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旧金山湾区认知治疗中心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临床教授，美国行为治疗促进协会（现为行为与认知治疗协会）前任主席，美国临床心理学科学协会前任主席。珀森斯博士是一位临床工作者、教师、研究者、作家、科学家和实践者，一直坚持认知行为治疗的临床实践，开展情绪和焦虑障碍及相关问题的认知行为治疗，在许多机构中为学生和专业人士提供教学和临床督导。她对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潜在机制以及认知行为治疗的过程和结果开展研究，特别是认知行为治疗在日常的临床实践。其本书《实践中的认知治疗：个案概念化法》（Cognitive Therapy in Practice: A Case Formulation Approach）在1989年由诺顿公司出版，被业内奉为经典之作。
主编推荐 杰奎琳·B.珀森斯（Jacqueline B. Persons） 美国旧金山湾区认知治疗中心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临床教授，美国行为治疗促进协会（现为行为与认知治疗协会）前任主席，美国临床心理学科学协会前任主席。珀森斯博士是一位临床工作者、教师、研究者、作家、科学家和实践者，一直坚持认知行为治疗的临床实践，开展情绪和焦虑障碍及相关问题的认知行为治疗，在许多机构中为学生和专业人士提供教学和临床督导。她对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潜在机制以及认知行为治疗的过程和结果开展研究，特别是认知行为治疗在日常的临床实践。其本书《实践中的认知治疗：个案概念化法》（Cognitive Therapy in Practice: A Case Formulation Approach）在1989年由诺顿公司出版，被业内奉为经典之作。
精彩内容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治疗师时，我在日常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大量各种各样且常让我惊讶的情况。我在应对这些情况的过程中发现了个案概念化的方法。它让我在治疗中保持清晰的思维和做出好的决策。这导致了我的本书《实践中的认知治疗：个案概念化法》（Cognitive Therapy in Practice: A Case Formulation Approach, Persons, 1989）的出版。 在本书中，我将详细描述并扩展我的本书和我的关于个案概念化的其他内容。相比我的早期工作，本书重要的进展是，我现在将个案概念化嵌入到了一个更大的临床假设检验框架中。概念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种概念化”——临床医生在多个层次上发展出多样的概念化来指导对每个患者的工作）是一个假设。每次治疗会谈时，临床医生要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个假设，要评估依据它制订的治疗计划的疗效。关于监测治疗进程的章节（第9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在这本书中，我努力遵循循证治疗（empirically supported treatments, EST）。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大多数循证治疗方案由一组干预措施组成，这些干预措施是为了治疗循证治疗所瞄准的障碍而开发出来的。循证治疗方案假设，正在治疗的这个患者的症状是由一定的机制引起并维持的，而这个机制与设计循证治疗方案时依据的假设机制是匹配的。该方案还假定这个患者的目标是治疗这些方案所瞄准的DSM障碍。不过，这些假设经常不正确。 在本书中，我详细描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建议临床医生研究循证治疗方案，理解循证治疗所依据的概念化假设，理解干预方案是如何从这些概念化中产生的。然后，他们可以用这个信息（不是根据循证治疗具体一步步的程序）指导他们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本书用三章篇幅详细地阐述了三类主流理论模型的原理，这些模型是大多数循证治疗的理论基础：认知模型［尤其是阿隆·贝克（Aaron Temkin Beck）的理论］、学习理论和基本情绪模型。 这里描述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法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不过，这样做是值得的。我的目标是帮助临床医生以证据为基础，保持清晰的思维，有效地开展工作应对手头的情况。 致谢 我首先感谢我的丈夫贾弗里·珀洛夫（Jeffrey M. Perloff），感谢他对我个人和专业成就的长期支持。 我非常感激我的患者，25余年来，他们是我宽宏大量的老师。他们允许我在这里呈现我们一起工作的一些例子。我对一些细节做了修改以便让人无法辨认出他们的身份。有一位特别大方而且有才华的患者提出的改进意见对监测治疗进程的那一章（第9章）有巨大帮助。 我很幸运，本科的时候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临床心理学系，以及研究生时期能在宾夕法尼亚东区精神病研究所的行为治疗病房接受卓越的训练。我的老师包括：阿隆·贝克、大卫·伯恩斯（David D. Burns）、埃德娜·福阿（Edna B. Foa）、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和已故的约瑟夫·沃尔普（Joseph Wolpe）。我的论文导师乔纳森·巴伦（Jonathan Baron）对我的研究和思考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我感谢我在旧金山湾区认知治疗中心的同事，尤其是迈克尔·汤普金斯（Michael A. Tompkins）。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观点整合了循证治疗方案，乔安娜·戴维森（Joan Davidson）提供了坚定和持久的后盾支持。 在写这本书的几年中，坎农·托马斯（Cannon Thomas）与我有过多次令人兴奋和发人深思的讨论，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思想。凯莉·柯纳（Kelly Koerner）的巧妙咨询对我学习辩证行为治疗以解决那些棘手的临床情况而进行的明智和周到的判断起了很大帮助。她审校了学习理论的章节（第3章），以防止我犯下低级错误。安·克林（Ann Kring）通读了每一章并给出了有价值的反馈，特别是有关情绪那一章（第4章）。还有许多学生和受训者，包括贾妮·宏（Janie Hong）、朱蒂·格林德（Judy Glinder）、丽萨·塔尔博特（Lisa Talbot）和科琳·考珀思伟特（Colleen Cowperthwait），也对本书提出了有用的意见。 我的许多关于个案概念化的想法都源于我在加州大学旧金山综合医院里卡多·穆尼奥斯（Ricardo Muoz）抑郁临床中心培训时的经验。在那里我也遇到了我的学生珍妮·米兰达（Jeanne Miranda），后来的几年他成了我卓越的研究合作者。 我深受玛莎·莱恩汉（Marsha M. Linehan）的工作影响，她的个人支持和鼓励也深深影响着我。我还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重要影响，包括戴维·巴洛（David H. Barlow）、杰拉尔德·戴维森（Gerald C. Davison）、史蒂芬·海斯（Steven C. Hayes）、詹姆士·麦卡洛（James P. McCullough）、津德尔·西格尔（Zindel V. Segal）、艾拉·特卡特（Ira Turkat）和特伦斯·威尔逊（G. Terrence Wilson）。尼尔·雅各布森（Neil Jacobson）在我专业发展的许多重要细节方面给了我很多支持，我非常怀念他。 自从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始，行为治疗促进协会（现为行为与认知治疗协会）就成了我的职业家园，它在我工作和发展中起着持续而重要的作用。许多行为与认知治疗协会的同道帮助了我，在这里我不一一枚举，我希望他们能在书中看到他们的影响。 多年来，吉尔福德（Guilford）出版社的姬蒂·莫尔（Kitty Moore）编辑一直是我的好朋友，给了我很多鼓励。发行编辑芭芭拉·沃特金斯（Barbara Watkins）对本书的三版草稿做了检查和注释，这本书正因为她的智慧和努力变得更好。吉尔福德的图书系列：个体化的循证治疗指南，就是从本书中的一些创意引出的。我感谢这系列丛书的作者们，是他们的创造性成就充实了个体化循证疗法的意义。 我感谢我的朋友波莉·布隆伯格（Polly Bloomberg）和汉娜·利文森（Hanna Levenson）的个人和专业支持，我也感谢我的婆婆米米（Mimi）和我的女儿丽莎（Lisa），感谢她们的鼓励和耐心。 *后，我要感谢科里·帕拉图（Corey A. P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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