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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礼制因革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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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治的生命力,藴含在从《仪礼》第一座高峰到《大唐开元礼》第二座高峰这一制度的承袭流变过程中。笔者的基本思路是将此时段各类史书所载礼制史料通盘汇辑,逐条缕析,将礼制因革回填入汉唐间礼典施行的时空背景中,予以系年,编著成《汉唐礼制因革谱》。 该书汇集西汉初(前206)至唐开元二十九年(741)近一千年的礼制史料,予以疏释,是对中国礼制史(汉唐段)进行的首次全面史料梳理,具有开拓性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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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唐礼制因革谱

      • 作者:
      • 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8-11
      • 版次:  1
      • ISBN:  9787545816686
      • 定价:  390.00
      • 装帧:  精装
      • 开本:  16开
      • 字数:  600千字

      展开全部

      商品描述: 2018年11月印刷
      《漢唐禮制因革譜》目錄

      凡例

      卷一 敘說

          一、禮典的兩座高峰之間

          二、漢唐禮制史料分層

          三、分卷的依據:以郊天為例

          四、國本乎?虛文乎?

      卷二 西漢:禮制創立期(前206-25)

      卷三 東漢至西晉:禮制成型器(25-316)

          一、東漢之部

          二、魏之部

          三、蜀之部

          四、吳之部

          五、西晉之部

      卷四 東晉南朝:禮制成熟期

          一、東晉之部

          二、劉宋之部

          三、南齊之部

          四、梁之部

          五、陳之部

      卷五 北朝:禮制新建期(386-581)

          一、北魏之部(附十六國)

          二、東西魏之部

          三、北齊之部

          四、北周之部

      卷六 隋至唐開元:禮制極盛期(581-741)

          一、隋之部

          二、唐初至開元之部

      主要參考文獻

      年號索引

      人名索引

      禮典的兩座高峰之間

      ——《漢唐禮制因革譜》的十年耕耘

      中國的禮典撰修,在歷史上曾先後形成過兩座高峰。

      第一座高峰是《儀禮》十七篇。此書漢人徑稱為《禮》,或尊稱為《禮經》,記載冠婚、射鄉、朝聘、喪祭等各種典禮儀式,藉此尚可摩見西周禮典之盛況。然此書重在記錄士禮,對國家禮典僅有賓禮中的覲、聘和嘉禮中的燕饗、飲食、射禮等若干篇。據沈文倬的研究,此書“是在西元前五世紀中期到四世紀中期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後學陸續撰作的”(《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菿闇文存》),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周代禮典在施行過程中逐漸趨於完善,至五六百年之後方才由孔子及其弟子編訂成書。《漢書·藝文志》載有“《禮古經》五十六卷”,云其“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歆稱此為逸《禮》,既出於孔壁,必曾為孔子及其弟子所見。然何以不經孔子之手而增益十七篇之數?邵懿辰、皮錫瑞的回答是:“孔子所為定禮樂者,獨取此十七篇以為教,配六藝而垂萬世,則正以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為天下之達禮耳。”(《論禮十七篇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說最通,訂正禮運、射禦之誤當作射、鄉,尤為精確》,《經學通論·三禮》)可見,十七篇融入孔門禮學精蘊,當依後倉等之所為,潛心玩索而得孔子所謂“禮之本”,便可“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漢書·藝文志》),由此可大致複現周禮創制之規模與用心。

      第二座高峰是《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此書是漢以來禮制重建,綿延至唐趨於成熟的標誌。經六國與秦,西漢立國後不再延承周禮,而是平地而起重啟新制,就禮典的撰修來看,西漢有曹褒撰《漢禮》,西晉有荀顗等修《晉禮》,至梁又有何佟之等纂《梁禮》,然唐以後均散佚,九百年實踐的積累,融入一代又一代禮家的覃思精蘊,直至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所頒行的《大唐開元禮》,集漢唐以來制禮經驗與禮學思想之大成,堪稱繼周禮以後中國禮典發展到第二座高峰時期的傑作。此書之地位學界早已深識,如清初王夫之即云:“周公而後,至漢曹褒始有禮書;又閱四姓,至齊伏曼容始請修之,梁武帝乃勅何佟之、伏暅終其事,天監十一年而五禮成;其後嗣之者,唯唐開元也。”(《讀通鑒論》卷十七)所謂“唯唐開元”者,不僅上繼梁禮,實可上接西周。就其影響所及,乃如陳寅恪之所言,“夫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緒論》),其所謂“文物制度”,禮典實位據大端。且王夫之又云:“宋於儒者之道,上追東魯,而典禮之修,下無以繼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蓋力求大醇而畏小疵,慎而葸,道乃息於天下矣。”(《讀通鑒論》卷十七)可見,其所謂“唯唐開元”者,又當下貫諸清,唐開元以後禮典雖時有更修,然大格局上已無變動。直至民國年間,章太炎提出新修禮制若欲效則古禮,“宋明清三家……既不可用”,又“不能盡從《禮經》者”,故擇善而從,“莫尚於《開元禮》矣”(《喪服依開元禮議》,《太炎文錄續編》卷一)。



      《大唐開元禮》舊鈔本

      中國禮治的生命力,從一個側面來看,正蘊含在從《儀禮》第一座高峰到《大唐開元禮》第二座高峰這一文物制度的承襲流變過程中,錢穆稱此為“漢唐因革論”(《中國史學名著》)。錢先生之說與陳寅恪可謂前後呼應。反芻陳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探究隋唐制度前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在逐項論析其三條結論的過程中,陳著貫通著一種承襲流變的思想,也就是隋唐典制非平地而起,其於此前之制度有因有革,由此可直溯到漢、魏、晉。且看書中寅恪案語:“此隋制禮服不襲周而因齊之例證也。齊又襲魏太和以來所採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晉,上溯於漢,故曰漢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此類脈絡的梳理,彌滿於全書,為全書內蘊之主線。概括言之,陳先生所關注的,是既要“研究其為甚麼發此言,與當時社會生活、社會制度有甚麼關係”,又要“研究其行動與當時制度的關係”,“研究其制度的施行,研究制度對當時的影響和當時的行動對於制度的影響”(《陳寅恪先生開課筆記三種》,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附錄一)等等。若按錢先生之說,即一方面條理出“每一制度,每一儀法”之“各有一條線”,另一方面提煉出“一朝有一朝之制度儀法”的“高下得失,有關治亂興衰”。簡括而言,兩位的宗旨同是要梳理清楚漢唐間各項典制因革的具體步驟與線索,以及各項禮制在九百年的曲折漸進中,是如何趨於唐開元禮極完備之狀態的。

      陳先生關注制度,尤其注重禮樂典章,旨在薪傳儒家禮樂精神,至其晚年贈序于其弟子蔣天樞,借筆于隋世碩儒王通(文中子),仍不免流露出這一心跡,蔣先生稱這一理想為“續命河汾的嚮往”。陳先生這一思想應該說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已基本確立。

      1932年秋起,陳先生在清華歷史系開設“晉至唐史”、“晉至唐文化史”兩門課,今由卞僧慧所編《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附錄此兩課程之開課筆記可知,陳先生授課關注的重心即在思想和制度,要力避舊派研究古史之失在“不能瞭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係”。1933年,陳先生于《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明確表述其理念曰:

      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託之專家。……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

      因此,關注歷代典章制度和物質、精神生活,並試圖從其流變中抉發精神觀念,成為陳先生各項研究之思想依託。1935年秋起,陳先生又新開“歐陽修”課,主在“講歐陽修的思想,即其史觀”,要知“歐公言政,尤重制度;而制度之要,則在禮樂”(何澤恒《歐陽修之經史學》),陳先生此課之設置可謂其史觀之直接流露。

      充分體現陳先生這一思想之代表作,當然要數其後執教西南聯大時著成的,上文已數度引錄過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我們且看陳先生此書的結構,全書旨在分析推論隋唐典制之淵源遞嬗,分列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方面,其中“禮儀”一章占全書一半篇幅,這一方面可以印證我們上面所說的陳先生對禮樂典章的關注,更重要的是,對於中國制度史略有根底者,便不難發現此舉直接上承自唐杜佑之《通典》。《通典》全書二百卷,分設食貨、選舉、職官、禮典、樂典、兵典、刑法、州郡、邊防九門,其中《禮典》即占一百卷。兩相比較可知,雖然陳先生書中所舉例證大多並非直接采自《通典》,然在謀篇佈局、精神氣韻上兩者一脈貫注,陳先生所欲上紹者,乃一千年前杜佑的學術偉業。對陳先生傾注巨大心力的史家汪榮祖,曾敏感地發現一項確證:“寅恪以手邊倖存的眉注本《通典》為基礎,於1939年完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史家陳寅恪傳》第五章),而據史實來推算,陳先生于1937年離開清華園,奔波中據“手邊倖存的眉注本《通典》”寫作《略論稿》,而其用力於《通典》,當正是在清華園執教的十二年安定的學術生涯中,而尤其是1932年開設“晉至唐史”以後的三五年內。



      對於杜佑《通典》謀篇的匠心,及背後的學術旨趣,其友李翰在《通典序》中已有精到的概括:

      今《通典》之作,……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故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

      李翰代杜佑立言,明確揭示《通典》事類的設置均為“經國禮法程制”,用當代學者的話說便是“抓住禮法刑政這樣的制度建設和管理運作問題,就是抓住了要點、抓住了根本”,而其內蘊的宗旨則在“致用”,在“經邦”,即所謂“可以從中汲取安邦治國的實際建設和管理經驗,有裨益於提高治政能力和執政水準的實用理論著作”(郭鋒《杜佑評傳》)。

      更值得關注的是,《通典》素材的來源為“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用杜佑在《通典·禮一》“禮序”中自己的話說,叫作“或泛存沿革,或博采異同”,也就是說重心在探索禮樂典章如何發生因革變遷,以及伴隨前後歷代士大夫在議論中所呈現出來的卓見與素養,由此方能得所謂“聖人微旨”。章太炎以其對六朝思想之精熟,故對《通典》精深、微邈之處的揭櫫最為透闢:

      中國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說:“禮者,忠信之薄”,卻是最精於禮,孔子事事都要請教他。魏晉人最佩服老子,幾個放蕩的人,並且說:“禮豈是為我輩設”,卻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禮。晉朝末年,《禮論》有八百卷,到劉宋朝何承天,刪並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禮,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見那時候的禮學,發達到十分。現在《通典》裡頭,有六十卷的禮,大半是從那邊採取來,都是精審不磨,可惜比照原書,只存二十分之一了。(《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章太炎政論選集》)

      問題恰恰在於,若僅將視角瞄準周、唐禮典的兩座高峰,見其玲瓏剔透,見其光怪陸離,然而殊難察知其中制度所含的精義,而正是在兩座高峰的轉變之間,在拼裁剪輯的過程中,在分合起伏的縫隙中,梳理清楚了那“自上而下地催驅了兩晉南北朝一波又一波崇禮、修禮、釋禮、論禮的浪潮”(樓勁〈《周禮》與北魏開國建制〉,《唐研究》第13輯),才能看出門道,看出微旨,看出血脈與筋骨,體會到形魄與靈魂如何交映,這就是杜佑識力的過人之處,也正是陳寅恪用力要上紹杜佑的學術事業,用錢穆的話說就是“漢唐因革論”。

      雖然比照南朝的《禮論》三百卷,杜佑之書僅存二十分之一,但是仍然難以抑制章太炎對《通典》的高譽:“九通之中獨杜氏《通典》最當詳究,不僅考史有關,以言經學,亦重要之書也。”又云:“就政治而言,《通典》一書為最重要,其言五禮亦備。”(《章太炎國學講演錄·史學略說》)章太炎之所謂“禮”,其所涵蓋之範圍決非限於外式上的禮儀:

      余以為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學校制度,巡狩朝覲,皆可謂之經禮。……經禮之外,別立曲禮一項,然後依五禮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

      由此,《儀禮》當擴展為“三禮”,《大唐開元禮》當擴展為包括《唐六典》、《唐律疏議》等在內的唐制整體,此即李翰所謂的“經國禮法程制”意義上的“禮”。職是之故,《通典》即使“只存二十分之一”,然有鑒於晉宋的《禮論》、梁代的《梁禮》均已散佚不傳的史實,杜佑“博采史志,綜貫歷代典章制度,而為是書”,其“重在政治”、“隆禮”的用心已然見諸筆端,由此成為足以代表兩座高峰背後整體典章制度變易所內蘊機理的一部“體大思精之作”(《章太炎國學講演錄·史學略說》)。



      明嘉靖戊戌(十七年, 1538)王德溢等廣東刊本

      錢穆自然亦不例外,對《通典》持有盛譽,他說“這部書,可說在中國史學裡是一個大創辟”,他的獨創之處就在於“倘把‘禮樂’兩門合算,就占了全部《通典》的一半以上”(《中國史學名著》)。那麼,倘若“研究經濟史的,只翻它《食貨志》,研究選舉制度的,只翻他《選舉志》,研究政治組織的,只翻他的《職官志》,卻沒有人去翻它大半部《通典》所講的禮”,這便是大問題,由此便造成“今天我們沒有一個講歷史講政治的人再來講禮樂”。甚而至於,“若碰到一制度問題,不要只為找材料,去杜佑《通典》裡找,僅要拿人家的精心結撰來做自己的方便使用”,由此杜佑那“血脈貫通,呼吸相關”的“體大思精”的學術偉業便將崩塌為一部資料書,一地散錢碎屑。且看,錢先生對杜佑的“體大思精”是如何闡發的:

      唐代統一盛運之再興,自然有它直通古今與通籌全域之一套遠大的氣魄與心胸,始得肇此盛運。所以朝代、人事,可以隨時而變,而歷朝之典章制度、大經大法,則必貫古今,通彼此,而後始可知其所以然與當然。學者必先具備了此種通識,乃能進而研治此種通史。(《中國史學名著》)

      由此便可知曉,關注唐代制度興盛之淵源,貫通于兩座高峰之間,淬其心力于漢唐禮制因革,便是杜佑所創辟的,陳寅恪所紹繼的,錢穆所呼籲的學術偉業。

      可惜,今天我們欲僅就《通典》以考索漢唐禮制流變,難以得乎其全豹,亦無法徵知其細部。自2009年起,我毅然地決定從重新著手梳理史料起步,近距離地拿著放大鏡來,沉下心來慢慢觀察禮制在兩座高峰之間發生的每一項變動,每一個腳步,而不急於匆忙地要把握禮制沿革大勢,趕緊地要“以通時用”。其實,八十年前陳寅恪在清華園,一邊批註著《通典》,另一邊已然從十七史中另行爬梳起材料來了。

      我的基本思路是將十七史禮樂志(附《通典》)、十七史諸列傳等、十七史諸本紀(附《資治通鑒》)、史注及其他文獻(附歷代《會要》)、後世匯輯與研究成果這五個層次的禮制史料,回填入漢唐間行禮和議論的時空背景中。具體而言,就是在歷時的脈絡中,將每一項禮典在漢唐間的運行,從如何起步,如何變道,留下了哪些路標,關鍵性的轉捩點在何處,到最終如何走向唐開元之隆盛狀態,進行盡可能細緻的勾稽與疏證,努力呈現各項禮典的設立運行、因革遞變,包括儀注品類的增刪和器物度數的挪移等。這是因為“‘禮義’體現在‘禮儀’的各個細節上,牽一髮而動全身”(閻步克《服周之冕》第一章),只有在不折不扣經歷了這一過程之後,方可進而分析儀節隆殺與損益的理據與成因,其間融入了大量學士議禮的真知灼見和學養識力。

      基於這一思路,這部《漢唐禮制因革譜》在設置上打破了禮樂志乃至《通典》一貫所採用的,總述加例證式的敘述模式,而是嚴格依時間先後為序將史料予以系年、考辨和疏釋。全部史料以朝代為框架,各朝代下以帝王年號紀年,下設條目盡可能標注到某月、某日。這樣對於呈現禮制因革變遷大勢,高效利用和開發禮制史料,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且本譜本身已內蘊了好幾項禮制史研究的前沿課題,望有識之士進一步開拓。

      在系年的基礎上,本譜嘗試進行分卷。五卷的分設,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本譜將漢唐間禮制的演進分為五個發展時期。按都城所在地為團塊進行分期,打破了完全以朝代為分界的固有模式,表面上看以都城的轉移為標誌,但實際上隱含著漢唐間禮制發生重大變革的幾個關鍵步驟,反映出由漢至唐逐步走向精密、豐滿的演進大勢。今以南郊祀天為例,將每一期的大致情況略作介紹。

      第一期是西漢(前206-25),都城在長安(今陝西西安),此時為漢唐禮制的創立期。以郊天為例,西漢成功實現了由郊五畤到郊泰畤到京城南郊的轉型,由此南郊祀天之制可謂正式走向正軌。

      第二期是東漢至西晉(25-316),都城在洛陽,此為漢唐禮制的成型期。蜀漢、孫吳則附于曹魏之後。以郊天為例,東漢通過在新京城重建南郊,將西漢二百餘年積累的成果落實下來,魏晉以來,在沿承的基礎上開始分辨圜丘與南郊之別,終於在西晉成功合併圜丘於南郊,郊天禮制的主體框架由此落定。

      第三期是東晉南朝(317-589),都城在建康(今江蘇南京),此為漢唐禮制的成熟期。以郊天為例,東晉在新都城重建南郊,禮制再一次出現反復,經過了分立南北郊,分別圜丘與南郊,至梁武帝年間禮制趨於成熟。

      第四期是北朝(386-581),都城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洛陽,又到鄴(今河北臨漳西南),又到長安,此為漢唐禮制的新建期。從時代上講,此時期與東晉南朝一北一南,差不多同時展開。以郊天為例,北魏以來一直努力在向漢晉禮制傳統回歸,至孝文帝遷都以後進度加快,基本實現了一郊二祭的大格局,北齊、北周禮制又一次新建,大致沿承北魏之制。

      第五期是隋至唐開元(581-732),都城在長安,此為漢唐禮制的極盛期。以郊天為例,隋禮直接上承自南朝梁禮,圜丘、南郊分祭,唐代在此基礎上經過武德、貞觀、開元三度定制,雜說、歧說刪汰盡凈,至開元年間一歲四祀之精密譜系最終告成。

      合而言之,漢唐郊天之禮的演進脈絡如下:西漢創立祀天之壇立於京城南郊,東漢至西晉圜丘與南郊分祀之制大致成型,東晉南朝冬至圜丘、立春祈穀一壇二祭之制基本成熟,北朝則先後于平城、洛陽、鄴城、長安多次重建南郊,儀制未定,隋以後則在北朝的基礎上充分吸取南朝議禮成果,終於開元時趨於完備而極盛。漢唐禮制因革可分為創立、成型、成熟、新建、極盛五期,由本譜基本確定下來。不過,總合全部五禮之制,進行更翔實、更細化的論證,則將俟諸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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