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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读者
第二章 费奈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年）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年）
第四章 伏尔泰的《查理十二世史》（1731年）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
第五章 伏尔泰的《哲学通信》（1733—1734年）
第六章 理查森的《帕梅拉》（1740年）
第七章 休谟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1741—1742年）
第八章 格拉菲尼的《秘鲁女人的书信》(1747年)
第九章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
第十章 卢梭的《爱弥儿》（1762年）
第十一章 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
第十二章 雷纳尔的《两印哲学政治史》（1770—1780年）
索 引
致 谢
内容摘要
本书借助一个独特的出版数据库，探讨了启蒙运动时期畅销书的多重意义。它分析了伏尔泰、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以及休谟等人的重要著作，并强调了那个时代一项关键的创新，即“学术型畅销书”的兴起。有了这类作品，启蒙学者们的政治理论才首次在欧洲的中产阶级之间得到广泛传播。
与传统意义上只关注作者和思想的启蒙运动研究不同，加里·凯茨采用文学视角，提供了一部全新的、独特的欧洲启蒙思想史。书中每一章都堪称一本书的“传记”，讲述了这本书从出版到被读者接受的过程。凯茨还将图书史的全新研究方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在叙述中兼顾作者、出版商与读者分别扮演的角色，揭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启蒙时代。
精彩内容
大卫·伍顿（DavidWootton）认为，这两句话的内容和语言非常接近，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观点。斯密是不是有意升华孟德斯鸠的荣誉概念从而成就“看不见的手”这一论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点如此一致，足以说明这位法国大师使斯密受益匪浅。
斯密渴望像孟德斯鸠那样写一部佳作，既成为政治经济领域学术著作的中流砥柱，又是一部享有众多读者的畅销书。毕竟，在孟德斯鸠以前，未曾有人写过既让“文人共和国”的哲学成员钦佩又让普通读者赞不绝口的大部头学术专著。斯密最亲密的朋友大卫·休谟试图把他的《人性论》（1739）塑造成这样的作品，但徒劳无益，这部作品未能吸引广大的读者群。十年后，孟德斯鸠却让世人看见，一部具有独创性和渊博学问的精湛的作品可以成为畅销书。此时，斯密不只是在方法论和思想上模仿孟德斯鸠，也不只是效仿他的博大精深，最重要的是汲取他写作风格的优雅和娴熟。斯密使用这样清晰酣畅的散文体写作，希望吸引读书界大部分读者，请他们阅读一本深奥得令人胆怯的学术专著。据说，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学生时说道：“孟德斯鸠先生是世上独具一格的人，他同时拥有四项特质：卓越的判断力、敏锐的想象力、睿智的幽默、渊博的学问。这四项特质在他人身上几乎不曾统一存在。”
然而，斯密与出版商建立关系的方式和孟德斯鸠截然不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看到，孟德斯鸠逃避出版商。但是，斯密与出版商交往频繁，关系亲密、融洽。英国与法国相比，版权保护相对有效，审查制度不严格，作者和出版商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建立更稳定、开放的工作关系。在18世纪50年代，伦敦的印刷商或出版商经常不辞旅途艰辛前往苏格兰，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书商寻求合作关系，从作者手里获取待出版的新书稿。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就是这样在造访苏格兰时结识了亚当·斯密。后来，米勒与爱丁堡的苏格兰书商安德鲁·金凯德和约翰·贝尔（JohnBell）合作，出版并销售了斯密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1759）。此后不久，米勒把斯密引荐给比自己年轻的合伙人威廉·斯特拉恩，而斯特拉恩和伦敦的书商托马斯·卡德尔有牢固的合作关系。到了18世纪80年代，斯特拉恩在米勒退休后接管了他的业务，与卡德尔一同成为“伦敦，也许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出版商。
对斯密来说，这些关系超越了生意来往；斯特拉恩成了他亲密的朋友。斯密早期和斯特拉恩通信时，会向他推荐一本严肃的书，而且极尽详细地讨论书中的内容。斯密和斯特拉恩的书信来往，与他和休谟的书信来往，有时几乎没有差异。同样，英国的印刷商/出版商不希望作者把他们视为不懂思想的纯粹的商人；他们在传播思想、把握购书者的阅读品味和习惯方面非常在行，因而希望作者和他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
斯密和米勒、斯特拉恩以及卡德尔保持书信来往。他曾经住在家乡寇克卡迪（Kirkcaldy，距离爱丁堡大约30英里），在那个有些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撰写《国富论》。可是几年后，斯密于1773年搬家到伦敦，这样他就可以在近距离接触斯特拉恩和卡德尔的情况下完成他的杰作。斯密就这样和他的印刷商/出版商一起商议《国富论》的版式、设计和发行事宜。恰恰因为他们近距离频繁地接触，就没有机会通信，所以，他们交流的内容几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斯密能够在这段时间润色文字，和出版商齐心协力完成著作最后阶段的工作。直到《国富论》首次出版后，他才回到苏格兰。
1776年3月9日，《国富论》以两卷4开本的样貌问世，每一卷都有500多页，与《论法的精神》的长度和版式几乎一样。有书评迅即赞扬《国富论》的“独创性、系统性和统一性”，认为这部作品“策划非常独到，在许多细节上都有别于普通思路”。读者也察觉到这本书的“基本原理”围绕“商业无须法律干预，应充分享受自由”这个原则。《国富论》发行尚不足一个月，休·布莱尔致信斯密说：“我深信，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问世以来，欧洲未曾出现过［像您的作品］这样有助于开拓并纠正人类思想的出版物。”
《国富论》由斯特拉恩印刷，由卡德尔在斯特兰德大街自己的书店销售，书价昂贵，未装订的版本零售价是1.16英镑，已装订好的零售价是2.2英镑。只有富人、公共机构或流通图书馆才能买一本如此贵重的书；中产阶层的读者甚至都买不起。要挣够钱买这一本书，管家或车夫需要工作几个月，木工需要工作几个星期，技术熟练的工程师也需要工作几天。富有的苏格兰绅士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Boswell）在伦敦租一套公寓也只是用到这一半多一些的钱。虽然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据理查德·谢尔的估计，斯特拉恩印刷的第一版《国富论》有可能是750本。斯密这部两卷4开本的著作，长度是他上一本书《道德情操论》的两倍多。《道德情操论》是安德鲁·米勒即斯特拉恩的前任于1759年印刷的，是比较寻常的8开本。
此次印刷《国富论》的成本肯定高达150英镑。单单纸张就要占一半费用。除了实际的印刷费，斯特拉恩还要计算广告费（主要是在报纸上刊登启示），这笔费用也不可小觑。4开本如果销售成功，可以收获薄利，但风险也很大。斯特拉恩和卡德尔考虑到《国富论》篇幅长且内容渊博，担心会滞销，甚至一败涂地。为了减轻严重的经济损失，他们选择和斯密合作，双方分担印刷费用，并分享以后获得的所有利润。因此，斯特拉恩和卡德尔没有直接购买斯密的版权，也无须提前支付版税。
《国富论》首版发行后立刻畅销，这让他们如释重负。卡德尔书店的订单源源不断；此后不久，作者、书商和印刷商便笑逐颜开。首版印刷仅一个月，斯特拉恩就宣告，“就一本需要绞尽脑汁深入思考的著作来说，”《国富论》的成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5同年五月，卡德尔催促斯特拉恩印刷第二版；年底时，斯密从销售收益中获得300英镑，这只是他应得收益的一部分。
两年后推出的第二版，双方的协议和第一版类似。书籍史学家理查德·谢尔估计，《国富论》的销售很成功，斯密额外获得大约200英镑的收入。斯密向斯特拉恩和卡德尔提议，第二版采用四卷8开本的版式。这是非常合理的做法，也符合惯例。斯密认为，在开拓了规模较小但利润丰厚的4开本市场后，接着应该用更廉价的版式同时增大发行量，让更多读者买得起。这样，《国富论》就会继续盈利，很有可能真正流行起来。事实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也是这样走红的，只是这位法国作家既没有参与，也没有明确许可作品的出版。日内瓦的出版商巴里洛在发行最初的四开本后，为了尽可能地吸引更多读者，又出版了8开本和更廉价的12开本。
和欧洲大陆一样，英国的出版商和作家也反对盗版。我们已经看到，《论法的精神》无数次遭遇盗版，完全不顾及作者或原出版商的权益。尽管版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英格兰的利益，但来自爱尔兰，有时来自苏格兰的非法进口书籍仍然大量涌入。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颁布了《联合法案》（ActsofUnion），可是，苏格兰一直单独执行自己的知识产权法。因此，斯特拉恩和卡德尔投入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苏格兰寻找合作伙伴，与苏格兰作家保持良好关系，尽力消除威胁。但是，印刷商在未经英国作家或出版商许可的情况下，在爱尔兰出版、销售英文书籍是完全合法的。事实上，1776年6月，《国富论》首次在伦敦出版仅三个月后，由20名都柏林书商组成的团体联合重印了这部书，他们采用的是三卷8开本的版式，价格还不到斯特拉恩和卡德尔的一半。尽管政府的海关官员尽了最大努力，这些廉价书籍依然有许多走私到了英格兰并非法出售。
斯密极力敦促以廉价的8开本式印刷第二版，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但是，卡德尔认为，昂贵的4开本市场毕竟尚未枯竭，因此，他说服斯特拉恩和斯密再推出一个昂贵版本。第二版于1778年面世，印数略少，仅500册。虽然第二版销量稳定，但是清空库存还是用了几年时间。谢尔估计，斯密从这一版中获得200英镑的收益。8开本的《国富论》终于在1784年问世，分3卷，每卷容纳了更多的内容和页面，价格足以取胜爱尔兰的盗版书。第三版印数为1000册，书中做了重大修订和更正，添加了索引。另外，斯特拉恩和卡德尔还出版了包含新材料的小册子，4开本，共80页，提供给早期购买《国富论》的读者使用。
占位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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