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致谢 这本书的写作历时已久。久到我在致谢时只能从简，无法面面俱到了，尽管我知道这意味着必然会遗漏许多名字。 我很幸运地曾在两个同事极为友善、合作融洽的院系工作。先是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at Albany, SUNY），我在那里工作到 2019年，随后我转入密歇根大学的组织研究项目（ Organiz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工作至今。这两个地方对我个人和职业发展来说都非常重要，我对在那里结识的朋友与同事深怀感激。 多年来，许多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帮助我追踪、寻找和核对资料，我对此心存感激。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在各类学术会议、系内学术讨论会以及其他活动上，许多听众给了我意见、见解和反馈，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2013—2014年，我有幸获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理查德·费希尔会员（ Richard B. Fisher Membership）资助，我与家人在普林斯顿度过了奇妙的一年。本书*早的一些部分就是在那里写成的，在那里，我也受益于许多才华横溢的同事的启发。 这个项目多年来得到了奥尔巴尼分校许多优秀研究生的协助，包括尼克·帕纽科（ Nick Pagnucco）、郦菁（ Jing Li）、劳拉·米拉内斯—雷耶斯（ Laura Milanes-Reyes）、乔希·麦凯布（ Josh McCabe）、阿比·斯蒂弗斯（ Abby Stivers）、苏珊娜·穆尼斯 —莫雷诺（ Susana Muz-Moreno）、肯尼思·陈（ Kenneth Chen）、周浥莽（ Yimang Zhou）和李志远（Jiwon Lee）。 我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两位极为慷慨的匿名评审（尽管我对他们的身份有所猜测），他们的意见让本书质量大为提升。我同样深深感谢戴维·科兰德（ David Colander）和史蒂夫·梅德马（ Steve Medema）。他们两位都通读了全稿，并且（我希望如此）使我在谈论经济学时不至于让自己太过难堪。还有许多人在我写作的过程中阅读了部分章节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也衷心感谢他们付出的时间以及对书稿的反馈。 丹妮尔·艾伦（ Danielle Allen）、罗杰·巴克豪斯（ Roger Backhouse）、贝亚特丽斯·谢里耶（ Beatrice Cherrier）、亨利·法雷尔（ Henry Farrell）、马克·米兹鲁奇（ Mark Mizruchi）、达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史蒂夫·特莱斯（ Steve Teles）和乔希·惠特福德（ Josh Whitford）都曾在本书推进的关键时刻为这个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的共同支持对我意义重大。 在我反复打磨这本书的漫长过程中，米根·莱文森（ Meagan Levinson）一直是世界上*有耐心的编辑。不久前她回忆说，这大概是她在普林斯顿签下的第*份图书合同。如今书稿终于完成，我想这也意味着她总算可以放心地转向别的项目了。奥德拉·沃尔夫（ Audra Wolfe）参与这个项目已有很长时间，总能在“为我加油打气”和“督促我完成任务”之间拿捏好分寸。她在*后一轮修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对她的工作无限感激。珍妮弗·哈里斯（ Jennifer Harris）在我第*本书的文字编辑上做得极其出色，因此在得知她仍和出版社合作，也会参与本书的工作时我非常高兴，她一如既往地对本书进行了细致打磨。凯瑟琳·乔菲（ Kathleen Cioffi）则顺利地推动本书完成了整个出版流程。 在写作本书期间，我先后加入了两个写作小组。第*个在奥尔巴尼，由珍妮弗·道奇（ Jennifer Dodge）、阿比·金奇（ Abby Kinchy）和肯德拉·史密斯 —霍华德（ Kendra Smith-Howard）组成，她们在写作过程中给了我精神支持和稿件反馈，也在我们共同感兴趣的环境政策问题上提供了特别多的洞见。我非常想念她们。第二个小组的成员较为复杂，在疫情中期，我在推特上发帖寻找愿意每天早上 7点一起在 Zoom上写作的人，于是形成了“和陌生人一起写作”（Writing with Randos）小组。该小组成员经常轮换，人数为 12人至 15人不等，过去 9个月里，它一直是我每天早晨生活的亮点。这群一起写作的陌生人也成了我的朋友，在我个人极为艰难的时期，他们给予了我远超所需的帮助。说到推特，我在那里的众多推友既是重要的智识共同体来源，也是一大分心之源与“烂梗”之源。我们都爱抱怨继续待在这个平台上值不值得，但对我而言，答案是百分之百值得。 虽然我不确定丹·赫希曼（ Dan Hirschman）是否从头到尾读完了书稿，但他对其中许多部分都提出过意见，我们也就此进行过大量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几乎算是一个“隐形合作者”。从研究生开始，莉萨·斯坦普尼茨基（ Lisa Stampnitzky）就一直在读我的作品，至今仍是一位慷慨的同事与朋友。阿龙·梅杰（ Aaron Major）总是愿意和我讨论写书的各种细节，同时还兼任我的“临时跑步教练”。阿比·金奇在过去大约十年里，每天用清晨邮件、同行吐槽、待办清单和友谊陪我度过每一天，我不确定如果没有她，这本书是否真能完成。 *后，我要向家人致以*深的谢意。我的丈夫丹尼尔以及我的孩子诺瓦和娜奥米让我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更让我在工作之外拥有如此值得珍惜和热爱的生活。
占位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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