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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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崔治忠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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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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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1303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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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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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崔治忠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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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知识产权出版社
-
ISBN:
978751303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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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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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金岳霖知识论比较研究
【书 号】 9787513034357
【出 版 社】 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 者】 崔治忠 著
【出版日期】 2015-07-01
【版 次】 1
【开 本】 16开
【定 价】 69.00元
【编辑推荐】
对当代知识论与金岳霖知识论思想进行深入解读、比较研究。本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新的研究能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金岳霖的哲学思想，尤其是知识论思想？能不能指出其知识论的本质特征和内在缺陷？二是这样的研究对学术界或当下的哲学研究，尤其是知识论研究有什么样的贡献？
【内容简介】
《金岳霖知识论比较研究》以当代知识论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为参照系，对金岳霖知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它具有两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比较准确地理解了金岳霖知识论思想的具体观点、不足之处、内在矛盾以及他构建知识论体系的具体方法。二是通过对金岳霖知识论和当代知识论的比较研究，明确了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并且界定了金岳霖知识论在整个知识论研究当中所处的位置。
【目录】
第*章 金岳霖知识概念与知识论概念的分析及比较
第*节 金岳霖知识概念的分析
一、什么是知识
二、知识的可能问题
三、知识的限制问题
第二节 当代知识论学家对知识概念的分析以及两种知识概念的比较
一、知识概念的标准分析
二、盖蒂尔对传统知识概念的挑战与对其的回应
三、两种知识概念的比较
第三节 金岳霖的知识论概念及其反思
一、金岳霖的知识论概念
二、金岳霖知识论概念的内在问题
三、当代的知识论概念
四、两种知识论概念的比较
第二章 金岳霖知识论的出发方式及其反思
第*节 唯主出发方式
一、无可怀疑原则——唯主的出发原则
二、出发题材——官觉
三、金岳霖对近代知识论中一些唯主出发方式的分析
第二节 金岳霖对唯主出发方式的批评
一、唯主出发方式的缺点之一：不能得非唯主的共同
二、唯主出发方式的缺点之二：无法建立或推出外物之有
三、唯主出发方式产生的原因
第三节 非唯主的出发方式——金岳霖知识论的出发方式
一、知识的实在感和理论的真正感
二、非唯主的出发方式
第四节 对金岳霖出发方式的反思
一、怀疑论在知识论中的表现
二、金岳霖对怀疑论的回应及其问题
第三章 所与及其反思
第*节 金岳霖的所与观
一、正觉与所与
二、所与的客观性
三、官觉与校对
第二节 几种知觉和所与理论
一、知觉理论
二、所与理论
第三节 对金岳霖所与理论的分析
一、金岳霖所与理论的特点
二、对金岳霖所与理论批评的回应
第四章 金岳霖对认知活动的分析
第*节 经验活动
一、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工具
二、抽象
第二节 认知能力及其表现
一、认识活动
二、思想活动
第三节 接受方式及其纲领
一、意念及其属性
二、接受大纲
三、对认知活动的整体分析
第五章 归纳原则
第*节 金岳霖的归纳理论
一、休谟问题和归纳原则
二、归纳原则永真及其证明
三、对金岳霖归纳理论合理性的分析
第二节 归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一、归纳推理
二、休谟问题及其解答
三、新归纳问题
四、解决休谟问题的三种方案
五、卡尔纳普对归纳问题的解决
六、融贯论对归纳的辩护
七、金岳霖归纳理论与其他不同解决方案的比较
第六章 对认知对象的分析
第*节 本然世界
一、道或宇宙
二、共相及其关联
三、现实的个体化
第二节 自然界
一、本然与自然
二、自然与经验
三、自然律
第三节 事实界
一、自然与事实
二、事实与东西和事体
三、事实与命题
四、事实与知识
五、关于“事实”的一些问题
六、对认知对象的整体分析
第七章 命题的判定与真假理论
第*节 命题的证实与证明
一、命题及其种类
二、命题与语言、事实以及判断
三、命题的证实与证明
第二节 真的定义与标准
一、不同的真假学说
二、符合及其标准
三、胡军对金岳霖真假学说的分析及其反思
第三节 当代知识论学家对命题证实与真假的理解及其比较
一、当代知识论学家对命题证实的理解
二、当代知识论学家对命题真假的理解
三、关于命题证实和真假问题的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后记
【文摘】
在整个西方哲学目前，怀疑论始终是一个严肃问题。面对其挑战，不少哲学家提出了回应理论，但很难接近驳倒怀疑论，因为所有回应理论也同样面临怀疑论的挑战。如此一来，怀疑论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怀疑论论证立足于对知识概念的直观理解之上，而这种理解很可能是错误的。如果对知识和辩护采取不同的解释，就很可能避免*端怀疑论的挑战。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任何信念要成为知识，不仅要求该信念的内容为真，而且要求该信念是得到辩护的。简言之，信念要成为知识就需要辩护，或者说，知识得以可能离不开辩护。这是绝大多数哲学家所认同的观点。而怀疑论之所以对知识论构成严重挑战，就是因为它对知识和辩护概念本身产生了质疑。通过对怀疑论挑战的不断回应，哲学家基本确定了一个比较完整且被广泛接受的知识概念。与此同时，怀疑论者把质疑的方向转向与知识概念紧密相关的辩护概念。可以说，当代知识论主要围绕知识的辩护而展开。要了解怀疑论在当代知识论中的主要表现，就需要分析辩护概念。
什么是“辩护”？辩护的目的和要求是什么？如何理解一个信念是得到辩护的？例如，“我看见桌上有一个红苹果”，“我感觉到肚子疼”，“他意识到错了”，等等。通常来说，“‘辩护’这个概念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承认一个信念得到辩护，就是要把某种特殊的规范地位赋予那个信念，或者赋予持有那个信念的认知主体。在认识论的传统中，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信念的辩护具有两个方面——个人辩护（personaljustification）和证据辩护（evidentialjustification）”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所谓个人辩护就是认知主体辩护，主要指认识主体在知识宣称时是否履行了认知责任，如是否在正常的认知条件下得到该信念、是否忽略了认知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或困难。所谓证据辩护就是指我们的信念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换句话说，每一个得到辩护的信念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撑。显然，对知识来说，个人辩护和证据辩护都很必要，但两者之中何者更为重要呢？在知识的辩护理论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证据辩护优先于个人辩护，另一种主张个人辩护优先于证据辩护。前者是辩护的内在主义者所强调的，而后者是外在主义者所赞同的。
知识论的内在主义认为，我们在持有一个信念上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信念。由此可知，在内在主义者那里，个人辩护依赖证据辩护。而正是对证据的强调使得怀疑论者有机可乘，不管是“阿格里帕三难困境”还是笛卡尔的怀疑论证，都是立足于对辩护证据的质疑之上。相反，强调个人辩护优于证据辩护的外在主义似乎能避免怀疑论的挑战。而当代知识论中的外在主义主要有“认识论的可靠主义”（reliabilism）和知识辩护的“因果理论”（thecausaltheory）等。可靠主义者认为，某人在持有一个信念上得到辩护就是说使他相信该信念的过程是可靠的。这类似于知识概念的因果理论，知识辩护的因果理论主张，一个信念得到辩护的理由在于该信念必须是由与信念内容相对应的事实通过因果联系导致的。知识辩护的“可靠主义”和“因果理论”尽管强调个人辩护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放弃对证据辩护的要求，因为“可靠”和“因果关系”的定义是不明确的，对其的任何理解都需要证据给予辩护。
面对怀疑论的挑战，知识论的内在主义者做出的主要理论回应就是基础主义的辩护或融贯论的辩护。相比之下，外在主义虽然能避免“阿格里帕三难困境”与“缸中之脑说”等传统的怀疑论，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怀疑论的挑战。可以说，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辩护策略，知识都需要辩护。不同的辩护方案可以避免某些类型的怀疑论，但不能免除所有怀疑论的质疑，这也许是获取知识必须付出的代价。
【前言】
目前，学术界已经对金岳霖知识论做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那么笔者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金岳霖知识论呢？或者说，笔者的研究有何新意？这些是具体研究工作开展之前必须要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也是研究工作完毕之后再回过头来思考和深入解答的问题。可以说，这篇序言既是对本书撰写过程的总结，也是对为何要研究金岳霖知识论、如何研究金岳霖知识论、研究它的意义何在等问题的回答。
一、为何要研究金岳霖知识论
金岳霖认为，研究知识论时我可以忘却我是人，而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学或形而上学时就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类似于金岳霖，笔者在研究其知识论的时候尽量摒弃主观情感的影响，采取理性的态度和怀疑与论证的方法，以求得到客观而准确的结论。但一涉及为何要研究金岳霖知识论时，笔者就不能不考虑情感的因素。
为何要研究金岳霖的知识论呢？总体来说，原因有三个：**，兴趣使然。毫无疑问，知识论的种类很多，如西方知识论、中国传统知识论、佛教知识论等。西方知识论又包括古代知识论、近代知识论和当代知识论。而当代知识论又包含主流的知识论、进化知识论、德性知识论、社会知识论、女性主义知识论以及基督教知识论等。但笔者更倾向于注重逻辑推理和论证的西方主流知识论，而金岳霖的知识论思想恰恰就是这一知识论影响的产物。第二，延续以往的研究方向。在求学和教书期间，笔者以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包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以及《人的自由与真善美》）为研究对象，撰写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众所周知，冯契的智慧说受金岳霖知识论的影响很大，因此，笔者就很容易由智慧说追溯到金岳霖知识论。而且，有了前面这样一个基础，笔者对金岳霖知识论的研究更易上手。第三，有进一步研究的现实必要性。金岳霖的知识论思想虽然是西方知识论影响的产物，但作为对知识概念进行分析、对如何为信念提供辩护进行研究的理论，当代西方知识论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成为20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哲学研究中*热门的领域之一。参见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于2012年7月发布的关于“对开展一个比较好的哲学博士学位研究项目来说，哪些哲学领域极为重要”的问卷调查，载http://leiterreports.typepad.com/blog/2012/07/what-areas-are-most-important-for-a-strong-phd-program.html.那么金岳霖知识论与当代知识论有何异同之处？金岳霖知识论对当代知识论研究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应该说，回答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对它们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挖掘和利用已有的学术资源，而且可以推动我国学术界对知识论的深入研究。
那么学术界对这些问题有没有做出回答以及是如何进行回答的？显然，这是开展金岳霖知识论研究之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本书写作伊始，市面上就已经存在很多种研究金岳霖哲学或知识论思想的专著。例如，胡军撰写的《金岳霖》《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王中江的《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以及他和安继民共同撰写的《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胡伟希出版的博士论文《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以及后来更为系统的专著《金岳霖哲学思想》，还有陈晓龙的《知识与智慧——金岳霖哲学研究》、乔清举的《金岳霖新儒学体系研究》、杜国平的《“真”的历程——金岳霖理论体系研究》、张学立的《金岳霖逻辑哲学思想研究》、袁彩云的《经验·理性·语言——金岳霖知识论研究》、邵明的《金岳霖所与理论研究》，以及由刘培育担任主编，胡军、王中江、诸葛殷同、张家龙等学者共同参与撰写的《金岳霖思想研究》等。至于涉及金岳霖知识论思想的相关学术著作和发表的专门论文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指出。
然而上述绝大多数成果致力于对金岳霖知识论思想的阐述和分析，没有将其与当代西方热火朝天的知识论研究结合起来考察。虽然胡军的作品涉及当代知识论的一些内容，并与金岳霖知识论做了局部的比较研究，但这样的工作还不够系统和深入。此外，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研究中，金岳霖可说是个中翘楚，造诣*深”，他的《知识论》“虽然博泛，且不乏真知灼见，但可惜缺乏问题意识”，“因此，不免流于对何谓‘知识’的泛泛之论，从而其话语也未能流传”。曹剑波：《知识与语境：当代西方知识论对怀疑主义难题的解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主编的话”，第1~2页。与此相同的观点参见陈嘉明：“知识论研究的问题与实质”，载《文史哲》2004年第2期，第16页。那么这样的观点能否站得住脚呢？这又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总之，研究金岳霖知识论是有现实必要性的。应该说，在对为何要研究金岳霖知识论的上述回答中，*根本也*重要的是第三个方面，即回答那些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而这又涉及如何回答它们的问题，即如何开展对金岳霖知识论的研究。
二、如何研究金岳霖知识论
对此，笔者比较认同杜国平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研究某位学者思想的时候通常采取传统的研究方法，即归纳该学者的思想要旨，并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学术背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其学术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价。这种研究方法有一定的价值，但“从学术的继承与发展的角度看，则更加应该重视在正确把握该学者思想要旨的基础上依据新的学术工具发现其学术上的局限和错误并给以克服与纠正；应该更加重视依据新的学术工具吸收该学者思想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将某些学术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从而取得新的成果，也许这才是学术研究薪火传承的真谛”。杜国平：《“真”的历程——金岳霖理论体系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这就意味着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需要采取新的学术工具和研究方法，但问题是笔者能不能使用新的研究方法进行金岳霖知识论研究呢？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表明对其的研究没有太高的学术意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需要笔者采用与别人不同的研究方法，回答前文提到的诸多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通过对金岳霖知识论思想的把握和对西方知识论的学习，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
显然，要把金岳霖的知识论思想与西方所有哲学家的知识论观点做比较研究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退一步讲，能否从金岳霖知识论思想形成过程的角度分析休谟、康德、布莱德雷、罗素、摩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他的影响？初看起来，这样的研究工作具有可能性，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会遇到重重困难。原因有两点：一是在《知识论》的写作过程中，由于没有相关资料以供查阅，金岳霖基本凭借记忆引用他人的观点，因此，凡涉及相关哲学家观点的地方他都没有标注出处，这就为比较研究增添了不少困难；二是金岳霖自己承认“头一点，本书底讨论不是考证式的讨论”，金岳霖：《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0页。因此，对其《知识论》做考证式的研究既不必要，也不可能。那么如何开展这项比较研究呢？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以当代西方知识论为背景或参照系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的问题是：何谓当代西方知识论？为什么选当代西方知识论而不是近代西方知识论作为参照系？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首先需要明确本书中的“当代知识论”就是“当代西方知识论”。严格地说，当代知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当代知识论包括一般哲学意义上所有关于认识问题的论述，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以及英语世界中运用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知识论等。而狭义的当代知识论就是后一类型的知识论，即对知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分析的知识论”。陈嘉明：“当代知识论：概念、背景与现状”，载http://wenku.baidu.com/view/d81d041d59ee f8c75fbfb37a.html.其次，作为一个词组，当代知识论是一个带有时间限制的名词，即处于当代的知识论。那么何谓当代？客观地说，关于西方知识论发展的历史分期，我们基本上都是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这就涉及外文文献的翻译问题。有人将英文文献中的“modern”翻译为“近代的”，有人翻译为“现代的”。同样，有人把“contemporary”翻译为“现代的”，也有人翻译为“当代的”。本书按照通行的做法，把自弗朗西斯·培根以来到黑格尔为止的知识论称作近代知识论，把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罗素以来的知识论称为当代知识论。洪汉鼎、陈治国：《知识论读本·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除此之外，徐向东和陈嘉明等都将知识论分为古代知识论、近代（经典）知识论和当代知识论。参见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嘉明：“当代知识论：概念、背景与现状”，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5期。 与之相匹配，笔者把“modern”翻译为“近代的”，把“contemporary”翻译为“当代的”，把“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翻译为“当代知识论”。第三，虽然学术界没有对当代知识论的起始时间给出明确的界定，但在笔者看来，它实际上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这一时期诞生了数理逻辑，而数理逻辑对知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学家试图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做法启示着哲学家们为知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这进一步催生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理论。实际上，这两种理论是当代知识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表现形式。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近代知识论和当代知识论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即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哲学家那里，仍然保留了较明显的近代知识论印记。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第四，当代知识论的研究主题也在不断发生转变，其中*重要的转折点是1963年盖蒂尔发表的那篇颠覆性的短文——《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否是知识》。自此以后，许多哲学家都在试图完善传统的知识定义以便排除盖蒂尔反例。与此同时，知识的辩护问题就成为当代知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由此引出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基础主义和融贯论以及语境主义等辩护理论。*后，本书所指的当代知识论属于分析哲学领域，因此也就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这是因为早期的分析哲学主要存在于德国、奥地利、英国和美国，后来，随着英美哲学影响的扩大，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也展开了当代知识论的研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总之，本书的“当代知识论”指的是19世纪末以来英语世界存在的主流知识论，当然也包括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等。
此外，当代知识论学家注重的是问题研究，而不是理论体系的创建。具体来说，哲学家们围绕诸多知识论问题（如知识概念、知识的来源、信念主张的辩护、归纳推理、知识的类型以及先验性等）进行集中研究，然后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提供辩护，同时与观点相对立的哲学家展开辩论。用徐向东的话来说就是：“在这样一个领域，难得有多少东西具有真正独立的原创性。相反，从事认识论研究的学者们总是在相互批评和责难中发现修改乃至放弃自己的观点的理由和根据，因此，这种相互批评也就成为当代认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既然如此，就很难说某几个哲学家的思想能够完全代表当代知识论，更不能把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作为当代知识论的代表。
按照本书对西方知识论的划分，金岳霖的知识论思想不仅受近代西方知识论学家或哲学家的影响，而且受到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以及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布莱德雷等当代哲学家的影响。那么为何不在金岳霖知识论和近代西方知识论之间展开比较研究呢？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考虑到知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笔者认为将金岳霖知识论与当代知识论进行比较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般来说，好的比较研究既要求比较双方有共同点——这是比较研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又要求两者有明确的区别——这是比较研究具有有效性的必要条件。那么金岳霖知识论和当代知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有没有可能性和有效性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金岳霖和当代知识论学家都研究知识论，共同关注知识的来源、知识与实在的关系、知识的类型、真理问题等内容，因此，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就具有可能性；另一方面，双方对知识概念的理解很不相同，对怀疑论的态度恰好相反，开展知识论研究的方法也大相径庭，这就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得比较研究具有有效性。
为了做好金岳霖知识论的比较研究，需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应该以他的相关文本为研究对象，做细致的理解和梳理，这是掌握其知识论思想的必要条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金岳霖知识论的比较研究不同于金岳霖《知识论》的比较研究，显然，前者包含的范围要大于后者。众所周知，金岳霖的哲学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其知识论思想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前《知识论》一书的撰写。因此，本书研究的是金岳霖1949年之前的知识论思想，而且基本以他的《知识论》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知识论》是金岳霖知识论思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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