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在早期中欧关系目前，罗马教廷所在的梵蒂冈无疑是很重要的史料收藏中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者们对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所藏有关书籍的了解，远不如对法国国立图书馆、英国图书馆、上海徐家汇图书馆所藏书籍的了解程度，原因之一，是梵蒂冈一直没有出版相关书籍的目录。事实上，早在1922年6、7月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就编成一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eim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eque Vaticane，以下简称《梵蒂冈汉籍目录》)。但这部目录只有打字本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极少数汉学图书馆以及个别学者手中，而没有为学术界广泛使用。可喜的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高田时雄(Takata Tokio)教授，在获得伯希和打字稿本后，数访罗马，仔细核校，终于把伯希和这部遗稿整理成书，由京都的意大利国立东方学研究所(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列为该所的《参考文献丛刊》种(Reference Series 1)，于1995年12月出版。高田教授在核正伯希和目录的同时，把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伯希和目录之外的汉籍，也按伯希和目录的注录方式一一登录下来，汇编成《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Supplement a l'inventaire d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Oque Vaticane，以下简称《补编》)，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列为《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7册，于1997年5月出版。这两本目录使我们了解到梵蒂冈所藏汉籍和基督教或天主教传教士的中西文著作的基本情况，它们无疑是研究中欧关系史，特别是基督教人华史和明清时期中国文化西渐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正如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富安敦(Antonino Fore)教授在序言中所推测的那样，伯希和应当是为了研究唐建中(780—784)时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其研究史而到梵蒂冈收集材料的，他以极为丰富的汉籍知识和刻苦工作的学者毅志，在短短三个星期里，编制了这份现在看来仍是相当详细的目录。《梵蒂冈汉籍目录》按图书馆收藏单位，分七组藏品著录，由于一些藏品在图书馆内部已有分合，并增加了“Palatino收集品”，所以高田时雄氏将全书分八组著录，著录号码约八百余，每一号码少则一种书，多则有二、三十种。对于每一种书，伯希和都给出汉文书名的拉丁转写(用法国远东学院转写法)，高田时雄则极为明智地改成拼音体系，因为这一体系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更方便使用。高田氏的另一贡献是给出每个汉文书名、作者名、出版地、出版社的汉文原字，这对于中、日学者来讲更为方便而且准确。伯希和的著录还包括作者、出版社、出版地，有时对作者和内容有所说明，他还给出高第(H．Cordier)《中国书目》(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es en Chine par les Europeens au XVlle et au XVIIIe siecle，Paris 1901)和古恒(M．Courant)《中韩日文书目》(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coreens，aponais，etc．，Paris 1902一1912)中的编号，以便可以得知汉文原名。高田时雄的工作除了保留所有伯希和注记内容外，订正一些错字，并就藏本的转移，参考文献等作了必要的补充，写在脚注或方括号中以示区别。他在王重民先生《罗马访书记》中提到的几种汉籍处都做了注记，便于我们今天查找王先生提示的珍本。高田时雄没有保留伯希和编的没有汉字的汉文书名索引和欧洲作者索引，而是统编为一个索引，包括汉籍书名、人名、出版社名，更为方便。高田氏的《补编》，体例一同于伯希和目录。 P3-7
占位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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