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个民族，不能不了解其鬼神观念。说到底，人生事不就是生与死?生前之事历历在目，不待多言;死后之事则因其神秘莫测、虚无缥缈，强烈地吸引着每一个民族的先民们——神神鬼鬼—— 陈平原 / 复旦大学出版社 【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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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鬼鬼》
是2005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平原。该书节录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名家如鲁迅、茅盾、陈独秀、胡适、老舍等在鬼神观念上的看法和观点，在理论上介绍了鬼诗、鬼画、鬼戏的艺术特色，并对若干以鬼为表现对象的文艺作品进行了介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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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个世纪的散文家在研究文艺中的鬼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的话，一是诸多作家对罗两峰《鬼趣图》的评论，一是鲁迅对目连对中无常、女吊形象的描述 这种鬼戏中的人情，很容易为“下等人”领悟；而罗两峰的《鬼趣图》和诸家题跋，则更多为文人所赏识。现代作家未能在理论上说清鬼诗、鬼画、鬼戏的艺术特色，可对若干以鬼为表现对象的文艺作品的介绍评析，仍值得人们玩味——这里有一代文人对鬼神及“鬼神文艺”潜在而浓厚的兴趣。
内容提要编辑
一
了解一个民族，不能不了解其鬼神观念。说到底，人生事不就是生与死?生前之事历历在目，不待多言;死后之事则因其神秘莫测、虚无缥缈，强烈地吸引着每一个民族的先民们。“鬼之为言归也”（《尔雅》）。问题是活蹦乱跳的“人”，归去后还有没有感觉，还能不能活蹦乱跳，这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据说，当子贡向孔子请教死人有知无知时，孔子的回答颇为幽默:“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刘向《说苑》）可惜世上如孔子般通达的人实在不多，“无事自扰”的常人，偏要在生前争论这死后才能解开的谜。
在一般民众心目中，“鬼”与“神”是有很大区别的。祸害人间，故对之畏惧、逃避，驱赶其出境;后者保佑人间，故对之崇敬、礼拜，祈求其赐福。“畏”与“敬”、“赶”与“求”本是人类创造神秘异物的两种心理基因，只不过前者坐实为“鬼”，后者外化为“神”。这样，“鬼”、“神”仿佛有天壤之别，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词汇也都带有明显的情感趋向。“鬼域”与“神州”不可同日而语;君子必然“神明”，小人只能“鬼黠”;说你“心怀鬼胎”、“鬼鬼祟祟”，与说你“神机妙算”、“神姿高彻”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是在强调其非人间或非人力所能为这一点上，鬼、神可以通用。比如“鬼工”就是“神工”，“神出鬼没”与“鬼使神差”中鬼神不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牛鬼蛇神”，更是把鬼神一锅煮了。
也有努力区分鬼、神的哲人，着眼点和思路自然与一般民众不同。汉代的王充以阴阳讲鬼神，称“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论衡》）。宋代的朱熹则赋予鬼、神二名以新义，将其作为屈伸、往来的代名词，全无一点宗教意味:“气之方来皆属阳，是神;气之反皆属阴，是鬼。午前是神;午后是鬼。初一以后是神;十六以后是鬼。草木方发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壮是神;衰老是鬼。”（《朱子语类》）如此说神鬼，已失却神鬼的本来意义: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神鬼，神鬼也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我之不想区分神、鬼，并非鉴于哲人的引申太远和民众的界说模糊，而是觉得这样说起来顺些。本来人造鬼神的心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根本无法截然分开。说近的，现实生活中多的是“以鬼为神”或者“降神为鬼”，鬼、神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说远的，先秦典籍中“鬼神”往往并用，并无高低圣俗之分，如《尚书》中的“鬼神无常享”、《左传》中的“鬼神非人实亲”、《礼记》中的“鬼神之祭”，以及《论语》中的“敬鬼神而远之”等。先秦时代的鬼、神，似乎具有同样的威力，也享受同样的敬畏与祭祀。再说，详细辨析鬼神观念的发展变化，并加以准确的界定，那是学者的事。至于文人的说神道鬼，尽可不必过分认真，太拘泥于概念的使用。否则，文章可能既无“神工”也无“鬼斧”，只剩下一堆大白话。也就是说，如果是科学论文，首先要求“立论正确”，按照大多数经过科学洗礼的现代人的思路，自然最好是宣传无神论，或者大讲不怕鬼的故事。可作为文艺性的散文，则鬼神不分没关系，有鬼无鬼也在其次，关键在“怎么说”，不在“说什么”。只要文章写得漂亮，说有鬼也行，说无鬼也行，都在可读之列。有趣的是，大多数有才气有情趣的散文，不说有鬼，也不说无鬼，而是“疑鬼神而亲之”―――在鬼神故事的津津乐道中，不时透出一丝嘲讽的语调。或许，坚持有神鬼者和一心辟神鬼者，都不免火气太盛、教诲意识太强，难得雍容自适的心态，写起散文来自然浮躁了些。
二
周作人在《谈鬼论》中曾经说过，他对于鬼故事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爱好，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民俗学上的）。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还应加上第三种立场的爱好:现实政治斗争的。从艺术欣赏角度谈鬼、从民俗学角度谈鬼，与从现实斗争角度谈鬼，当然有很大不同。不应该单纯因其角度不同而非此即彼或者扬此抑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对其有所褒贬。只是必须记得，这种褒贬仍然有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和文艺学的差别。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生活实在太紧张太严肃了，难得有余暇如周作人所吟咏的“街头终日听谈鬼”。这就难怪周氏《五十自寿诗》一出来，就引起那么多激进青年的愤怒。现实中的神鬼为害正烈，实在没有心思把玩鉴赏。于是，作家们拿起笔来，逢神打神，遇鬼赶鬼。虽说鬼神不可能因此斩尽杀绝，毕竟尽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
后人或许不理解这个时代的作家为什么热衷于把散文写成“科普读物”，甚至提出了“了解鬼是为了消灭鬼”这样煞风景的口号，比起苏东坡的“姑妄听之”，比起周作人的“谈狐说鬼寻常事”，未免显得太少雅趣。陈独秀的话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有鬼论质疑》）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现代中国作家，不能不请科学来驱鬼―――即使明知这样做没有多少诗意。是的，推远来看，鬼神之说挺有诗意，“有了鬼，宇宙才神秘而富有意义”（许钦文《美丽的吊死鬼》）。可当鬼神观念纠缠民心，成为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时，打鬼势在必行，作家也就无权袖手旁观，更不要说为之袒护了。清末民初的破除迷信、八十年代的清算现代造神运动，都是为了解放人的灵魂。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不也挺有诗意吗―――当然，落实到每篇文章又是另一回事。
文人天性爱谈鬼，这点毋庸讳言。中国古代
陈平原
，男，汉族，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集体，1999）、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集体，2001）、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著作三十种。
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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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学问不是评出来的
原创|发布：2019-11-28 21:25:15 更新：2019-11-28 21:25:15阅读 9417赞 58
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从此之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拿出你的评审成绩单，便一目了然。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很多实际利益。如此说来，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对于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据说，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大有长进。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从此之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拿出你的评审成绩单，便一目了然。于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整日里昏天黑地，不是你评我，就是我评你。
大到学校定位，小至个人荣誉，中间还有研究计划、学科排名等，都需要填表、送审、汇报、打分、评比、颁奖。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一环扣一环;可结果呢，不但没有振兴学术，反而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叹。
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很多实际利益（少则五万十万，多则百万千万）。而且，你还不能清高，说我不要。因为，社会上就认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者成绩大不大，以获奖证书及课题编号为准。你谦让，别人上去了，一步一个台阶，从此，你的生存空间便越来越逼仄。怎么办?只好和光同尘。
可老实人永远弄不明白，填表（包括各种附加动作）也是一门学问，也有很多猫腻。你以为单凭业绩，就能顺利过关?没那回事。一点学问都没有，那当然不行;可单有学问远远不够，起码必须配合相声演员的嘴皮、京剧演员的脸谱、歌舞演员的身段，才可能长袖善舞，平步青云。
是不是太悲观了?这可是“与国际接轨”呀。只是依我观察，眼下这些官气十足的评审（民间自己组织的不算，不具备“权威性”），同行评议只起咨询作用，关键是终审。一锤定音的，是主管部门领导及其信任的某些“德高望重”的专家。
这个时候，桌上桌下，不乏堂而皇之的交易———美其名曰“协调”。近年揭露出来的各种评奖中的黑幕，看得你目瞪口呆;而且，所有这些黑幕，都不是发生在群众评议或初审阶段。
评审太多，利益太大，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焉能不出问题?这课题你明明不懂，可必须投票;这著作你明明没读，可必须表态;这学者你明明“没感觉”，可必须举手———到此份上，还能指望什么“公平”与“正义”?
如此说来，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既然大家都是碰运气，彼此彼此，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可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关系重大的评审活动，很容易被“有心人”支配或诱导;而所谓专家意见，往往只是摆设———如果没有成为同谋的话。
这不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日复一日、堆积如山的评审，如今已构成一种学术权力;而权力需要寻租，这就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
当今中国，没有哪个行业敢自诩清高。腐败的事多着呢，学界自然也不例外。评审中有人弄权，有人钻营，有人行贿，有人获利，这很正常。不就是“一小撮”吗?烂了就让它烂了吧。
问题在于，此举影响深远，连带着搅浑了一池清水。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当然是利益驱使。利益从何获得?绝大部分就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审。
追求功名利禄，乃人的本能，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眼看着别人通过评审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焉能无动于衷?于是乎，学者们也开始学着吆喝，就像旧日走江湖卖假药的。正应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句话，既然参加评审，就得遵守游戏规矩。倘若你脸皮薄，爱惜羽毛，调子定得太低，被刷下来，没人替你鸣冤抱屈。一开始，都还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吹牛时有点脸红;眼瞅着造假者过五关斩六将，大家也都想开了:干吗不采取模糊战略，游走于造假的边缘?
就这么一种制度，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成功人士”。不能说他们不读书，更不能说他们没才气，关键在于，他们很早就大彻大悟，明白仅仅做学问是不够的;于是，及时调转船头，专攻“关系学”，并积极投身于各种评审大潮。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有这么一则故事，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这是至理名言，以功名利禄驯服天下英才，古今中外，屡试不爽。就拿眼下这备受非议的评审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明知评审不能长学问，你我还不是照样趋之若鹜?
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
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记得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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