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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诗论
【书 号】 9787513573207
【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 者】 朱光潜
【出版日期】 2018-04-01
【开 本】 32开
【定 价】 68.00元
【编辑推荐】
20世纪中国学术经典，美学大师朱光潜代表作。受胡适、陈通伯、叶圣陶等文学家赏鉴，以儒家思想解《诗》，解诗结构严密，为《诗序》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机。对中国诗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学贯中西成一家之言，诗学奠基为后学垂范。
【内容简介】
《诗论》是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的代表作。在本书中，先生用西方诗论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诗歌的起源，诗歌在情趣、意象上的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诗与散文、音乐和画的关系，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走上了“律”的道路及现代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向作了深入的探索。先生自1931年留学欧洲时便开始写作本书，1943年始正式出版，历时十余年，完成了这部中国现代诗学的奠基之作，影响至今。
【文摘】
第*章 诗的起源
想明白一件事物的本质，*好先研究它的起源；犹如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好先知道他的祖先和环境。诗也是如此。许多人在纷纷争论“诗是什么”“诗应该如何”诸问题，争来争去，终不得要领。如果他们先把“诗是怎样起来的”这个基本问题弄清楚，也许可以免去许多纠纷。
一 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不尽可凭
从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看，诗歌在各国都比散文起来较早。原始人类凡遇值得留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都用诗的形式记载出来。这中间有些只是应用文，取诗的形式为便于记忆，并非内容必须采用诗的形式，例如医方脉诀，以及儿童字课书之类。至于带有艺术性的文字，则诗的形式为表现节奏的必需条件，例如原始歌谣。
中国*古的书大半都掺杂韵文，《书经》《易经》《老子》《庄子》都是著例。古希腊及欧洲近代国家的文学史也都以诗歌开始，散文是后来逐渐演变出来的。
诗歌是*早出世的文学，这是文学史家公认的事实。它究竟起于何时？是怎样起来的呢？从前一般学者研究这个问题，大半从历史及考古学下手。他们以为在*古的书籍里寻出几首诗歌，就算寻出诗的起源了。欧洲人以为荷马史诗是他们的“诗祖”，因为它在记载下来的诗中间*古。
近代学者又搜罗许多证据，证明荷马史诗是集合许多更古的叙事诗和民间传说而做成的。那么，西方诗的起源不在荷马而在他所根据的更古的诗了。
在中国，搜罗古佚的风气尤其发达。学者对于诗的起源有种种揣测。汉郑玄在《诗谱序》里以为诗起源于虞舜时代：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他的意思是说，“诗”字*早见于《虞书》，所以，诗大抵起源于虞。这种推理显然很牵强。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里便不以郑说为然：舜承于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虽于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
这话比较合理，虽也是捕风捉影，仍不失多闻阙疑的精神。从郑序出发，许多学者想在古书中搜罗实例，证明虞舜以前已有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里根据《吕氏春秋》《周礼》《尚书大传》诸书所引古诗说：昔葛天氏乐词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后来许多选集家继刘勰的搜罗古佚的工作，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冯惟讷《诗纪》诸书都集载许多散见于古书的诗歌。不过近来疑古风气大开，经考据家的研究，周以前的历史还是疑案。至于从前人搜罗古佚诗所根据的书，如古文《尚书》《礼记》《尚书大传》《列子》《吴越春秋》之类大半是晚出之书。于是《诗经》成为*可靠的古诗集本了，也就是中国诗的来源了。
在我们看，这种搜罗古佚的办法永远不会寻出诗的起源。它含有两个根本错误的观念：一、它假定在历史记载上*古的诗就是诗的起源。二、它假定在*古的诗之外寻不出诗的起源。第*个假定错误，因为无论从考古学的证据或是从实际观察的证据看，诗歌的起源不但在散文之先，还远在有文字之先。英国人用文字把民歌记载下来，从13 世纪才起。现在英国所保存的民歌写本，据查尔德（Child）的考证，只有一种是13 世纪的，其余都在15 世纪之后。至于搜集民歌的风气，则从17 世纪珀西（Percy）开端，到19 世纪司各特（Scott）和查尔德诸人才盛行。但是这些民歌在经过学者搜集写定之前，早已流传众口了。如果我们根据*早的民 歌写本或集本，断定在这写本或集本以前无民歌，这岂不是笑话？第二个假定错误，因为诗的原始与否视文化程度而定，不以时代先后为准。3000 年前的古希腊人比现在非澳两洲土著的文化高得远，所以荷马史诗虽很古，而论原始程度反不如非澳两洲土著的歌谣。就拿同一民族来说，现代中国民间歌谣虽比《商颂》《周颂》晚二三千年，但在诗的进化阶段上，现代民歌反在《商颂》《周颂》之前。所以我们研究诗的起源，与其拿荷马史诗或《商颂》《周颂》做根据，倒不如拿现代未开化民族或已开化民族中未受教育的民众的歌谣做根据。从前学者讨论诗的起源，只努力搜罗在历史记载中*古的诗，把民间歌谣都忽略过去，实在是大错误。这并非说古书所载的诗一定不可做讨论诗源的根据。比如《诗经》中《国风》大部分就是在周朝搜集写定的歌谣，具有原始诗的许多特点。虽然它们的文字形式及风俗、政教和近代歌谣所表现的不尽同；就起源说，它们和近代歌谣很类似，所以仍是研究诗源问题的好证据。就诗源问题而论，它们的年代先后实无关宏旨，它们应该和一切歌谣受同样待遇。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趁便略说现代中国文学史家对于《国风》断定年代的错误。既是歌谣，就不一定是同时起来或是一时成就的。文学史家一方面承认《国风》为歌谣集，一方面又想指定某《国风》属于某个时代，比如说《豳》《桧》全系西周诗，《秦》为东西周之交之诗，《王》《卫》《唐》为东周初年之诗，《齐》《魏》为春秋初年之诗，《郑》《曹》《陈》为春秋中年之诗（参看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在我们看，这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在同一部集里的歌谣时期固有先后，但是这种先后不能以歌谣所流行的区域而定。“周南”“召南”“郑”“卫”“齐”“陈”等字只标明属于这些分集的歌谣在未写定之前流行的区域。在每个区域里的歌谣都各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我们不能因为某几首歌谣有历史线索可以推测年代，便断定全区域的歌谣都属于同一年代，犹如20 世纪出版的《北平歌谣》里虽有一首叫作《宣统回朝》，我们不能据此断定这部集里其他歌谣均起于民国时代。况且一般人所认为有历史线索可寻的几首诗如《甘棠》的召伯，《何彼秾矣》的齐侯之子也还是渺茫难稽。《国风》中含有断定年代所必据的内证根本就很少。
【前言】
在目前中国，研究诗学似尤刻不容缓。第*，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其次，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这运动的成功或失败对中国文学的前途必有极大影响，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这都是诗学者所应虚心探讨的。写成了《文艺心理学》之后，我就想对于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诗——作一个理论的检讨。在欧洲时我就草成纲要。1933 年秋返国，不久后任教北大，那时胡适之先生掌文学院，他对于中国文学教育抱有一个颇不为时人所赞同的见解，以为中国文学系应请外国文学系教授去任一部分课。他看过我的《诗论》初稿，就邀我在中文系讲了一年。抗战后我辗转到了武大，陈通伯先生和胡先生抱同样的见解，也邀我在中文系讲了一年《诗论》。我每次演讲，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改来改去，自知仍是粗浅，所以把它搁下，预备将来有闲暇再把它从头到尾重新写过。它已经搁了七八年，再搁七八年也许并无关紧要。现在通伯先生和几位朋友编一文艺丛书，要拿这部讲义来充数，因此就让它出世。这是写这书和发表这书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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