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是一次直面内心硝烟，打破病态平衡的精神突围！心理学大师卡伦·霍妮毕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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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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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卡伦·霍妮 著,博集天卷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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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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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382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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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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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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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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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卡伦·霍妮 著,博集天卷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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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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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382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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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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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上书时间202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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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是一次直面内心硝烟，打破病态平衡的精神突围！心理学大师卡伦·霍妮毕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书 号】 9787553825182
【出 版 社】 岳麓书社
【作 者】 (美)卡伦·霍妮 著,博集天卷 出品
【出版日期】 2026-04-01
【开 本】 32开
【定 价】 59.00元
【编辑推荐】
☆ 焦虑、孤独、压抑、恐惧……源于你内心尚未解决的冲突！与荣格、阿德勒、弗洛姆齐名的女性心理学大师，新弗洛伊德学派代表人物卡伦·霍妮写给现代人的心理健康指南，学会洞察真实的自我，在焦虑与冲突中，找回内心的自由
☆ 一次直面内心硝烟，打破病态平衡的精神突围！书里没有廉价的安慰，只有犀利的解剖，霍妮撕下“岁月静好”的伪装，层层剖析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心理难题。在各种难以名状的痛苦背后，是僵化的行为模式，和被阻碍的自我发展！
☆ 豆瓣8.9分高口碑译本，知名译者、苏州大学教授潘华琴长篇导读推荐，透彻读懂霍妮毕生思想的精华。
☆ 弗洛姆、马斯洛力荐，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挚爱之书。
【内容简介】
焦虑、孤独、压抑、痛苦，这些负面情绪其实都源于我们内心尚未被化解，甚至尚未被意识到的冲突，以至于我们始终无法做出与内心愿望一致的选择，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心理学家卡伦·霍妮指出，我们在潜意识里为了“消除”这些冲突，采取了各种防御策略，或迎合他人，或对抗他人，或远离他人。但这些策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只是迂回的补偿和逃避，反而让我们变得更绝望，无法真诚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之中。相反，只有让自己置身于恐惧之中，才有可能将“真实自我”从层层防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找到自身的完整性，重获自由与安宁。
【目录】
前言
序言
第*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消除冲突的尝试
第*章 尖锐的神经症冲突
第二章 基本冲突
第三章 迎合他人
第四章 对抗他人
第五章 远离他人
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
第七章 外化
第八章 维持虚假和谐的辅助方式
第二部分 冲突未解决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第十章 人格退化
第十一章 无望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结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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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尖锐的神经症冲突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不是因为神经症才导致冲突。我们总是不时地与周围其他人在心愿、利益和信念方面产生冲突。而我们的内心冲突是人类生命的构成部分，就像我们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一样司空见惯。
动物的行为主要由本能决定。求偶、觅食、哺育幼崽、抵御危险，动物的这些行为或多或少都是被规定了的，与个体选择无关。相反，选择能力和制定决策既是人类的特权，又成为人类的负担。我们可能必须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欲望之间做出选择。比如，我们可能既希望独处又想和朋友在一起；既想学医又想搞音乐。同样，愿望和义务之间也存在冲突：在有人陷入困境需要我们照料时，我们可能更希望与爱人相伴左右。我们可能一方面想与他人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又对他人抱有某种敌意，从而在两种态度中左右为难。我们还可能在两种价值体系中遭遇冲突。比如在战争期间，我们一方面认为应该舍家卫国，接受危险任务，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
这些冲突的类型、涉及范围和强度主要由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决定。如果文化稳定，囿于传统，那么可供选择的多样性就会受到限制，具体冲突的可能范围也就较小。但即使那样，冲突也不会消失。一种忠诚可能会妨碍另一种忠诚；个人愿望可能与群体性义务相抵牾。但如果文化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分仲伯，同时并存，个体面临的选择变得复杂多样，决策就成为一件难事。他可以遵照社会团体的期望，或成为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个人主义者；他可以热衷于社交，或离群索居；对成功，他可以崇拜，也可以藐视；对孩子的教育，他可以坚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可以放任孩子自由成长；对男女是否因性别不同而适用不同的道德标准，他可以赞同，也可以坚决反对；他可以把两性关系看作人类亲密关系的表达，也可以把它与情感相分离；他可以支持种族歧视，也可以坚定立场，认为人的价值与肤色和鼻子的形状无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毫无疑问，在我们文化中生存的人必须频繁地做出类似选择。因此，人们可能以为，所有这些冲突都是极常见的。但事实令人震惊。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从而也就无法通过明确的抉择来解决这些冲突。人们多半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们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妥协，或者被冲突困扰却浑然不觉。在这里，我所指的既非普遍意义上的人，也非理想中的人，而是正常人，指非神经症患者。
要想发现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就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它们分属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愿望和感受，对后者，我们甚至要有更加清醒的意识。我们喜欢一个人，是出于自己的真心，还是因为别人认为我们应该如此？假如父亲或母亲去世，我们是真的悲伤还是仅仅逢场作戏装装样子？我们是否真想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仅仅因为这两种职业令人尊敬且收入颇丰？我们是真的希望幸福、独立，还是仅仅限于在口头上立个标杆？面对这些简单的问题，大部分人会觉得难以回答。这就表明，我们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愿望其实并不了解。
其次，因为冲突总是与信念、信仰或道德观相关，认识冲突的前提条件之一就应该是：我们已经树立起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所持的信念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受之于他人，它们就不够坚定有力，从而不足以导致冲突，也无法作为决策的指导原则。一旦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它们会轻易被新的观念取而代之。如果我们只是遵从环境所推崇的价值观，那么，从我们个人利益出发本该产生的冲突也就不会产生。比如，一位儿子遵从父命，从事一项他本人不喜欢的职业，如果他从来没有对这位心胸狭隘的父亲的智慧产生过质疑，冲突就很少发生。一位陷入婚外恋的已婚男人其实已经陷入冲突，但假如他自己无法确立对婚姻意义的明确看法，他就会任其发展，而不是直面冲突做出决定。
第三，就算我们能够识别出类似冲突，我们还必须情愿并能够放弃导致冲突的两个相关因素中的一个。但那种清醒而自觉的放弃能力其实是很少的，这既是因为我们的情感和信仰是混乱的，也或许因为在*终的分析之下，大部分人都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使他们没有勇气放弃任何东西。
*后，做决定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要有为所做决定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它包括愿冒做错误决定的风险，同时愿意承担相应后果，而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这就需要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魄力，所需的内在力量和独立性远远超出大部分人目前所拥有的。
既然我们当中有如此众多的人被冲突牢牢扼制着——尽管我们毫无察觉——我们就容易嫉羡、崇拜那些似乎生活得平稳顺遂，丝毫不受冲突干扰的人。这种崇拜可能是合乎情理的。的确可能有那么一些坚强的人，他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价值等级，或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和做决定的迫切性也失去了撼天动地的威力。但外在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冷漠、墨守成规或机会主义，我们嫉羡的那些人根本没有能力从自身的信念出发，直面冲突或试图解决冲突，他们只是被眼前的利益左右着顺势而为。
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优点，尽管这样做可能会令人痛苦。我们越是勇于直面自身的冲突并为其寻找解决方案，我们获得的内心自由和力量就越多。只有当我们愿意直面冲突，我们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那个自我典范，成为驾驭我们人生航船的船长。因内心迟钝而获得的虚假平静丝毫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人变得脆弱，轻易地被任何影响所左右。
当冲突汇集到生活的主要问题上时，面对并解决它们就变得尤为困难。但只要我们的生命力足够强大，从原则上讲，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自己解决不了。至于如何在生活中更好地察觉自我，如何培养出属于自己的信念，教育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帮助。选择会涉及众多因素，对这些要素的认识与理解将为我们提供奋斗的目标，从而也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指引。
【前言】
序言
不管探索的出发点是什么，探索的过程多么曲折，我们*终都必须将心理疾病的源头追溯至一种人格障碍。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心理探索。那是一种真正的再发现！历代诗人和哲学家早已懂得，性情宁静平和之人从来不会陷入心理障碍，相反，饱受内心冲突的人容易遭此厄运。借用现代术语便是，每一种神经症，不管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临床治疗方面，我们都必须力求更好地探索神经症的性格结构。
事实上，弗洛伊德伟大的开创性工作就是向这一思想的逐步聚拢，尽管他采用的发生学方法未能使他对这一思想做出明确的表述。但弗洛伊德工作的后继者们——特别是弗朗兹·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廉·赖希和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已经对这一观点做了更清晰的界定。但关于性格结构的确切性质和动力学，他们当中尚未有人做出定论。
我个人的研究起点不同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女性心理学所做的假设对我启发甚大，它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在有关何为男性特质、何为女性特质的观念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对我而言同样明显的是，弗洛伊德正是因为没有考虑这些文化因素才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对这一课题的兴趣持续了整整十五年。在一定程度上，与埃里希·弗洛姆的交往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兴趣。他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渊博学识令我更加意识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绝不局限于它在女性心理学领域的运用。当我于 1932 年来到美国时，我的这些设想得到了证实。我发现，在美国，患者的态度和神经症在很多方面与我在欧洲国家所观察到的不一样，而唯一能解释这种区别的就是文化差异。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终阐明了这一思想。而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神经症的诱因是文化因素，更确切地说，神经症因人际关系障碍而产生。
在我写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前的几年间，我的研究思路与一个更早的假设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一假设围绕的核心问题是，神经症的内部驱力是什么？第*个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弗洛伊德。他的答案是强迫性内驱力。在他看来，这些内驱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本能，它们寻求满足，不甘受挫。但遗憾的是，他*终把这些内驱力从神经症本身推广到整个人类，认为内驱力在每个人身上运作着。假如神经症是人际关系障碍的产物，弗洛伊德的这一假设就不太可能有效。就这一问题，我的观点可以简述如下：强迫性内驱力确切而言就是神经症的；它们诞生于孤立、失望、恐惧和敌意这样的情绪之中，并表征着人们在这些情绪的控制下应对世界的方式；它们的目的主要不是寻求满足，而是寻求安全；它们的强迫性特征必须归因于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焦虑。强迫性内驱力的两种*为鲜明的外显形式就是对爱和对权力的病态需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对它们做了详细的描述。
尽管保留了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原理，我当时还是意识到，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神经症，我的研究已经使我背离了弗洛伊德。如果被弗洛伊德视为本能的那些因素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被弗洛伊德称为力比多的那些欲望是一种对爱的病态需求，它源自焦虑，其目的是寻求与他人共处时的安全感，那么力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固然重要，但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以新的方式显露出来。其他理论差异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因此，重新思考我与弗洛伊德的关联对我而言就是必需的了。
与此同时，我继续进行着神经症内驱力的研究。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随后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十种神经症倾向。至那时，我已经确定，神经症的性格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在那本书里，我把神经症的性格结构看作一个宏观世界，它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构成，每个微观世界的内核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种神经症理论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应用价值。如果精神分析方法不再局限于将我们当下的障碍与我们的过往相联系，而是转向分析我们现有人格内部力量间的相互作用，那么较少依赖甚至不依赖专家的帮助，我们都可以认识并改变我们自己。心理治疗的需求广泛，但可提供的帮助又极为稀缺，面对这一现状，自我分析似乎可以满足大量需求。因此，我那本《自我分析》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自我分析的方法、局限和可能性。
但就我对具体神经症倾向所做的表述而言，我并不完全满意。虽然每种神经症倾向都得到了精确的描述，但我还是觉得这种列举方式使它们相互分离，丧失了内在联系。我当时已发现，对爱的病态需求、强迫性谦卑和对“同伴”的渴望应该归为一类。但我未能发现，它们三者共同构成并代表了一种对待他人和自我的基本态度和独特的生活哲学。这三种倾向构成了我现在提炼出的“迎合”型性格结构的内核。我也发现，对权力和声望的强迫性渴求和病态的野心有着相同之处，它们大体上是我现在所提出的“对抗”型性格结构的构成因素。但渴望被人崇拜和完*主义动机，尽管它们有着神经症倾向的所有特征，并影响到神经症患者与他人的关系，却似乎主要涉及与自我的关系。同样，与情感需求和权力追求相比，剥削他人的欲望似乎并非根本性的，也不那么普遍，它似乎本该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而不应该单独列为一种倾向。
事实证明我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神经症的内在冲突上。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已提出神经症产生于不同神经症倾向的相互抵触。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也提出神经症倾向不仅相互强化，而且还滋生冲突。但不管如何，冲突仍然属于次要问题。弗洛伊德当年也越来越意识到内部冲突的重要性，但他把内部冲突看作是压抑和被压抑之间的一场斗争。我着手讨论的冲突属于另一种类型。它们发生在相互对立的神经症倾向之间。尽管从本源上讲，这些冲突与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有关，但它们迟早会与对待自我的矛盾态度、矛盾的性格、矛盾的价值观有关。
临床观察越多，我就越清晰地看出这些冲突的重要性。但我*为震惊的是，患者对他们自身显而易见的矛盾茫然无知。当我向患者挑明这些矛盾时，他们开始回避，似乎对其毫无兴趣。这种经历重复多次之后，我意识到，这种逃避表明患者对处理这些矛盾深感厌恶。对冲突的突发性认识会让患者充满恐慌，这终于让我明白，我所研究的对象就像一个极度危险的易爆品，患者完全有理由回避它们：他们惧怕这些冲突的威力会将他们炸得粉碎。
因而我开始意识到，为了“消除” 这些冲突，或确切地说，为了否认这些冲突的存在从而营造一种虚假的和谐，多少精力和智慧被耗费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努力之上啊。我按书中的顺序依次讨论四种主要的消除方式。第*种方式是掩盖冲突，并将其对立面抬升至优先地位。第二种方式是远离他人，它为病态超脱（detachment）的功能提供了新的阐释角度。超脱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即初始性的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之一；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消除冲突的方式，通过在自身和他人之间保持一种情感距离使得冲突不起作用。第三种方式与前两种大相径庭。神经症患者不是远离他人，而是逃离自身。他的整个真实自我对他而言都是虚假的。他构建出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取代了他的真实自我。在这个理想自我中，原本相互冲突的部分被改头换面，它们不再显现为冲突，而是表现为丰富性格的不同侧面。这一观点有助于澄清许多神经症难题，它们至今尚未得到解释，因而临床上也无从处理。这一观点也将原先无法归类的两种神经症倾向——渴望被人崇拜和完*主义——纳入了相应的模式。对完*的追求表现为努力符合其理想化形象；对崇拜的渴望则可理解为患者需要从自身之外获得一种确认，即他就是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这种理想化形象脱离现实越远，对崇拜的渴望从逻辑上讲就越无止境。在所有消除冲突的方式中，理想化形象可能是*为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构成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它又转而导致一种新的内在分裂，从而需要进一步的修补。第四种方式，即外化，就是试图修补这种分裂，尽管它在无意间也有助于消除其他冲突。通过所谓的外化，内在的心理过程被体验为发生在其自身之外。如果说理想化形象意味着脱离真实自我，那么外化代表着与真实自我更为彻底的分离。同样，它也滋生新的冲突，或大大加剧*初的冲突——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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