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百年风云

1876年，温州被辟为商埠；1877年，温州设立海关；1885年，陈虬等人创办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学堂；1888年，孙衣言兴建玉海楼…… 30多万字，200多个历史事件，1400余幅老照片与资料图片——翻开这本历时两年编写完成的《温州百年风云（1876-1978）》，一幅波澜壮阔的近现代温州画卷便鲜活地重现在眼前。 百年中梳理出两百个主题 一百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短暂一瞬。然而从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开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风云变幻的百年，对于温州来说，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烟台条约》的签订，推动中国进入近代半殖民地社会。它对温州的社会性质、经济结构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温州城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温州的大门被打开了，古老的温州，瞬间在近代化的历史洪流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编写这本书，实际上是对温州近现代历史进行抢救性的挖掘。”《温州百年风云（1876-1978）》（下简称《百年》）一书副主编黄瑞庚如是说。2012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提出系统地编写温州百年历史的设想，并为此召开讨论会议，成立编委会，由黄瑞庚担任副主编对此书进行策划统筹。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黄瑞庚与编委会成员进进出出我市及外地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寻找线索，查阅史料，寻找采访名人后代，拜访多位文史专家，最终与市政协文史委专家共同敲定了200个主题。 “这200个主题的筛选，首先是在温州这片热土上发生的、对温州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或者同事件有关的人”，黄瑞庚说，“其次，则是按照编年体的顺序，以清末、民国、新中国这三个历史时期为节点，从《烟台条约》签订温州对外开放、辛亥革命温州光复、新文化的传播、共产党成立、抗击日本侵略、温州解放政权建立、文化大革命这几个重要阶段中梳理出200个主题。” 《百年》一书主编、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胡侠认为，这本书对温州百年历史中的重要人物、重点事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挖掘，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地反映温州近现代社会百年发展历程的书籍，填补了地方史上的研究空白。 百多人的心血凝聚成书 57位文字作者，116位图片提供者——书末记录了如此庞大的编写人员群体。黄瑞庚介绍，这57位文字作者中，既有文史专家，又有事件的亲历者，还有当事人家属，正是他们的全力协助，才使这部书稿顺利完成。 资深报人金辉共执笔了五个历史事件。他坦言，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多数是他在媒体当记者时采访过的，对人物的生平、事迹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写起来得心应手：“缪天瑞老先生是我采访过的年事最高的温州学人，我至今还能忆起2006年跟他在北京见面的场景，当时的他面容慈祥，精神矍铄……” 《百年》的一大亮点，还在于116人提供的1400多张老照片与资料图片，实属珍贵。“除了从那些常规渠道比如图书馆、档案馆等保存的书刊资料、市场上流通的新书旧书中搜寻，这些照片中有很多是当事人家属提供的”，黄瑞庚说，比如，在1906年的“温商抱团——成立商会”这一章中，温州商务分会第二任总理吕渭英的肖像照就是其曾孙辈吕人翊、吕人坝、吕人宗等人提供的。 “我们家最近正在编一本族谱，亲戚们都把代代相传的老照片翻出来，汇集到我这儿。”吕人翊说。 这一章中吕渭英与清朝官员的合影，也是吕家后人从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翻拍而来的。“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一位亲戚将这张翻拍的照片交由我在北京工作的妹妹保管，后来又转交到我手中。” 吕人翊说，有关吕渭英的档案在温州市图书馆也有收藏，再加上整个家族的日常积累，为《百年》一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多素材。“去年我姑婆去世，她的女儿多次从甘肃寄来大量照片，被收录于‘浙南学界的爝火——温州中学的诞生’这一篇章里，尤其那张温州中学童子军第一〇四团第六中队全体队员在温州古城墙前的合影，非常难得。” 感叹老照片“来之不易”的黄瑞庚说，还有一些老照片的获得，要感谢近年来兴起的老照片收藏热，“1877年温州东门华盖山、江心屿等几张旧照，就是我从外地的收藏家手里买来的，当时一见就有如获至宝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相当比重的照片还是首次与读者见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民俗盛典“拦街福”旧照、1877年温州东门华盖山旧照、1942年日本人航拍温州的全貌照等。 大事记背后追寻历史细节 温州第一所小学堂是怎样创办的、温州城第一盏电灯是怎样亮起来的、红十三军是怎样诞生的……每个影响温州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的背后，都深藏着许多精彩的故事，而挖掘这些事件背后的人物的故事，是黄瑞庚他们工作的重点。 比如1955年的“影响几代人的寓言故事——《小马过河》”这一章，由温州代课老师彭文席所写的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为了找到彭文席的后人，黄瑞庚费了不少周折。“我先是向几位写儿童文学的朋友打听，无果。后来有人打听到第一次把《小马过河》翻译成外文、发行四百万册的美术编辑陈永镇，遗憾的是他退休后在安徽安家了。再后来，又联系上了瑞安地方志办公室的周田田，在她的热心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家在瑞安仙降的彭文席孙子彭从隼，《小马过河》这一篇章才得以完整。” 1954年的“他改变了‘半斤八两’——推动中国衡器改革者姜周元”这一章背后，也有同样曲折的故事。“主题是定了，茫茫人海上哪去找姜周元的后人呢？”黄瑞庚反复思索着。后来，在瓯海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辗转找到了姜周元的家人，令他意外的是，他们竟还珍存着“1954年8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致姜周元的答复函”，“尽管旧迹斑驳，上面的字也有些认不清了，但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啊！” 还有1924年的“汉字编码先驱——张玉生其人其事”，“由于缺少翔实的资料作为佐证，在前几次的初稿里，这一篇目都未入选200个主题。”去年上半年，温州市图书馆举行沈克成《温州方言文献集成》一书首发仪式，该书编入了张玉生的《温州音识字捷法》影印本，对作者做了介绍。“后来我又几经辗转，找到了张玉生的曾孙女张小美，她向我提供了张玉生遗作和手稿等大量照片，将这一章补充完整。” “希望这本书能起到寻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效果。”胡侠说。他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朋友通过阅读此书，对温州的历史，对无数前辈的探索、开拓、牺牲和奉献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在回顾历史、体味历史的同时，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创造历史，不断推进温州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今年5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编辑的《温州百年风云：1876~1978》首次印刷发行。作为主要的编辑人员之一，原温州市文联党组书记黄瑞庚亲历了本书的诞生始末。 黄瑞庚接手《温州百年风云》的编辑工作是在2012年4月之后，当时市政协党组会议确定了这本书的框架及意义：自1876年英国公使威妥玛与清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非战争背景下签订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起，直至1978年，温州从最初的屈辱开埠到加入改革开放的浪潮，百年荣辱浓缩于字纸之间，让人缅怀，激励前行。 从确定编书到出品，对于黄瑞庚来说，这本厚达500多页的作品是一次难忘的“历史盘点”。在耗时两年的编辑中，仅选择两百则内容条目就花去黄瑞庚一年多时间：突然的发现、临时的变动……这些意外的环节接踵而至，但兴许正是这些出人意料的插曲，才能体现一本书的出彩。 一本温州的“百年风云”，等的也许就是这样一场风云际会。 本版图片选自《百年温州风云》一书 三顾“张玉生” 张玉生其人，生于1883年，祖居永嘉县上河乡阳岙三浃（今属瓯海区），温州历史上最后一位科举考试的拔贡。“一代词宗”夏承焘是其得意门生。 1924年，张玉生在永嘉县会昌镇（现鹿城区新桥镇）举办农民讲习所，自编教材《自算备要》和《温州音识字捷法》，其中的《温州音识字捷法》选字3800多个，切合温州音的声母、韵母单字40个作为“字母”，教学生拼音。从首页“拼字表”中认得一个字的读音后，按照旁边的编码，翻看集中的同音字。 正是这本《温州音识字捷法》，黄瑞庚第一次听闻了张玉生的名字。“一位美术界的朋友，他有这本书，说是没用，就送给了我。”然后单单一本孤本，黄瑞庚此前也没有对张玉生有过更多的了解，得到这本书之后，黄瑞庚又将书转赠给了市图书馆。 再见“张玉生”是在友人的《温州方言文献集成》丛书的首发式上，这本书中收录了《温州音识字捷法》的影印件，黄瑞庚一看，竟然就是来自他捐给市图书馆的那本。“里面稍微介绍了张玉生其人，但内容不多，我也没留意。”第二次，黄瑞庚再一次和张玉生错过。 后来有一回，黄瑞庚为编书采访一位曾经为周总理看过病的90多岁的老中医时，无意中得知对方有位亲戚叫张玉生。黄瑞庚当时纳闷，这名字怎么如此熟悉？一问，才想起这人便是那本《温州音识字捷法》的作者，而且一听老中医的介绍，黄瑞庚适才了解到张玉生可能是我国在汉字编码研究领域探索最早、成就卓然的一位温州学者。“通过老中医，我又找到了张玉生在温州和杭州两地的后代，从他们提供的资料来看，张玉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着手汉字编码研究，提出了‘四角编码’、‘五笔四码’两种方法，可惜后来生病，他的名气并没传播开来，连照片都鲜少存世，书中收录的这张据说是在他过世后，亲人找不到照片，于是让人扶着补拍了一张，放大描上眼睛制作的，真的是低调至此，所幸，我最终没有错过，将他的成就收录在册。” 弘一法师的遗珠 在这本《温州百年风云》中，撰文者57位，照片提供者100多人，与200则条目相搭配的，是1400多张图片，直观性很强。说到配图，其中有关弘一法师居温或是与温州人交往的照片，黄瑞庚自诩已经收藏了不少，然而在临近最后一次校对时，他去了一趟位于嘉兴的弘一法师纪念馆，在参观过程中发现了一张写着“送弘一大师赴瓯掩室念佛临别纪念”字样的照片，时间是甲子四月。“我一看赴‘瓯’，不就是说弘一法师来温州之前，他的友人送别的照片吗？这可是第一次看到，我马上就拍了下来，回温后临时把这张图放大加了进去。”对于黄瑞庚来说，这次拾遗补缺的虽只是一张并不起眼的图片，但在研究弘一法师和温州的历史渊源中，无疑是一次十分美妙的发现。 聊天揭开神秘面纱 温州古旧书店？听过！但仅仅是听过！ 黄瑞庚没有想到的是偶尔和一位名叫冯强生的友人聊天，讲到古旧书店时，哪想对方扯到了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竟然就是古旧书店的经营者之一，名叫冯国栋，他在1956年带头将自己开在府前街的旧书店，以最多的书入股，与全市七八间旧书店摊自愿组成温州古旧书店。 “在此之前我对古旧书店了解不多，能够取得的资料也十分有限，但是听了冯强生的讲述，我就觉得这回有戏了！”这间创办于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书店，曾经是温州爱书人心目中的知识前沿地，拥有很多珍贵的读本，曾经风靡一时。为了还原古旧书店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经营情况，接到黄瑞庚邀稿的冯强生不仅掏出了家族留下的一切相关材料，还实地走访了府前街古旧书店原址，询问了本地学人及那一带老居民当时周围建筑的风格、到访书店的客人的类型、书店经营书目的种类等。 在这位温州古旧书店创始人的后代一路寻访验证的过程中，文化传承的精神又一次得到了诠释。而这种追本溯源的例子并不只有这一个，在这本《温州百年风云》的中，它们一遍又一遍地发生着，一遍又一遍地推动着这本书的完善。就像黄瑞庚所说的，“他们向我提供资料，我再将集成的书本交给他们，他们又会发现里面新的人物联系，比如谁的长辈和谁的长辈来往等等，他们告诉我，我再收集整理，算是完成了一次文化的横向传播和良性循环。” 耕“云”记事 网络上有一朵“云”，诞生为大数据时代下的概念产品，它为手机、电脑等各种电子终端提供着丰富的、可量化的信息。 黄瑞庚也有一朵“云”，他在文化系统一做四十多年，主编、参与编辑了一批颇有分量的温州文史、艺术类书籍。他的这朵涵盖了大量人脉、实物资源的“云”成为其编书的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想要搜集温州街头巷尾的老照片？ 找不到某位温籍名人的后裔？ 如果遇到上述问题，“找黄瑞庚试试”便是最为可靠的解决方案之一。 借由此次他参与新编的《温州百年风云》出版发行，我们走进黄瑞庚的读书世界，且瞅一瞅这朵“云”是如何采撷、耕耘的吧。 时间：工作日 关键词：实干、积累 黄瑞庚学陶瓷艺术专业出身，他说年少时看书不多，因为要用、要学，倒是存了一些美术、书法类的书刊。工作之后，他先是在温州市工人文化宫负责展览、宣传的工作，后来一路调任，在市总工会、市文化局、市文联都走了一遭。“在文化宫的时候，文学、美术、书法、曲艺等领域，我认识了一批人，到了文化局，接触的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团队，而在文联工作的日子里，我算是真正进入了本地文学的圈子。”黄瑞庚是个注意收藏、整理的人，他将工作时接触的一切人和事都进行了信息采集，在保持人脉的基础上，他和同行互通有无，形成一个资源互补的良性循环。 “我不是厚积薄发的类型，我习惯边干边学，相信实干出真知。”从陶瓷艺术，到设计展览，再到临摹丹青，黄瑞庚的学习从来不会囿于一隅。退休后，他从一个熟悉的圈子毅然跳入另一个圈子——做本地文史类资料的收集研究。和之前的工作相比，做文史类书籍的编辑需要更多庞大的资源、库存来支持，黄瑞庚首先将工作室做成了书屋，将所有与文史相关的书籍都从家里的书房迁出，搬运到这个如储藏室一般的世界里：从书柜到书桌到地上放满了资料、书籍，举目是书，伸手是书，进来三个人便会显得空间拥挤。 时间：周末 关键词：妙果寺、瓯海、书市 逛书市是黄瑞庚多年养成的习惯。清晨，在日光微醺中出发，傍晚，收获盆满钵满的得意。“周六早上八点半，妙果寺书市，周日早上八点半，瓯海花鸟市场的书市，这两处书摊子不多，但是好好找，还是能发现好东西的。” 黄瑞庚的书柜上有一大格子的温州“志”，交通志、商业志、公安志、卫生志、粮食志、邮电志、教育志、水利志等共20多本。“这些花了我好几年的时间，是温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做的第一批的‘志’，我几乎已经找齐了。”有了这一批各个领域的记录，原本那些碎片化的历史，开始在黄瑞庚眼前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形貌。 时间：探亲 关键词：美国、eBay 从温州老街坊到塘河古今风貌的变迁，每一次编辑文史类的书籍，黄瑞庚都会收获颇丰，他本人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温州老图库”。“自己拍的，向别人约的，还有买的，以及通过各种书籍收藏的。”这里所指的书籍不仅仅是黄瑞庚从书市精挑细选的老书，还包括他在美国通过eBay网（是一个管理可让全球民众上网买卖物品的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购买的各种同温州相关的老书。 “特别是清末时期，一些欧洲传教士来到温州，拍摄了大量珍贵的老照片，他们回国之后，其中的一些人会出版回忆录，或是将照片提供给别人出版，这些书目我在国内收集好了，然后到美国购买。”黄瑞庚的子女住在美国，每次出门探亲时，他都会带上一张书单，让子女在eBay上买，一般每本三四十美元，然后寄到美国。“有些是旧书，也有新版的，如果没有实体书了，他们会给我两种方案，一是发电子版到我的邮箱，我自己印出来，二是直接制作影印本寄给我。”在黄瑞庚的书柜上，这些写着英语、法语的外文书也占据了几乎一个格子的空间，其中一些书的年龄比他本人都大了不止一轮，比如英国在华传教士苏威廉的女儿谢福芸著述的《中国的两位绅士》，1924年出版，已是鲐背之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