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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货】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版) 历史学家沈志华重要的代表作!

【现货】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版) 历史学家沈志华重要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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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时间: 
  • 装帧:    平装
  • 开本:    32开
  • ISBN:  978721804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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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分类: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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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版)》是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新的起点。 沈志华以中俄两国现存的大量资料为基础,对朝鲜战争起源及中国参战问题作了缜密的思考和探讨,不仅颠覆了曾为人们所熟知的种种叙述与结论,也在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揭示了中苏同盟及中国入朝参战这两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 沈志华在充分掌握并比较分析近年披露的多国档案的基础上,对朝鲜战争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描述、梳理和研究。严肃地探讨了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之间的广泛联系。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版)》是迄今为止朝鲜战争最权威的历史叙事! 观察当下半岛局势最亮的一面镜子! 友谊还是利益,朝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吗?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三人的纠缠与博弈,孰是孰非? 历史学家沈志华的权威解读!   名人推荐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对于中国参战决策过程中态度一次次变化的解释和前后经过的描述,不仅到位、合理,而且相当生动、具体。作者将所掌握的大量俄国档案与中方的文献及其当事人的回忆相互比照参考,将整个过程写得细致深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志华兄的这本新著,则再一次将这一切呈现在人们面前,促使人们在阅读历史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一些涉及过去、界定今天并将影响未来的“基本问题”再作深入的思考。像这样的一本书,当然是值得一读的。 ——陈兼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   媒体推荐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对于中国参战决策过程中态度一次次变化的解释和前后经过的描述,不仅到位、合理,而且相当生动、具体。作者将所掌握的大量俄国档案与中方的文献及其当事人的回忆相互比照参考,将整个过程写得细致深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等,并主编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8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等文献资料集。   目录   目 录 第一版序 齐世荣 第三版序 陈兼 导言 从中苏关系角度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 第一章 重温远东梦:苏联在亚洲的目标及政策趋向 一、苏联战后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 二、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战略和策略 三、苏联在中国的目标和政策转轨 第二章 走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建立及其内在冲突 一、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艰难历程 二、斯大林被迫再次做出重大让步 三、中苏同盟面对现实利益的考验 第三章 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决定为金日成开放绿灯 一、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的坚定信念 二、莫斯科背着毛泽东做出了新决定 三、斯大林同意发动战争的决策动机 第四章 跨过鸭绿江: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心出兵朝鲜 一、斯大林一再阻止中国参与战争 二、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曲折过程 三、毛泽东决意入朝作战的深层考虑 第五章 迈上新台阶:中苏同盟在战争中巩固和发展 一、在北朝鲜上空作战的苏联航空兵 二、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全面援助 三、面对中朝分歧斯大林的“一边倒” 余论 一场早该结束的战争 附录一 征引和参考文献目录 附录二 外国人名译对照名表 第一版后记 第三版修订说明             序言   沈志华同志的大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我对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专门知识,不能对书中的具体论点发表意见,但读后印象颇深,故拟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谈点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撰写历史著作,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尽可能搜集丰富的史料,然后加以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形成作者的论点。这些本都是史家应下的功夫,但今天却有一些人对此置之不顾,专走“捷径”。他们主观主义地先想出一些观点,然后找几条材料予以“证明”。这类文章,乍一看来,也似乎有理有据,但如仔细审阅一番,便不免破绽百出。沈志华同志的大作在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查阅了苏、美、中三国的档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等一手史料。对于当代人的著述,他也广泛阅读,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十几年前,我已认识沈志华同志,那时就觉得他是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现在,他在学问的大道上已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著述丰富,日益成熟。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白限。”我希望沈志华同志谨记顾亭林的话,继续努力,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   后记   沈志华同志的大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我对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专门知识,不能对书中的具体论点发表意见,但读后印象颇深,故拟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谈点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撰写历史著作,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尽可能搜集丰富的史料,然后加以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形成作者的论点。这些本都是史家应下的功夫,但今天却有一些人对此置之不顾,专走“捷径”。他们主观主义地先想出一些观点,然后找几条材料予以“证明”。这类文章,乍一看来,也似乎有理有据,但如仔细审阅一番,便不免破绽百出。沈志华同志的大作在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查阅了苏、美、中三国的档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等一手史料。对于当代人的著述,他也广泛阅读,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十几年前,我已认识沈志华同志,那时就觉得他是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现在,他在学问的大道上已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著述丰富,日益成熟。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白限。”我希望沈志华同志谨记顾亭林的话,继续努力,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 一部严肃认真的书稿的产生,往往并非作者以一己之功力铢积寸累而成,它还得益于诸多学者友人的倾心施教,或助其去芜存菁,或为之锦上添花,成就出一番模样。而学问也正是在此教学相长之中升堂人室,钩深致远。本书的完成即是如此。 这里,我首先要衷心感谢那些向我讲述其亲身经历并提供珍贵史料的历史见证人,他们或者直接参与了本书所述的历史事件,或者与本书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是:本书所述历史时期之中,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中国驻朝武官及政务参赞柴成文、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张希和王亚志、中国第一批驻苏大使馆官员荣植,以及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 其次,我应该感谢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在我对俄国和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这些机构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并为我查找原始档案和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和帮助。 我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曾与国内许多学术界同行和朋友交换看法和资料,进行磋商和讨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我都有很大帮助。在此,我对丁明、马沈、牛军、皮声浩、华庆昭、曲爱国、朱元石、齐德学、李丹慧、李向前、李海文、李捷、李樵、杨奎松、陈东林、金冲及、闻一、徐焰、陶文钊、章百家、程中原、熊华源、薛衔天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在国外的许多学术界朋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陈兼(Chen Jian)、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Zhang Shuguang)、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卿斯美(Simei Qing)、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俄国学者兼外交家冈察洛夫、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员文安立(Odd Ame Westad)、联邦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海因茨希(Dieter Heinzig)、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R)、英国著名记者哈利迪(Jon Halliday)、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少书(Gordon Chang)和薛理泰(Xue Litai)等,他们或无偿地为我提供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或认真地同我讨论学术问题,这些都使我在写作本书时受益匪浅。 本书初稿完成后,又承蒙牛军、陈东林、陈兼、李丹慧、李捷、杨奎松、章百家等人仔细阅读并提出了重要而有益的修改意见。对此,我亦心存深深的感激之情。 本书正文部分完稿于199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及时与广大读者见面。现仅作少量文字和技术性修改付梓,一则因出版时间紧迫,二则是笔者书中的思路和观点至今基本没有改变。至于近年来发现的新材料及产生的新看法,作为余论附后,以飨读者。 文以载道,而文责自负。囿于笔者疏才浅学,书中舛误必多,仅以拙著就教于学界同仁和朋友。 沈志华 2003年9月于北京南郊半壁店   文摘   第一章 重温远东梦 中苏结成同盟和朝鲜爆发战争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得以产生,其关键性的主导人物是斯大林。由于长期以来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特别是战后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两个事件本身则标志着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自1945年确定的在远东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战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和对朝鲜的政策都是从稳定东方局势、维持雅尔塔体系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而这两方面的政策之间本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然而,当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其相应政策的变化就使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所以,有必要首先对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政策进行考察。 一、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其演变 1945年8月9日,苏联150万大军进入中国东北,图为苏军坦克部队正在通过大兴安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20世纪历史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战后初期的几年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因此,对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目标的总体分析,将有助于理解苏联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有助于了解中苏双方结成同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参见Robert Conquest,Stalin,Breaker of Nations,London,1991,p.271;R.C. Rack,Stalins Drive to the West 1938—1945.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Stanford,1996,p.166。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代表上述两种观点的研究著作——无论是传统学派的还是修正学派的,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推断。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 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苏美之间的对抗。Odd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1993,p.118;Vladislav Zubok,Stalins 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Hong Kong,January 1996. 这些说法似乎还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也无法说明中苏结盟的真正原因和基础。 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迷雾,可以看到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有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层次,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84、493页。斯大林这种想法的基点在于战时的盟国合作关系,特别是美、苏等大国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共同构筑的雅尔塔体系。所谓雅尔塔体系,得名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尤索波夫宫召开的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最主要的结果就是通过协议的方式确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德国投降后,于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对此又进一步做了确认和补充。于是,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关于雅尔塔及波茨坦会议有关文献的中文本见方连庆等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格拉泽(Mugraze)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都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图钉把它按在墙上,对周围的人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世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的中国一带画圈,“长春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5—16页。斯大林的这一番表白很说明问题。 除了斯大林不喜欢的高加索以南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在下面将会提到,总的说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诸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制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宏大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相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22、223页。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41—442、593、616页。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逻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 不过,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如果说在列宁时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没有国界的概念,那么到了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 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个逻辑。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 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 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出发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 苏联在1945年处理希腊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欧洲共产党活动等问题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抗衡。 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86、597—598页。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 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 总之,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其次,虽然罗斯福(Roosevelt)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如丘吉尔(Churchill),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一定要针锋相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暗淡前景。 1945年2月,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雅尔塔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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