往往要高得多，因为她们可以利用做工的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男，同时她们的婚姻观也会更现实，没有班内特家里那种向上攀登的。 这让我想起英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人物——姨妈、姑妈。她们往往是你提到这类“老姑娘”。《大卫·科波菲尔》中的那个姑妈是多么让人难以忘怀啊。在《傲慢与偏见》里，菲茨威廉·达西也有一个讨人厌的姑妈凯瑟琳·德布尔夫人。正是她在达西的婚姻选择中作梗，希望他迎娶自己的表亲，以实现日后财产“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企图。 其实在简·奥斯丁后期的生命角色中，重要的是姑妈。她爱的侄女范妮，甚成为《曼斯菲尔德庄园》里女主角的名字。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产阶级女在当时普遍晚婚，但她们的生育能力和生育数量超过中下层女（比如奥斯丁家七个子女、班内特家五个女儿、勃朗特姐妹家一共六个孩子等）。 这和现今的情况刚好相反，现在城市里的青年都不想生孩子，或者顶多生一个。社会少子化现象很严重。 当然这和、卫生条件关系重大。但反过来，这也造成巨大的隐患——中产阶级这么多子女，要保住自己的阶级尊严该怎么办？我们刚刚说了，男可以去、去当兵；那待字闺中的女呢？肯定不能“下嫁”吧。因此，她们理所当然地会一门心思去找一个好婆家。在她们这个阶层被耽搁的人比比皆是，比如·艾略特、勃朗特姐妹里的艾米丽和安妮，当然，简·奥斯丁也算在内。 这样一说，再去看前面提到的简·奥斯丁的那封信，不无凄凉。信的开头，简直言“首先我希望你能再活二十三年”。从一七九六年算，二十三年后是一八一九年，那时的姐妹俩，一个四十三岁，一个四十六岁，即使按照当时晚婚的标准，她们肯定都已结婚，甚生儿育女。结合这封信中其他关于恋爱、舞会的内容，这一切不是不无可能的。然而历史无法假设，简在一八一七年便去世了。她在二十三年前憧憬的一切只能留给历史与读者去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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