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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西方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
【书 号】 9787568069830
【出 版 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 者】 陈凯先
【出版日期】 2021-05-01
【开 本】 32开
【定 价】 32.00元
【编辑推荐】
1.阅读世界文学名匠系列发端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选取10个不同语种具有代表性的10位文学巨匠，邀约学界知名教授和学者执笔，回顾文学巨匠生平，深度专业剖析巨匠之作。
2.《西方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作为系列书之一，延请塞万提斯资深研究专家、南京大学陈凯先教授，使用大量一手资料与高清图片，推荐经典参照译本，并摘选原文与中文对照，为读者提供研习之便、阅读之乐。
3.学界认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陈众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作序推荐。
4.书中权威解读可供高中生积累作文素材；经典译本介绍、名段摘录也可为文学爱好者进阶学习指引方向。
【内容简介】
塞万提斯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到了晚年也只是一名小有名气、穷困潦倒的作家，但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却是不争的事实。塞万提斯获得*成功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让他实现了从“逗乐作家”到现代小说之父的飞跃，而《训诫小说集》则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本书对《堂吉诃德》《训诫小说集》和塞万提斯的代表剧作进行了详细和全面的介绍，剖析了为何《堂吉诃德》能够成为以流浪汉小说样式创作的欧洲早期优秀现实主义代表作品，并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后，本书选取了塞万提斯的经典名段，以飨读者。
【目录】
导言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塞万提斯?... 001
Part 1 西班牙、西班牙文学及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007
西班牙概况...009
西班牙语的形成和中世纪的文学...012
Part 2 塞万提斯的一生及其生活的时代... 017
塞万提斯的一生... 019
塞万提斯生活的时代... 029
Part 3 塞万提斯代表作赏析... 037 《堂吉诃德》:
从“逗乐”作家到现代小说创建者的飞跃... 040
《训诫小说集》: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 082
塞万提斯的戏剧... 105
Part 4塞万提斯在中国... 129
Part 5塞万提斯经典名言选摘... 141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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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西班牙、西班牙文学及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阅读塞万提斯，人们需要了解西班牙，因为这块文学沃土孕育出了像塞万提斯这么优秀的作家。人们也需要了解西班牙语，因为塞万提斯正是用这“可以和上帝交流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
西班牙概况
西班牙位于欧洲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连接欧非两大陆的战略要地，是地中海通向大西洋的咽喉要道。在这个半岛的南部居住着伊贝罗人。古代腓尼基人穿过地中海到达大西洋就必须途经直布罗陀海峡。早在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人就在濒临大西洋的伊比利亚半岛南端建立了加迪斯城。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人又在半岛的南海岸建立了几座重要的城市。在北方，从公元前9世纪，凯尔特人开始向半岛移民，他们主要居住在大西洋沿岸，而在地中海沿岸则主要居住着伊贝罗人。居住在半岛中部的则是两个民族的混血种族:凯尔特伊贝罗人。西班牙文化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文化的兼容性。这种不同民族的交会、不同文化的融合，在以后几个世纪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显得更加突出。
公元前3世纪末，迦太基人进入西班牙。这里成了罗马帝国和迦太基帝国争夺地中海霸权的主要战场。公元前210年，大西庇阿率领的罗马大军打败了迦太基人，并开始实施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行动。然而，罗马军队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遭到了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1。但是，罗马人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军事政治制度强加在这块土地上，而且也把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宗教、法律等都移植到这个半岛上。
自此，西班牙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它为罗马输送了许多杰出人才，如罗马皇帝马库斯•乌尔皮乌斯•图拉真、哈德良和狄奥多西乌斯大帝都出生在西班牙，著名哲学家、戏剧家、政治家塞内加、诗人卢卡努斯和马提雅尔都是在西班牙出生的。罗马人在西班牙的统治持续了8个世纪，罗马文化在西班牙发展史中占了主导地位。
由于罗马帝国的衰亡，属于日耳曼民族的西哥特人在414年占领了西班牙。北方蛮人的入侵，带来了社会的变化，武士阶层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贵族同时也应是武士。然而，这一切并未能改变已经深深地扎根在这块土地上的罗马文化，统治者接受了被统治者的文化，甚至在公元589年，他们正式皈依了天主教。
西哥特王朝从它建立之日起就显得十分脆弱，宫廷内权力斗争不断，朝代更迭频繁。公元8世纪，当北非的阿拉伯人，俗称摩尔人，从南方攻入伊比利亚半岛时，西哥特王朝瞬即土崩瓦解。阿拉伯人确立了他们的统治后，将来自北非、小亚细亚和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带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并给予西班牙巨大的影响。公元10世纪，随着独立于巴格达帝国的哈里法清真寺在科尔多巴城的建立，科尔多巴成了欧洲有文化和重要的城市之一。公元11世纪，由于摩尔人相互间的争斗，伊比利亚半岛被分裂成七个小的王国，原本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宗教政治之争的摩尔人和西班牙人的矛盾日趋尖锐，摩尔人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不得不叫来北非的阿里莫拉维德王朝的摩尔人来帮助他们，这些野蛮部落的统治结束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包容，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人开始了一场界限并不十分明确的“圣战”。
15世纪末，即1492年，由于卡斯蒂亚王国的伊萨贝尔公主和阿拉贡王国的王子费尔南多的联姻，本来就比较强大的卡斯蒂亚王国变得更加强大，在历史上被称为卡斯蒂亚天主教国王和王后的王朝。卡斯蒂亚终于统一了分裂的几个王国，继而夺回了摩尔人在南方格拉纳达的后一个堡垒。而且就在1492年，天主教国王夫妇支持哥伦布的远航，在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后，西班牙对美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征服行动，从美洲大陆攫取了大量的金银，成了欧洲强大的国家。
西班牙语的形成和中世纪的文学
在罗马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之前，那里居住着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利古利亚人和塔尔特苏斯人。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的入侵开始了半岛漫长的罗马化过程。罗马士兵使用的通俗拉丁语逐渐取代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土著居民的语言，成了西班牙全境的统一的语言。公元5世纪，北方蛮族西哥特人入侵后也未能破坏这语言的统一性，只是在通俗拉丁语中增添了许多日耳曼语语汇。公元7世纪，通俗拉丁语经过演变，逐渐形成了一种粗糙的西班牙语。公元8世纪，摩尔人的入侵、西哥特王国的迅速瓦解，以及几个分裂的王国的建立，逐渐使已经成了半岛统一的语言的罗曼司语变成了多种地方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逐渐形成了包括葡萄牙语在内的七种地方语言。在卡斯蒂亚王国统一西班牙后，卡斯蒂亚语也逐渐成了西班牙的正式的官方语言，所以，现在的西班牙语也称作卡斯蒂亚语。
可以说，西班牙语是以通俗的拉丁语为基础，吸收了被罗马征服前的土著语言，以及西哥特人的日耳曼语语汇和摩尔人的阿拉伯语语汇，属于拉丁语系。11世纪，随着与欧洲国家，特别是与法国的交往，西班牙语里又引进了一些法语语汇。到了20世纪，西班牙语里又增添了不少英语语汇。
西班牙语文学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勃勃生机。西班牙中世纪的谣曲、民歌、游吟诗、学士诗都留下了优美的篇章。写于1140年的英雄史诗《熙德之歌》是西班牙部史诗，讲述了英雄熙德的丰功伟绩。由于这部作品是在西班牙传奇式的英雄熙德去世后仅四十年形成的，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十分明显。史诗中叙述的史实，甚至地理位置、人物衣着都与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相符。这是欧洲英雄史诗中一部与现实贴近的作品，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以后的欧洲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后来的法国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就曾根据《熙德之歌》的题材创作了自己的不朽剧作《熙德》。
13世纪，西班牙产生了一种与游吟诗风格完全不同的、更加注重语言和韵律的诗歌，这就是肩负传播文化使命的教士将普通人不懂的拉丁语的教义用较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具有说教目的的学士诗。学士诗的代表诗人是一位名叫贡萨洛•德•贝尔塞奥的俗家教士，他的代表作是《圣母玛利亚的奇迹》。他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二十五个圣母玛利亚如何拯救信徒的故事。贝尔塞奥的诗歌大都取材于拉丁语诗歌，由于他的目的是将宗教传说用诗歌告诉普通百姓，他的诗歌的风格与民间艺术十分接近，语言的运用也十分灵活。
在这一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已在意大利方兴未艾，文艺复兴的思想也通过不同途径进入西班牙，在文学创作中也有所反映。胡安•鲁易斯的《真爱之书》融游吟诗和学士诗为一体，既赞颂基督精神，又描写俗人之情、肉欲之爱，还将嘲讽与幽默、抒情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具有文艺复兴思想萌芽与中世纪思想相碰撞所产生的印记。
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西班牙的散文和小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了由国王智者阿方索十世主编的包罗万象的酷似中国的《史记》的《总编年史》外，堂胡安•马努埃尔的短篇小说集《鲁卡诺尔伯爵》在西班牙文学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西班牙的部小说集，比薄伽丘的《十日谈》要早十年。这部小说集由五十一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前由年轻的鲁卡诺尔伯爵向年老的顾问巴特洛尼奥询问有关处世方式、社会道德、治国之道等方面的问题。这位饱学之士一开始不正面回答，他总是先给伯爵讲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或寓言，然后作出振聋发聩的总结。《鲁卡诺尔伯爵》里的许多故事对以后的西班牙作家和欧洲作家影响颇大，如塞万提斯的幕间短剧《奇迹剧》就是取材于“国王和三个自称织了一块奇异呢绒的骗子的故事”，著名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更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而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则是从《一个男人和凶女人结婚的故事》中获得灵感的。
随着1492年西班牙的人文主义学者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的部西班牙语语法书的出版，西班牙语日臻完善，西班牙文学被激发出更大的活力。1499年费尔南多•德•罗哈斯发表了《塞莱斯蒂娜》，这是西班牙从中世纪走向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这部作品一方面反映出男女主人公受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崇尚爱情，宣扬反叛天主教教义的理想主义(或曰浪漫主义)，另一方面也将社会下层的人注重实利、追求金钱以及肉体的欢愉的实利主义展现出来。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已显现出来，但由于西班牙封建宗教势力的根深蒂固，中世纪的思想仍存在于作品中，西班牙文学中常见的两重性:高雅与粗俗、美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勇敢与胆怯等，在《塞莱斯蒂娜》中表现得十分充分。以上这些作品对塞万提斯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给予世界文学以巨大影响力的西班牙作品还必须提到产生于16世纪的流浪汉小说。这是一种自传体小说，其代表作是《小癞子》。在世界文学的创作中，小说的主人公次以“反英雄”的形象出现，小说中的人物已不是以前文学作品中的贵族骑士、英雄美女。作者以写实的手法，将从来不被人们关注的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流浪汉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描写他们寡廉鲜耻地采用各种欺诈手段与饥饿和死亡进行斗争。这种对普通人、卑微的人的描写对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从20世纪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小说的影响力。
西班牙文学的另一闪光点是16世纪的戏剧家蒂尔索•德•莫里纳创作的《塞维利亚的嘲弄者》。这个剧本次把浪荡公子唐璜的民间传说写进了文学作品。这极大地影响了以后的欧洲作家对这个经典题材的创作。
总之，正是有了这么丰腴的文学沃土，16世纪和17世纪才涌现出像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加这些杰出的文学大师。他们的文学作品给予后世以巨大的影响。
【前言】
匿名的共同体与“回家的召唤”
24 年前，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追根溯源、把握规律、预示未来，其次， 不断与异文化交流并尊重差异，携手共同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时值全球一体化之初，借由他者体认自我的意识不可谓不高瞻远瞩。
今时今日，我们说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前提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觉：知自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知不同于我者为差异及补充。
但具体地，自我体认如何与他者相关？可试从我熟悉的翻译说起。
几近一百年前，1923 年，自称“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本雅明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译为德文，并撰写了译序，题为《译者的任务》。在这篇译序中，本雅明谈翻译， 实际上也在谈认知及语言。明面上，本雅明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其一，文学作品是否可译；其二，如果原作者不为读者而存在， 我们又如何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其三，翻译的本质为何。为此，本雅明打了一个比方。他将文字比作树林，将作者看作入林的行路者，而译者则是林外纵观全局、闻语言回声之人。文学作品如若绕圈打转，所及无非枯木，向上无以萌芽刺破天空， 向下无根系网织土壤、吸收营养、含蓄水分，又何来可译的空间？ 可译不可译的问题便化为有无翻译的空间及价值的判断。文林呼唤作者入内，作者受了文林的吸引而非读者的呼唤，而文林又非无动于衷的死物，始终在生长、变化，身于林外的译者眼见这一错综复杂的变迁，所领略的只能是变化的共同体——原作“生命的延续”，也非读者的期待。翻译，便是无可奈何地眼见原作的变化、语言间的差异，“在自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真正的翻译，因为表现出语言的变化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自然流露出交流的渴望。
若非差异，若非差异构建的空间广阔，若非差异空间的变化与生长之永恒，何来交流之必要，又何谈翻译？
四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地阅读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了《翻译》一文。布朗肖说，翻译确实可贵， 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译，也的确因为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与差异，“所有的翻译栖息于语言的差异，翻译基于这一差异性，虽然从表面看似乎消除了差异”。但是，作为母语的他者，外语唤醒的不仅仅是我们对差异的感知，更重要的，还有陌生感。对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母语，因为外语的比对，我们竟有如身临境外偶然听到母语一般，忽然之间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语言创造之初，触及创造的土壤。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作家本雅明阅读、译介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写下了世界范围内影响至深的《译者的任务》，20 世纪70 年代，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阅读德国作家兼翻译家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翻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可见，翻译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有血有肉的实践中解释并促进着跨文化的交流与不同文明的互鉴。
文之根本，在于“物交杂”而变化、生长，文化之根本在于合乎人类所需又能形成精神符号，既可供族群身份认同，又可以遗产的方式薪火相传。简单说，文化更似一国之风格。“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具有启迪性的力量，首辑选取了 10 国10 位作家，有荷马（希腊语）、塞万提斯（西班牙语）、但丁（意大利语）、卡蒙斯（葡萄牙语）、歌德（德语）、雨果（法语）、普希金（俄语）、泰戈尔（孟加拉语）、马哈福兹（阿拉伯语）、夏目漱石（日语）——一个个具有精神坐标价值的名字，撑得起“文学巨匠”的名头，不仅仅因为国民度，更因为跨时空的国际影响。我们的孩子从小便从人手一本的教科书或课外读物中熟悉他们的名字与代表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似乎代表了各国的风格。当哈罗德•布鲁姆谈文学经典所带来的焦虑时，同时表达着文化基因的不可抗拒性。进入经典殿堂的作品及作家，表现、唤醒并呼唤的正是典型的文化基因。当我们比对普希金、歌德、夏目漱石、泰戈尔及其作品时，比对的更像是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及其精神、文化与风骨。伟大的作品往往没有自己的姓名，匿名于一国的文化基因， 似乎将我们推向文化诞生之初，让我们更接近孕育的丰富与创造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如上文所说，作为文化的他者，他国的文学巨匠将唤醒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陌生感，让我们离文化的诞生之地又进了一步。
至于文明，则是社会实践对文化作用的结果，作为一国制度及社会生活成熟与否的尺度及标准，不同文明有着各自更为具体的历史、人文因素与前行的目标。尊重文化间的差异，鼓励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既是文明的表现，更是文明进一步繁荣的条件。差异构建的多元文明相互间没有冲突，引发冲突的是向外扩张的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极力宣扬自我姓名甚至让其成为法令的也是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而非文明。24 年前，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美美与共的人类共同体，便是基于文明互鉴的匿名的共同体。
差异与陌生引领我们步入的并非妥协与殖民扩张之地，而是匿名于“世界”与“国际”的共同体。
我们试图从翻译说起，谈他者之于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也谈经典之必要，翻译之必要，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说，“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的真实性。《圣经》不同文字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理想。”而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集翻译、阐释、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一体，因为更立体的差异与更强烈的陌生感，或许可以成为作品、文化与文明创造性的强大“生命的延续”。
后，仍然以本雅明这一句致敬翻译、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努力：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许钧
2021年4月7日于南京黄埔花园
文明互鉴 求同存异
曾几何时，迫于泰西的坚船利炮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运动开启了改良的滥觞。但囿于技不如人，且非一朝一夕可以赶超， 一些仁人志士又被迫转向上层建筑和世道人心。及至“百日维新”， 新国家必先新风气、新风气必先新文学被提上日程。这也是五四运动借文学发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要由来。
是以，从古来无史、不登大雅的文学着手，着眼点却在改天换地：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檄文，陈独秀、瞿秋白、鲁迅、胡适等前赴后继，文学革命蔚然成风，并逐渐将涓涓细流汇聚成文化变革的浩荡大河。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文学始终是狭义文化的中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文学发展和文明互鉴，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又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而大同精神所自也、公约数所由也。如是，“建设文化强国”写进了我国的“十四五”规划，这不仅彰显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强国的动能。
一
《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化成，文化在中华传统思想中几乎是大道的同义词。且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而且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变幻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同时，海纳百川地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仅是国家和人民间交流的需要， 也是提升个人修养的妙方。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汉唐时期，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便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不二法门。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明确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多么令人感奋的誓言！这是对“天下为公” 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现实阐发，也让我想起了老庄思想中遵循“天时” “人心”的原则。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崇公约数：除基本的民族立场外，还包含了世界各民族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两个层面的公约数，与之对立的恰恰是不得人心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关注民族的文化精神生活。诚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中华文化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善好施、协和万邦；同时，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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