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吗?技术,作为人类亲密关系的纽带,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从现实关系中解脱的工具。在诸如“第二人生”(econd life)这样的网络虚拟世界中,你可以创建自己的虚拟化身、虚拟住房、虚拟家庭和社会生活。它的广告大意是这样的:“终于有这么一片天地,让你热爱自己、热爱朋友、热爱人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许多人以虚拟化身的方式生存着。在这里,他们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富有、更年轻、更苗条、穿着更体面。同时,我们也深深迷恋着诸如机器宠物这样的社交机器人。2009―2010年很受欢迎的节礼物是一款名叫“猪猪鼠”的机器宠物,它比真实宠物更:可爱、反应灵敏、不需要清理排泄物,而且老。技术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它能弥补人中脆弱的一面。而我们的确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种。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彼此连接,同时也可以互相隐身。比起面对面交谈,我们更惯于发短信交流。一位年近五旬、忧心不已的母亲讲述的这个故事,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我当时正在寻找一个新保姆。通常,我都希望在应聘者自己的住所面试她们,因为我认为这样能够在她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更好地察她们,而不是在我的家中。所以,当一个叫罗尼的人来应聘时,我立刻和她约定了面试时间。我来到她的公寓,她的室友为我开了门。室友是个年轻女孩,21岁左右,很专注地在她的黑莓手机上打字。她的两个大拇指被绷带严严实实地包扎着,小拇指上还夹着夹板,让人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她,说:“那很疼吧?”但她只是耸了耸肩膀,说:“没事儿,我还能打字。”我告诉她我是来面试罗尼的,能否帮我敲敲罗尼的门告诉她我来了。这个女孩看上去非常惊讶:“噢,不行。我从不敲门,那样太冒昧了,我会给她发短信。”于是,她发了一条短信给离她不到5米的罗尼。这本书是我关于“计算机和人际关系研究”三部曲的后一部。我在本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为何变成如今的模样,我们是否满意这样的生活?在我的本书第二个自我中,我探究了个人电脑的主体问题:不要问电脑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要问电脑“对”我们干了些什么,对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我们的社交关系、作为人的自我知觉有什么影响。人们很早开始借助互动式、反应式的计算机反思自我,思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智能机器是活物吗?如果不是,那原因何在?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可能将这类计算机物品视为某种“活物”――一个还在不断进化中的故事。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虚拟化身中,我将关注点从人类如何看待计算机,转移到了人类如何在网络空间塑造新的身份认同。而在本书中,我试图展示技术将如何把上述两本书中的观点推上一个新台阶。计算机不再等着人类来赋予它们意义。如今的社交机器人能与我们眼神交流、侃侃而谈,并学着识别我们。它们向我们萌求收养,我们也想象着有它们能给我们回馈。如今机器人设计领域讨论多的话题正是关于陪护功能的研发。2010年夏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大幅报道了有关机器人教师、机器人伴侣、机器人医师的新闻。微软公司也演示了他们研发的虚拟人“麦洛”(milo)。“麦洛”能识别那些与它互动的人,它的格也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形成。更给力的是,在向公众介绍“麦洛”的宣传片里,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虚拟花园里与“麦洛”玩游戏,而在片子末尾,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出现了:他在被父母斥责后选择向“麦洛”大倒苦水。我们不得不问,这些新兴技术预示着什么。一些人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帮忙打扫地毯、洗衣服;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发明机器新娘。社交机器人是真实人际关系的一种替代,而网络终端设备提供的计算机中介式社交,则是真实人际关系的另一种替代。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和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人们将黑莓手机的上网功能视为生活中“希望的田野”,在这里再也没有寂寞和孤独。一位年近七旬的女士这么描述她的苹果手机:“像袖珍书上有一个时代广场,灯光闪耀,人潮汇聚,尽在其中。”当人类寂寞难耐时,网络正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倘若我们沉迷于此,则会错失独处的快乐。机器人时代2005年11月末,我带着14岁的女儿丽贝卡来到坐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达尔文主题展。从博物馆门那个巨大的恐龙骨架标本开始,我们开启了一场地球生命礼赞之旅,观赏达尔文所说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endle for mmotbeautiful)。这些不计其数的生物标本如今已经寂然无声,但它们却是大自然进化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印证。这里是记录达尔文的一生和他的思想的很好场所,他的物种进化论是当代生物学的核心理论。这次达尔文展的目的正是想取悦和说服观众,同时给那些攻击进化论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回击。展览入处陈列着两只巨大的海龟。它们来自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正是在那里,达尔文展开了声名远播的进化论研究。博物馆将这两只海龟视为奇珍异宝。在充斥着各种塑料模型的博物馆里,只有它们是活的,而且和达尔文在150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模一样。有一只海龟藏了起来,另一只则蜷缩在笼子里,纹丝不动。丽贝卡仔细地观察着这只海龟,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她一本正经地说:“他们接近可以用一只机器龟的!”我大吃一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如果海龟只是在博物馆里无所事事、一动不动的话,接近没有必要费尽千辛万苦,把它从太洋的小岛运到纽约。她十分同情这只海龟过着监禁一般的生活,却对它的真实无动于衷。这是感恩节,观摩的人们排了很长的队,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我开始与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谈。我的问题是:“你会在意这是不是一只真的海龟吗?”这个问题马上在无聊等待的人群中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10岁的小女孩说,她更愿意看到一只机器海龟,因为活的实在不怎么好看:“这些养海龟的水看起来脏兮兮的,好恶心。”许多支持采用机器海龟的观点进一步呼应了我女儿的想法:活海龟经不起折腾。一个12岁的女孩坚定不移地说:“看看这些海龟,它们什么也不用干,没必要用活的。”她的父亲看着她,困惑地说:“但是关键的是,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这才是重要的。达尔文主题展把生物的真实问题放在了醒目位置,不仅展出了达尔文当年野外研究用的放大镜,而且还有他用过的本,上面记录着他次阐述进化论时的名言妙句。但是,孩子们面对迟钝的、会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龟时的漠然态度,使这次主办方关于“真实”的点几乎没有什么立足之地。这次在博物馆的见闻,让我想起丽贝卡7岁时的另一件事。那次我们乘船游览地中海,海水碧波荡漾,美得如同明信片上的画。那段时间丽贝卡正热衷于电脑上的模拟鱼缸软件。因此,当她发现地中海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时,兴奋地指着喊道:“噢,妈妈快看,这是个水母!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裁,他说他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当年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在奥兰多市开张的时候,主要的点是里面养了各种“真的”动物――都是活体动物。然而,来到公园的批游客却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这些动物看起来不如其他迪士尼公园里的电子动物那么“真实”:机器拍打着尾巴,眨巴着眼睛,之,它们能把典型的活动展示得活灵活现。而真实的,像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样,反而不愿意和人接触。我相信,在我们的里,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真实,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如何看待爱一样――是危险的、令人困扰的,是禁忌、也是魅力。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是在博物馆,我却发现孩子们的立场令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真实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在实现特殊目的时才有意义。达尔文眼中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必须的。我又追问了孩子们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展览上把一只真海龟换成了机器海龟,你觉得有必要告诉观众吗?”结果许多孩子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是否告诉观众动物的真,取决于“观众是否需要知道”,即是不是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的。但是,这些动物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