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画家金纪发创作的名人像：伏契克（此为四开画，宽38厘米，高52厘米；画的是著名报告文学《二六七号牢房》的作者伏契克。伏契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和著名作家；他在被捕后在狱中写了著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二六七号牢房》是其中的一篇；印刷品；原为教学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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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改革开放 (197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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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其他
上书时间201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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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契克《二六七号牢房》全文：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也是七步。
这我知道。
在庞克拉茨牢房的这段松木地板上，在这个间距里，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贴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简易折叠床，另一面墙上靠着一个暗褐色的搁板架，上面放着陶制的碗具。是的，这一切我很熟悉。只是现在略被机械化了：装上了中央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尿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也被机械化了。囚犯成了自动化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一转动，或者听到门上小窗洞打开的声音，囚犯们不管在干着什么，马上就会跳起来，前后挨着，一个个直挺挺地站好队，门一开，监狱长就会不歇气地嚷道：
“立正！267号牢房犯人三名，秩序正常！”
267号就是我们的牢房。不过在这间牢房里，囚犯们的自动化运作并不那么尽然。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我此时还躺在窗子下面的草铺上，背朝上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我重又活了过来：已经能够转动头部了、已经可以抬起手来了、已经能用两肘支撑起身子了、甚至已经可以试着翻身仰卧……无疑，写起来比经历起来快多了。
牢房里也在发生着变化。门上本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了。现在我们只有两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哀歌的年轻的卡列尔，已经走了。留给我的只有对他那颗善良之心的回忆。说实在话，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一次又一次在他讲述的过程中昏睡过去。
他的全名叫卡列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列茨地区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从那里运出了用于地下爆破活动的炸药。他差不多是在两年前被捕入狱的，现在才被送审，也许会去柏林。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也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很爱他们，非常珍爱。然而他说：“要知道，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必须这样做，别无选择。”
他长时间坐在我的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无法进食。
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我的恶劣状况让他强硬起来。他向狱警医务官报告说，我入狱至今，这么长时间了，没吃下丁点东西。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穿一身党卫队制服，成天忧心忡忡，不经他许可，捷克医生连一片阿司匹林这样的药都没有资格开。这个医务官居然亲自给我端来了一罐给病号做的汤，并站在我身旁，看着我把汤全部喝完。卡列尔对自己干预行为的成功非常满意。第二天，他把星期天才有的那一盘汤都给我喂了下去。
接下来又不行了。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天红烧牛肉里煮得烂烂的土豆都无法咀嚼，肿胀的喉咙咽不下任何块状的食物。
“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列尔站在我身旁埋怨着，忧郁地摇着头。
随后，他和“老爹”平分了我的那一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唉，你们不曾在1942年的庞克拉茨监狱里呆过，就不知道，也无从了解这“红烧牛肉”是什么样子的。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因为饥饿，肚子咕咕直叫唤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皮包骨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囚犯用贪馋的目光盯着同伴盘里的食物解馋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番茄稀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通常一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天——负责分饭的人往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红烧牛肉汁，里边沾些许肉末。这简直就是举世无双的佳肴了。是的，用美味还不足以形容，这东西是对人类生活实实在在的、摸得着的提醒和回味，这是在盖世太保监狱的残酷里超出常规的一丝人性的东西，是某种正常的人类生活常情。这东西，人们谈起它时，连声调都变得柔和，带着神往。唉，有谁能理解，得到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濒临死亡威胁的人们是何等珍贵。
两个月后，我才体会到卡列尔的惊叹。我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当时我与死亡的近在咫尺。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列尔被叫醒。他们命令他在五分钟之内收拾好行李，准备转狱，仿佛他只是出去跑一圈，而不是被关押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者奔赴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要上哪儿去，谁也无法预知。走之前，他在我的草垫旁单腿跪下来，双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走廊里传来身着制服的看守那粗暴的吆喝声，显然，在庞克拉茨监狱是不能容忍这种真情流露的。卡列尔跨出门去，门又喀嚓一声锁上了……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将来还能再见吗，年轻人？下一次的生离死别又将在什么时候降临在留下的人里面？在我们仅剩的两人中谁会先走，去哪里？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不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写下的只是初次离别时留在我们心间令人激动的思绪。从那之后一年已经过去了，而伴随着朋友的离去，那种思念之情还反复不断、或强或弱地在我的记忆里涌现。挂在牢房门上的“两人”的牌子又换成了“三人”的，不久又改成“两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两人”，“三人”，“两人”。新的狱友来了又离去，只有最初留在267号牢房里的两个人，依然忠实地相依为命。
这就是“老爹”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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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谢克，六十出头，是个老教员，曾当过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他拟订的一项关于捷克学校的自由改革提案中有“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的嫌疑。
“老爹”是一个……
哎，伙计，你怎样来描写他呢？这实在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在同一间牢房共度一年的岁月。在这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里，“老爹”这个称谓上的引号消失了；这段日子让两个不同年龄的狱友成了真正的父与子；这段日子我们彼此吸取、沿用了对方的习惯和口头禅，甚至说话的语调。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伯的；哪些是他当初带到牢房里来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不分昼夜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步步逼近我的死神。他不怕恶心，替我清洗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忍受着弥漫在我草垫四周那股浓浓的恶臭，从未露出一丝厌恶的神情。他帮我把那件在第一次受审拷打时被撕成条的破衬衫洗净、缝补好，当这件衬衣实在无法再补时，他把自己的衬衣给我穿上。他在早晨半个小时的“放风”时间里，在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替我摘来黄色的雏菊和草茎。每当我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以慈爱的目光伴送我离去，回来后又用新的绷带替我包扎新添的伤口。每逢我在夜里被提审时，他不等我回来是不会入睡的，他把我扶到草垫上躺下，小心翼翼地替我掖好被子，然后才去睡觉。
267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看守差不多在每个钟点都会打开牢门来检查一下。这既是奉命履行对一个案情重大的共产党要犯进行严密监控的职责，也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这里有人死去是常事，他们本不该死。相反，大家确信必死无疑却能侥幸活下来的人，却极少。别的走廊上的看守也常到我们牢房来，看我们在聊些什么，有时他们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很内行地察看一下我的伤口，然后不由自主地恶毒戏谑一番，或者装出一副友善的模样。其中有一个，我们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更勤一些，他常常满脸堆笑地探问，那个“赤魔”需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他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又出现了，他终于看出这个“赤魔”还是需要帮助的，他需要刮脸了。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是我在此认识的第一个来自别的牢房里的囚犯：鲍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我们的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鲍切克同志跪在草垫子旁，用一把刀口不很锋利的刮胡刀努力在我杂草般丛生的胡须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眼里噙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修脸。我竭力安慰他说：
“不要担心，朋友，既然佩切克宫的拷打我都经受住了，我能经受得住你的刮脸刀。”
但是力量到底有限，只得不时停下来喘口气，他和我都一样。
两天后，我又认识了另外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沉不住气，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传票上批着“不能挪动”，但他们不管，下发指令不管用什么方式也要把我弄过去。于是两名穿着囚服，充当走廊杂役的囚犯，扛着一副担架在我们的牢房门前停了下来。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衣服，伙伴们把我放到担架上抬走了。两人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他后来在整条走廊里为大家周到地服务；另外一个是……
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出溜，他弯下腰嘱咐我说：
“扶住了。”
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双关语：
“都要坚持。”
这次我们没有在候审室停步，接着往前走，沿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的家属们来取换洗衣服的日子。所有人都望着我们这个沉重、严肃的行列，眼里不觉流露出同情来，我可不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举到头边，握成拳头。也许他们看见了我的动作，会明白我在向他们致意，也许这是个很可笑的动作，但更多的我做不到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在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他们把担架放到一辆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边，另外两名手扶没有扣紧的左轮手枪的枪套，一左一右站在我的头边。车开动了。不，身下的道路实在太坎坷了，一个坑，两个坑，还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辆车滑稽地行驶在布拉格街道上：五吨的载重大卡车，可容纳三十个犯人，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守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押后的手里还握着左轮手枪，怒目盯着一具失去了知觉的躯体，惟恐他会逃走。
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坚持到了佩切克宫。审讯没有多久，反共署的弗里德里希警长毫不留情地“碰”了一下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状态中被抬了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还活着，不容置疑。疼痛是生命的孪生姊妹，它无时无刻不在唤起我对生命的感觉，提醒我的存在。我侥幸挣脱死神之手的消息几乎传遍了整个庞克拉茨监狱，同时送来了第一声问候：透过厚实的墙壁传来的敲击声，通过杂役在分发食物时的眼神。
只有我的妻子不知道半点我的消息。她单独被关押在比我们低一层、相距三四间远的一间牢房里。她一直生活在惶恐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早上，在半个小时的“放风”时，隔壁的一个女囚犯轻声告诉她说，我已经不在人世了，说我在审讯时被打得体无完肤，随后死在了牢房里。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乱闯，眼前的一切在旋转，向她倾覆过来，连脸上挨了女看守一拳她都浑然不知。女看守这样表示“安慰”，是想把她赶回行列里去，以维护监狱秩序井然的生活，她欲哭无泪、茫然地盯着牢房的白墙，但她美丽的大眼睛能望见什么呢？第二天别人又传给她另一个消息，说我并不完全是被打死的，而是受不了伤痛的折磨，在牢房里上吊自尽的。
那段时期，我一直蜷缩在可怜的草垫子上。每个早晨和夜晚，我都执拗地侧着身子，朝着古斯蒂娜牢房的方向，为了给她唱她心爱的歌。我在歌曲里倾注了满怀的热情，她怎能听不见我的歌声呢？
现在她已经知道我的消息了，她听见了我的歌声，尽管她被调到离我更远的牢房里去了。如今连看守们都听惯了267号牢房里的歌声，他们已经不再拍门命令我们保持安静。
267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知道我为何在这生命的尽头，当我对生命怀有最强烈感受的时候，我的歌声要戛然而止。至于老爹佩谢克呢？啊，没想到，太奇特了，他居然也全身心地迷恋上了唱歌。他既没有乐感，也没有嗓子，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他却执著于唱歌。在歌唱中他找到那么多的欢乐，使我几乎辨别不出他是怎样从一个音调滑到另一个音调的，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了“索”。我们就这样歌唱着，在思念袭来的时候我们歌唱，在明朗快乐的日子里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也许永远不会相见的朋友，我们用歌声迎来东线战场传来的捷报。我们歌唱来寻求安慰，我们歌唱来表达欢乐。我们像人们那样欢欣地歌唱，人类自古以来就习惯歌唱，并且会一如既往，在歌声中走向未来。
生活里没有歌声，犹如生命里没有阳光。在牢房里我们更是需要加倍地歌唱，因为阳光照耀不到我们。267号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日的几个月里，落日的余晖才会在东边的墙上投下片刻铁栅栏的斜影。这时老爹总是倚床而立，凝视着那稍纵即逝的阳光的影子……他的眼神是在这里所能见到的最忧郁的那种。
太阳啊！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挥洒自己的光辉，你在人们的眼前创造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那么少。一定会的，不是吗？阳光一定会普照，人们也一定会生活在它的光辉里。知道这个真理是多么美好啊，但你一定还想知道另一件远不如它重要的事：太阳还能照到我们身上吗？
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偶尔才能看到太阳的西落。唉，老爹，我多想再看到一回朝阳在东方冉冉升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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