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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全集（寰宇文献 16开精装全五册希腊文拉丁文对照）

1831年，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柏林去世。同年，伊曼努尔·贝克（Immanuel Bekker）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前三卷（共五卷）在同一座城市出版。

作者: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德）伊曼努尔·贝克编校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ISBN: 9787542658647

出版时间: 2017-04
装帧: 精装
开本: 16开

作者: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德）伊曼努尔·贝克编校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ISBN: 9787542658647
出版时间: 2017-04

装帧: 精装
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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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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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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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柏林去世。同年，伊曼努尔·贝克（Immanuel Bekker）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前三卷（共五卷）在同一座城市出版。这种年代和地点的重合当然纯属巧合，但这个巧合却清晰地预示着，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源地，哲学研究和思考即将发生重新定位，展现出新的形态。黑格尔之后，他的庞大哲学体系迅速瓦解，并且人们也一道放弃了建构一套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努力，对发展到极致的“思辨哲学”的反感使得后来的哲学家开始寻找某种回归——回到黑格尔之前（比如康德）或者回到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贝克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以下简称《全集》）问世。从此，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研读头一次获得坚实可靠的文本基础，亚里士多德重新成为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对话伙伴之一；《全集》也为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研究铺平了道路，催生出若干大型亚里士多德哲学及其注疏传统的研究项目，包括迪尔斯（Hermann Diels，1848-1922）主持的“亚里士多德希腊注疏”项目（Commentaria in Aristotelem Graeca，简称CAG）和2012年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简称BBAW）正式启动的“亚里士多德希腊和拜占庭注疏”项目（Commentaria in Aristotelem Graeca et Byzantina，简称CAGB）。

一

亚里士多德哲学自诞生以来，在不同时代，其接受度和影响力几经消长起伏。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他在学派内部使用的讲课稿和笔记不知去向，坊间流传的只是他在世时公开出版的“通俗作品”，而这些出版物后来也全部散佚了。直到两百多年后的公元前一世纪，这些讲课稿和笔记才幸运地重新流传开来，我们今天看到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全都是这类讲课稿和笔记。从公元后二世纪起，有注疏家为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撰写注释，其中的大部分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读到。在拜占庭帝国，亚里士多德是无可争议的哲学权威，尤其他的逻辑学著作（Organon）是研修东正教神学之前的必读教材。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中，亚里士多德享有同样崇高的地位；十二世纪后，西欧中世纪拉丁语经院哲学的产生更是与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新发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传入和译介，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古代注疏家笔下，在阿拉伯翻译家和哲学家的作品中，在经院哲学家的各类神哲学著作中，人们只须提到“哲学家”（philosophus），便知指亚里士多德。
然而，文艺复兴之后，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以及这种哲学所使用的简陋、粗糙的拉丁语的摒弃，亚里士多德哲学，尤其是他的理论哲学（形而上学）部分，在欧洲也一道遭受冷落。与之相反，他那本薄薄的小册子《诗学》，此前无论在拜占庭还是西欧经院哲学中长期不受重视，在文艺复兴时期却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篇幅超过《诗学》原文好多倍的注释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兴起，伽利略和牛顿所构建的世界图景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前现代图景，亚里士多德哲学显得陈旧过时，沦为批判的对象。不过，在自然科学发展相对落后的领域，比如生物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由于材料丰富和内容翔实，直到十九世纪依然是该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在亚里士多德全部流传下来的著作中，生物学著作所占比重最大）。
本文开头提到的巧合或许会让人以为，黑格尔的去世和随之而来的黑格尔体系的瓦解为十九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复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事实上，黑格尔本人正是近代推动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中，他用来阐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篇幅远远超过他的前辈学者。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致力于直接从希腊语原文出发解释亚里士多德，这在近代哲学家中极其罕见（这也要归功于黑格尔本人出色的古希腊语知识）；这种直接从原文出发的解释路径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此外，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不是形形色色哲学观点的陈列室或角斗场，而是哲学真理之全体展开的过程，前人的哲学思想正是这种展开过程的一个环节。黑格尔的这个观点为研读哲学史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意义：哲学史不再是简单的材料堆砌，而是哲学研究本身的对象和内容。顺带提一句，尽管后人（如伽达默）批评黑格尔的亚里士多德阐释，有一点却总是被人忽视：黑格尔依据的是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编的亚里士多德文本，如果按照这个本子，黑格尔的解释至少会变得自恰和容易理解。
康德则是另一位让人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哲学价值的近代哲学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范畴表直接承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尽管黑格尔对此颇多批评，但是黑格尔之后，在哲学领域，“回到康德”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惊讶地发现，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与康德的范畴论之间存在某种出人意料的亲缘关系。同样，在认识论领域，康德和亚里士多德之间也表现出许多共同之处，试图融合二人学说的努力屡见不鲜。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德国哲学家、教育家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1802-1872）。
最后，浪漫主义对语言和思想之关联的发现和重视，使人们意识到，只有从语文学出发回到亚里士多德文本，才有可能获得对他的哲学的恰当的理解，从而提供真正有效的哲学批评。因此，十九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复兴是在广泛、全面和深厚的语文学研究基础之上展开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能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形态得以实现。与柏拉图著作流传情况不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流传异常复杂：除圣经《新约》之外，包含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文抄本数量最多。此外，由于历代注疏家的辛勤工作，亚里士多德著作和整个注疏传统构成了一个极端复杂、难以分割的整体，唯有全面把握这个整体，才能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恰当的理解和解释。而所有这些工作的基础则是语文学的编校工作。十九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复兴首先在语文学领域发端也就顺理成章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建议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重新编校亚里士多德著作。众所周知，施莱尔马赫本人是柏拉图的崇拜者和著名的柏拉图对话的德语译者。事实上，早在他求学期间，也已经表现出对亚里士多德的浓厚兴趣：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全文，甚至还动手将《形而上学》第一卷从希腊文译成德语。对于亚里士多德在古代哲学中的地位，他也有清晰的认识：只有亚里士多德才有资格成为古代学术的集大成者。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施莱尔马赫日益感到编校一部完整可靠的亚里士多德作品集必不可少；最迟到1808年，施莱尔马赫明确表达了这个愿望。然而，这项任务之艰巨也是显而易见的，要实现它，必须等待合适的人选和时机。

按照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莱布尼茨的设想，科学院不仅仅是饱学之士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场所，也应该为学者齐心协力完成庞大的学术研究项目提供平台。1700年建立的普鲁士科学院，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到了十九世纪初，却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科学院推出的悬赏征文或征求答案活动吸引到的应征者越来越少，学术交流也越来越缺乏生机和活力而仅仅流于形式，共同的学术研究停滞不前。1810年，按照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现代教育理念建立的柏林大学开张招生。新人文主义教学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并重成为新的柏林大学的办学宗旨，一大批学者接受洪堡邀请，来柏林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中绝大部分皆为一时之选），柏林大学立刻成为德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显然，新成立的柏林大学对普鲁士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地位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科学院亟待重新定位和改革，以证明自己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1812年，科学院通过改组方案：历史和语文学研究组超过自然科学组，获得更多支持；改组后的科学院将致力于完成大型集体科研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很难由一个学者单独完成，而且时间跨度长，往往非一代人可以完成。通过重新定位，科学院确立了自己特有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以此同大学的科研工作区别开来。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1815年，博克（August Boeckh，1785-1867）首先建议编纂一部希腊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orum，简称CIG）；1817年7月3日，CIG项目计划书正式发表。科学院改组后的第一个大型项目完美地体现了科学院结合历史和语言以及关注人文学科基础研究的学术旨趣和研究进路。同样在1817年，科学院最终采纳施莱尔马赫的建议，决定编校一套尽可能完整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并委托贝克（Bekker）完成具体的编校工作。

二

伊曼努尔·贝克，1785年5月21日出生于柏林。父亲是一名锁匠，拥有自己的房产。童年的贝克已经表现出语言方面的天赋，但是他的父母，尤其他的父亲，完全不支持他成为一名语文学家——锁匠的儿子理所应当“子承父业”继续当锁匠，更何况手艺人将来无生计之忧。年幼的贝克却坚持自己的意愿，依然选择上人文中学（Gymnasium），以便日后能够进入大学深造。尽管他的父亲并不缺钱，但由于贝克违背了他的意志，也就无法得到家人的支持，他因此必须利用业余时间靠帮别人补课或完成其他抄写工作挣得自己的生活费。可惜收入微薄，无法满足日常开支。贝克就读的柏林灰色修道院附属人文中学（Gymnasium zum Grauen Kloster）校长向他伸出援手，把他接到家中，交给他一些工作，以换取生活所需。然而，为了获得经济独立，贝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校长对待贝克就像对待一个下人一样，交给他的都是例如擦鞋一类最低贱的工作。在学校里，他也明显表现出对这名出身低微的锁匠的儿子的歧视。贝克的中学时代是灰色的，对这段时光的记忆伴随他的一生。不公正的待遇和压抑的童年造就了他沉默寡言和不擅与人交往的性格特点。
1803年，贝克从人文中学毕业，来到哈勒（Halle）投入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门下学习古典学。1777年，沃尔夫在哥廷根大学注册，他选择的专业既不是哲学、神学，也不是法学或医学，而是一门专门研究古代的学科——古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哥廷根大学破例为他开设了这个新专业，从此，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研究正式成为大学的一个学科，而沃尔夫本人既是这门学科的奠基者，也是它的第一个学生。德国后来的古代研究学者几乎都出自沃尔夫门下，贝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也最受沃尔夫喜爱和器重。同时在沃尔夫门下学习的还有与贝克同龄的博克（Boeckh）。
沃尔夫立刻发现年轻的贝克身上具有出众的天赋，因此给予他一切可能的帮助，使他摆脱经济拮据的困境（虽然贝克那时已经获得父亲的谅解，但依旧没能得到家人的资助）。三年后，贝克在沃尔夫指导下完成一篇有关古代文法学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沃尔夫以研究荷马（Homer）闻名于世，受到导师影响，对荷马诗歌的兴趣始终贯穿贝克的学术生涯。贝克的博士论文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另一个学术兴趣——古代语法和字典编纂。他曾经向自己的儿子透露，想要用毕生的精力编成一部大型希腊语-德语字典，可是后来发现通行的希腊文本大多不可靠，因此想先从编校整理所有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着手，在此基础上完成字典编纂。然而，他的宏愿最终未能实现，毕生的心血都用于编校古代文本。在他自己眼中，他所编校的总共约140余卷各类文献（大部分为古希腊语文献，另有拉丁语和古法语文献），只是为编纂希德字典所做的准备工作而已！
贝克获得博士学位后，沃尔夫一如既往通过各种方式提携他，积极为他谋求大学教职，或者介绍家庭教师工作。虽然，贝克对沃尔夫校订的五卷本荷马史诗（1804-1807年出版）所写的书评让沃尔夫颇有不快，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贝克的赏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从未因此受到干扰。1809年末，沃尔夫通过洪堡的影响最终为贝克在即将成立的柏林大学谋到一个编外教授的职位。贝克同时获得一年半的学术休假，以便在巴黎收集考古和文本资料，并且为普鲁士科学院完成有关工作。正式的教授任命在1810年4月9日下达，5月贝克前往巴黎。1811年9月14日，又是通过沃尔夫的不懈努力，贝克在缺席的情况下获得德国布雷斯劳（Breslau）大学正教授提名，虽然那时候的他还从来没有一次登上讲台授课！此外，他的学术假期又获准延长一年。1812年12月，贝克结束在巴黎的工作，返回德国。凭借沃尔夫的介绍信，他在巴黎的考察非常顺利；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他沉浸在巴黎的各大图书馆里，对拿破仑从意大利劫掠来的古代抄本进行系统的研读、比对和抄写。
贝克自始至终都对教学缺少热情，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回到他的工作室，投入古代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中去。他的身边也从来没有能够聚集起一批亲密的学生。每次上讲座课（Vorlesung），他总是带着一本写得满满的笔记本走上讲台（脱稿讲课是他从来都不敢的），而台下的听众越来越少。与后来的贝克相比，此时的他缺少自信，不停怀疑自己的能力。编校工作也进行得异常缓慢，他在一封给沃尔夫的信中写道：“看到自己已经开始做了那么多，真正完成的却那么少，我实在感到忧心忡忡。”
1815年，贝克成为普鲁士科学院成员。不久，拿破仑战败，贝克随即受科学院委托，再次前往巴黎，清点被拿破仑抢走的文化艺术品，包括抄本、档案、图书、绘画和圣像，以便为归还这些藏品做准备。贝克自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编校工作，而清点造册工作提供了绝佳的发现新材料的机会。1816年，甫一回到柏林，他就又全身心投入自己所喜爱的文本校勘工作。同年，他出版了德谟斯第尼（Demosthenes）的《反菲利普演讲》和八卷本柏拉图对话的前几卷。这些古代作品都以贝克发现的重要抄本为依据，重新确定词句和句读，使得文本的质量和可靠度大幅提高。
如上文所述，1817年普鲁士科学院采纳施莱尔马赫的建议，决定由贝克负责《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校工作。尽管施莱尔马赫曾经在1808年给博克（Boeckh）的信中，建议博克负责此项工作。但是，此时博克已经开始着手《希腊铭文集》的编纂工作，而贝克通过在巴黎的考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材料，因而是更加合适的人选。为了完成《全集》的编辑工作，仅仅参考巴黎的古希腊文抄本，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从1817年5月起，贝克又一次受科学院委托，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阅读抄本。此次的目的地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米兰、罗马和梵蒂冈的图书馆收藏的古希腊文抄本数量庞大、年代古老，具有极高的价值。这一次，考察的重点毫无疑问是亚里士多德抄本。
科学院又在1818年指派原先在罗马从事外交工作的博兰迪斯（Christian August Brandis，1790-1867）协助贝克工作。尽管如此，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亚里士多德抄本，就连贝克也一度心生退意。他在给科学院的报告中，反复述说在意大利遭遇的各种困难和失败而很少提及取得的成果，这让坐镇柏林的施莱尔马赫感到很棘手，因为长此以往，他将无法向项目出资人交待。在搜寻、释读和比较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同时，贝克显然没有忘记凭借自己灵敏的“嗅觉”，发现一些从未整理过的语法著作或者依靠新发现的材料改进已有的编辑本，比如雅典演说家的演讲辞或柏拉图的对话。在柏林，施莱尔马赫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进展情况，不得不多次友好但严肃地提醒贝克，尽管他本人丝毫不反对先完成柏拉图对话抄本的比对工作，但有关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编辑工作不容丝毫松懈。在意大利逗留一年后（1818年6月），贝克终于从他称之为“混乱”的亚里士多德作品抄本中整理出一些头绪；不久之后，他在信中告诉施莱尔马赫，他对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在增长”。
离开意大利之后，贝克取道瑞士（日内瓦和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再一次来到巴黎，并在那里度过1819-1820年冬天。随后，他从法国出发，渡海前往英国伦敦、牛津和剑桥，归程经过荷兰莱顿，于1820年8月回到柏林。他每到一处，无不在当地图书馆研读亚里士多德抄本，不知疲倦地抄写或比较各种异读。为期三年多的游历带来的收获无比丰富，然而真正的编辑工作才刚刚开始。1821年初，由施莱尔马赫、贝克、博克和博兰迪斯等人组成的“亚里士多德编委会”在普鲁士科学院成立，编委会的任务很明确——出版最好的亚里士多德文本（仅限希腊语原文，施莱尔马赫反对加入任何翻译，但编委会最终决定收录拉丁语译文）。编委会的主席与核心人物自然是施莱尔马赫，若非他多年的坚持，科学院不可能委托贝克出国考察亚里士多德抄本，没有贝克搜集的丰富的材料，《全集》的编辑只能是一纸空文，对此贝克在《全集》第一卷开头的编者前言中这样写道：“柏林科学院采纳了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的建议，决定让亚里士多德摆脱长期湮没无闻的状态，并且通过重新编校出版他的作品使他声名远播，这样决定以后，假使科学院没有发现比之前更多、更丰富的有关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原始材料，那么科学院显然不会做这件得不偿失的事...”（Academia Berolinensis cum Friderico Schleiermachero auctore consilium cepisset Aristotelis ex diutino situ excitandi novaque editione celebrandi, operae pretium se non facturam videbat, nisi plures quam adhuc manassent et uberiores lectionis Aristotelicae fontes aperiret...）。

从1821年到1831年的整整十年内，具体的编辑工作几乎全由贝克一人承担，尽管他在这期间还陆续编辑出版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阿里斯托芬和李维等许多古代作家的作品，《全集》的编辑工作无疑占据了他的工作重心。从1829年起，少数校订完成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先行出版。1831年，囊括全部亚里士多德已知传世作品的《全集》第一、第二卷出版；同年，在旧有拉丁语翻译基础上的改良版作为《全集》第三卷面世（该卷虽未注明编者是谁，但很可能同样出自贝克之手）。1836年，由博兰迪斯编辑的《全集》第四卷“古代注释”出版。而直到1870年，也就是贝克辞世前一年，《全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才最终完成。最后一卷包含罗泽（Valentin Rose）搜集的亚里士多德残篇、博兰迪斯和年轻一代学者乌泽纳（Hermann Usener）共同完成的“古代注释补遗”和波尼兹（Hermann Bonitz）编的“亚里士多德索引”（Index Aristotelicus）。

三

要恰当评价贝克所编《全集》的价值，不妨从《全集》出现之前和之后两方面着眼。此前，普遍流传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根本上皆为重印意大利出版家Aldus Manutius于1495-1498年在威尼斯出版的第一个现代印刷版（editio princeps，亦称Aldina版），重印时偶有少量订正（比如上文提到的伊拉斯谟版）。十五世纪下半叶西欧印刷术出现后，所有古代作品的首个印刷本都以一个或若干个抄本为底本，经过简单的比较和考订，排版制成印刷本。出版商通常不特别重视抄本本身的价值，只是采用现成易得的抄本为底本进行复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一个现代印刷本Aldina版即是以二或三个晚近的抄本为底本制作而成，而晚近的抄本（通常晚于公元十四世纪写成）由于经过多次传抄，包含更多讹误，文本可信度和价值都较低。相比之下，贝克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研读、抄写和比对的抄本，有些抄写于公元十世纪左右，因传抄产生的讹误较少，更适宜用作底本。更重要的是，贝克参考的抄本达102种之多（见《全集》第一卷卷首的抄本列表），并且努力为每一处异文在抄本中找到依据后才下结论，而不像以前的学者仅凭间接证据或文体修辞原则改动原文。经过贝克的工作，我们第一次确切知道，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在传世抄本中的面貌究竟如何。
贝克凭借深厚的古希腊语功底，往往可以从不同的异文中重构出最合理的文本。贝克所作校勘记翔略适中，要言不繁，采择有当，足为后世典范。其中许多校勘至今仍然为学界采纳。《全集》出版至今，亚里士多德单篇著作陆续有更新更好的校勘本问世，但就囊括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的全集版本而言，虽然经过近两百年时间，贝克编《全集》依然无法被完全取代。此外，学界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引用以贝克编《全集》页码为标准页码，若想确切知道某个词或某句话的精确位置，必以该版本为依据。这使得《全集》在今日依然不乏实用价值。同样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是第五卷中波尼兹所编《亚里士多德索引》（Index Aristotelicus），即便在数字化时代，波尼兹编制的索引条目依然具有电脑查询无法比拟的优势。
当然，贝克本的缺陷和错误也不少。限于当时条件，贝克没能参考分布在东欧国家的抄本，修道院所藏抄本自然也无法为他所用。有些重要的早期抄本，在贝克去世后才为人所知；另一些则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由相应的图书馆完成编目工作。这些都为后人推进贝克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照相技术和电子技术产生以前，人们很难在异地对抄录的抄本内容进行核对，由此造成的传抄错误或混淆抄本编号，在贝克本中也时有发生。此外，现代学者在抄本谱系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利用抄本的装帧、书写材质、水印等线索，对抄本的抄写年代获得了更加精确、可靠的结论；某些过去被认为价值不高的晚近抄本的价值获得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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