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韩子：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统治术是中国帝王治国圭臬，君无为，法无不为是他们内心最真实，隐秘，不可与外言说的枕中秘——韩子浅解（全二册）——梁启超助教，原北京大学教授梁启雄（1900-1965年//梁启超胞弟）代表作。甄采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精粹，又选录二十余家中外学者注解，加上自己心得，被学界认为是目前《韩非子》的最佳解本。中华书局 1960年版80年代印【0】

梁启超助教，原北京大学教授梁启雄（1900-1965）代表作。也是梁启超胞弟，1916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1年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直至毕业。1925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任教时，他从兄作助教，得兄教诲，学先秦诸子。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授。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社会任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荀子柬释》《二十四史传目引得》《荀子简释》《韩子浅解》

作者: 梁启雄著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年代: 不详

装帧: 平装
开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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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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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子浅解》
是2009年0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书，作者梁启雄。本书主要内容是作者甄采了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的精粹，又选录了二十余家中外学者的注解，加上自己的心得，对《韩非子》进行的校勘注释。

【梁启雄】
梁启超胞弟、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梁启雄（1900～1965），男，字述任，广东新会人，生于澳门，古典文学家，梁启超胞弟。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自幼在父亲梁宝瑛所设私塾中念书，1915年到京就读于崇德中学，1916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1年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直至毕业。1925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任教时，他从兄作助教，得兄教诲，学先秦诸子，以此为基础，利用业余刻苦自学。历任东北大学讲师，营造学社编纂，北平交通大学文学系讲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副教授、教授。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任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荀子柬释》(1936年商务出版)，《二十四史传目引得》(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荀子简释》(1955年古籍出版社)、《韩非子浅解》(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等。

【韩子】一般指韩非（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
（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论著作。其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
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
要影响编辑
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著作。在这些文章中，韩非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5]
政治
政治理想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希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面对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请候割的局面，总结了“之亡，周之卑，皆从诸候之博大也（《爱臣》）的历史教词，主张建立続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像“新圣”“严天子”“王资”“帝王之资”“兼天下”之变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恶望；而他在《扬权》篇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统一的君主集权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统一代替分裂，以集权代替割据，这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不过韩非所主张的君主集权是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君主可以定法出令，独操生系之柄，这实际上是绝对的君主集权统治，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内储说下》），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予以坚决钟除和镇压，韩非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对于打击那些“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的擅权重臣有进步作用，但他把君权绝对化并认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这不仅会加深君臣的矛盾，而且在认识上也是偏颇的，片面的。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11]
变法思想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当今的实际出发，而一味地美古代先王，去法古代，“非愚则证”（《显学》），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革，因而他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他认为，上古竞于道，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之政，治急世之民”（《五蠹》，只有实行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对建度井促成大统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海流，韩非的这种具有发展进化的历史现，是他主张实行法治的理论落和思想武器，它在当时用来论证新兴的建设和完成大统一是历史发服的必然趋势，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11]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12]
法律
以法治国
韩非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法不阿贵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发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韩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以法为教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出处《韩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韩非的法治思想在后世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 法、术、势” 相结合的理论。韩非“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 [13]
哲学
刑名法术
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以老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在《韩子》一书中，无论是《解老》、《喻老》，还是《主道》、《扬榷》（扬权）、《外储说右下》、《八经·主道》、《南面》等，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本道》）。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关注政治与人生。韩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扬榷》（扬权）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韩非思想的根源来自于老子以及《郑长者》。
韩非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慎到、申不害、商鞅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见韩非著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韩非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韩非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
道是变化的，天地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是变化的。但道也有相应的稳定性，这个稳定，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就是法。法就是依着道而建立的。法必须随时代变化，法必须人人遵守。因为认识到万事万物的变化，韩非同老子一样，也是反传统的。韩非取《老子》“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处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与方式，只要顺着大道即可。韩非认为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该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测与掌握，此观点还包括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应该阴晴不定，难以掌握。如此才不会反被臣下驾驭，这也就是申不害的“术”。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韩非之学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关于法家学说的著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8]
唯物主义
韩非在认识论方面很注重唯物主义的“参验论”。他认为认识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必须依赖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见解。他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主张“缘道理”办事，指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解老》），反之，就必然失败；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须讲求实际功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投（箭靶）”（《问辩》），指出“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育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他还着重提出要用参验"之说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参”是比较研究，验”是证实。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狱臣》），意思是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检验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他还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意思是不经过比较验证就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愚；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就拿来作根据，是欺骗.韩非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参验”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来抨击儒家等学说，说他们祖述先王的言论是未经参验的虚妄之谈：另方面又用来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应该做到完全一致，言论、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给予奖赏，否则就予以惩罚。 [11]
文学
韩非子明刻本
韩非子明刻本
韩非有轻微口吃，但却是文笔流畅的优秀作家。 [14] 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韩非子
韩非子
《韩非子》这部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内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些取材于社会见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都是韩非子对社公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和启迪。他的寓言浅近而深刻，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而少了几分道家特有的玄，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宝。他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复杂纷纭、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大至时代更迭、国家兴亡，小至个人荣，历代王候，夫思妇.均纳于笔下，可谓跨越时空.巨细无疑。其内容之广泛、事件之纷，形象之众多，均堪称先秦寓言之最。 [15]
主要作品编辑
韩非的文章由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现存二十卷共计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韩非子》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中以下列五篇最能代表韩非的思想：
《孤愤》，论述自己对当代法家对更法之志的愤慨。
《说难》，论述对君主进谏的困难，反映韩非对君主的心理分析之清楚，为论说体。
《奸劫弑臣》，前半部论述奸臣的奸行及治奸之法，后半部则反对儒家思想，倡导法家思想治国之道。
《显学》，批判儒家与墨家，阐扬法治，是韩非对法治思想的代表作，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来源。
《五蠹》，揭示古今社会变迁情况，阐明法治思想合乎当时的时代要求。 [16]
历史评价编辑
司马迁指韩非子好‘刑名法术’且归本于‘黄老之学’，司马迁在《史记》评曰：“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太史公自序》：“韩非揣事情，循势理。” [17]
秦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扬雄《法言》：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司马光《资治通鉴》：“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司马贞：“刑名有术，说难极知。悲彼周防，终亡李斯。” [18]
毛泽东批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19]
人际关系
图书目录
高序
前言
述例附语
采辑合家书目
第一篇初见秦
第二篇存韩
第三篇难言
第四篇爱臣
第五篇主道
第六篇有度
第七篇二柄
第八篇扬权
第九篇八奸
第十篇十过
第十一篇孤愤
第十二篇说难
第十三篇和氏
第十四篇奸劫弑臣
第十五篇亡徵
第十六篇三守
第十七篇备内
第十八篇南面
第十九篇饰邪
第二十篇解老
第二十一篇喻老
第二十二篇说林上
第二十三篇说林下
第二十四篇观行
第二十五篇安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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