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医正骨泰斗，也是浴血沙场的战地医生，已故成都著名骨科老中医杜自明第一传人段胜如，原来是西医的，后师从杜自明，为中医骨科神奇的疗效折服，全心学习中医正骨推拿，转变成一位中医骨科医生。1962年杜老去逝，段胜如接手周总理按摩治疗。沙特阿拉伯亲王将段带回国治疗他的骨病，也是一段中医骨科的传奇故事——内有：达摩洗髓易筋经，段胜如认为自己活到一百多岁与此有关。

段胜如（1921-）江西南昌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骨科主任医生，1948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医疗系。1952年美援朝江西手术医疗队队长。1955年调至北京中医研究院，拜中医骨伤科大家杜自明为师，系统学习中医正骨按摩。。1983年应邀赴沙特阿拉伯为其皇室成员治疗。对骨伤治疗有独特经验，精于运用中医传统正骨手法治疗闭合性复杂性骨折，疗效显著。

作者: 段胜如
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年代: 不详
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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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抗美援朝“医务兵”段胜如 ——2022-08-31 14:11口述历史
段胜如，男，192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48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广安门医院原骨科主任，主任医师。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江西手术医疗队队长，荣立二等功一次。1955年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拜著名骨科老中医杜自明为师，系统学习中医正骨按摩。历任广安门医院骨科副主任、主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
【段胜如】
我叫段胜如，1920年2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今年102岁。我的父亲是九江仓库保管员，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有一点文化基础，我在兄妹中排行老七，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成绩还不错，而后在1939年考取省一中，1942年考入江西医学专科学校。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打响了，1938年初，日本鬼子打到南昌，全家老小随我大姐姐逃难到江西吉水县水南乡，那时候我父亲想让我去做学徒，学一门手艺，我大姐姐却坚持让我读书。1942年，我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建议下选择学医，老人家认为学成后可以自己开业，不用求人，生活有保障。
当时恰逢江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在宁都招收初中毕业生我就报考了学制六年的医学专科学校，结果被该校录取了。同年我到江西赣州东郊川峰凹去读书了（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学校搬到了山里）。在校期间，我努力学习，暗下决心，绝不辜负家人期望，立志将来成为一名“良医”，实现一生温饱的心愿。
1943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局失利，准备从广东韶关经赣州沿赣江到南昌北上东三省，由朝鲜撤回日本本土。日军沿途烧杀抢掠，我所在学校被迫迁移到宁都，把学生们分成许多小组（那些家里有门路、有条件的学生都自己走了）。我和五个同班同学（其中有两个女生）一组，学校发给我们一辆独轮车、几斗米，就这样一路步行，推着独轮车由赣州走到宁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农村长大的，会推独轮车，这推独轮车的活计就成了我的专利了。
在宁都开课后，课程由生物、数学、化学、物理进展到讲解剖、生理、生化、病理。而这些医学书籍都很贵，买一本书就要花一块多的银元，如此的开销我大姐姐已经负担不起了，为了不辍学，我采取勤工俭学的方法，应聘到交通银行行长家去做了家庭教师，每晚家教两个小时。辅导行长的大儿子、大女儿和小女儿，薪酬定为每月六斗米，由当日的米价折钱。只要发薪拿到钱后，我就去买书、买衣服、鞋子、帽子及生活日用品等，还能剩余一些零花钱，从而减轻了大姐姐的负担，也保证了自己能够继续读书。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全校师生在宁都体育广场狂欢庆祝，直至深夜。从此学校迁回南昌市。我拜别家人，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搭乘富人家的专船，由宁都经赣江顺流而下回到南昌。学校临时租用了一座小学，安排学生们上课及住宿。直到1947年理论课程全部结束。同年的夏天我搬到医院住宿，开始了临床实习，真正接触病人了。因在医院实习要管病人、值夜班等，家庭教师的工作就不能再继续了。
1948年夏，我实习期满毕业了，医学院只有4个编制，要聘用8个医生，每人只能发半份薪水，对此有门路的同学都走了，而我选择留下。我觉得虽然工资少拿一半，但在医院里有教授、主任、主治医师等上级医生带领，可以学习医疗技术和提高诊疗本领，所以留在医院外科工作。
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1952年初，江西省卫生厅召开了一个医务人员万人大会，告知国人：美国侵略者要入侵朝鲜，东三省告急。到会人员义愤填膺！才刚刚过上两年安稳的好日子，美国佬又要来侵略我们的祖国，许多人立即起来，我当场写了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请战决心书。经过组织上的讨论、挑选，我不仅被批准参加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还被任命为江西省手术医疗队队长。
这批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是由中南地区政府组织的。由广州市、武汉市、河南省、江西省的医务人员组成，每队十几个人，有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手术室护士、防疫员、化验员等。医疗队定于1952年6月出发，临行的这一天，医院组织人员敲锣打鼓欢送我们，我的夫人此时怀着9个月的女儿参加了送行大会，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车。为纪念，不论腹中胎儿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我的爱人都为他们取名“援朝”。
就在进朝鲜的第一个傍晚，我们所在的山沟遭到了美军9架飞机的猛烈轰炸，当即炸死了一名护士长和一名伤员。次日清晨我出屋看到的是一片弹坑，竟多达47个。从进入朝鲜的那天起直到1953年11月，每天昼夜都能听到美国的侦察机和轰炸机在头顶上的天空中嗡嗡的轰鸣声和炮弹降落时刺耳的嚎叫声。我所在的医院是最前线的一个医院。
战地医院的救治原则与地方医院不同，要知道战地伤员是一车一车地拉到基地医院的，而地方医院的病人是一个一个的前来就医。基地医院规定，一周能治好的伤员不转回国内，以免部队减员太多。战士们多是炸弹或炮弹伤，几乎没有枪弹伤，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伤员扩创、清理伤口，而清创一定要非常彻底，不能留一点破布、棉絮和泥土在创口里，以免发生破伤风或气性坏疽。这比在国内医院临床上偶尔遇到的清创手术的处理要复杂得多，对重伤员在转运途中有死亡危险的不转回国内，留在医院进行抢救。我们日以继夜地为伤员们做着手术。
一次，我接受医院领导的委派，让我亲自回国采购药材，在途中我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及枪林弹雨，顺利的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此我获得了志愿军“三等功”的军功章。
1953年6月，我们这批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一年的任务期满，要返回祖国了，国内会派下一批医疗队来朝鲜接替我所在的医疗队，但是我认为这一年来的战地救治经验很宝贵，回到国内，地方医院不缺少自己这样的医生，而战地医院和伤员更需要自己，于是我向国家卫生部打报告请求留下来继续工作，很快得到组织的批准，前来接替江西手术医疗队工作的是四川成都手术医疗队，该队由四川省成都医院一位骨科老教授带队，我作为顾问身份参加该医疗队的工作。直到1953年11月停战协定生效，美国飞机的轰炸才停止。
新中国解放初期，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中医工作，制定了中医政策，明确指出祖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并委托周总理负责督办。中央卫生部为了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国家启动了抢救高龄老中医宝贵临床经验的工作，为了避免这些祖国医学财富随着老中医的逝去而永远丢失，组织上特地从全国各省调来四、五十个著名的老中医，又从全国各地医院选拔一批优秀的、年轻的、具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大夫，拜老中医为师。1954年末，在北京组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医研究机构——中国中医研究院。
当时，我在江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突然接到院党委和领导的通知，派我去北京学习中医，在1955年10月我离开南昌的江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到北京中医研究院“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报到，参加了中医研究院举办的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我当时从中医理论开始学起，《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经典著作刚刚学完，我就被调到中医研究院外科研究所工作。我先被安排在一位姓阎的老中医身边学习中医外科，半年后我接到组织命令调离外科去骨科，向一位四川成都著名的骨科老中医杜自明先生学习中医正骨按摩技术。1957年初，由彭杰三所长亲自带着我和陈正光大夫到杜老家里去拜师，按照拜师习俗他们先向杜老行三个鞠躬礼，彭所长给杜老送上一块画有“松鹤” 的大匾和一支雕有“龙头”的拐杖。
领导要求徒弟们从生活的点滴做起，关心老中医，每天上班去家里接，下班送回家。经常到市场为师父排队买菜和肉，保证师傅吃得好，身体健康。对师傅平时的教导做到有闻必录，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根据中医理论进行完善和修改。
而让我对中医骨科产生兴趣的原因，是通过两个骨伤病例的治疗开始的；其中一例是踝关节扭伤的案例，一天，有一位病人一蹦一跳的进了诊室，杜老见了让他坐在椅子上，而自己坐在一个矮板凳上，先将病人的患肢放于自己的大腿上，然后进行手法治疗，用大拇指按摩患肢最肿胀部位，奇怪的是病人既没有皱眉，也没有喊疼，按摩了大约10—15分钟后，杜老一手握住患肢胫腓骨下端，另一手握住脚背，对踝关节进行上、下、左、右、旋转、伸屈运动，最后用开水调了一包活血散中药粉，敷于双层的纱布上，贴在患肢肿胀处，再用绷带包扎固定，治疗完毕。当病人下地行走时，顿时感觉疼痛减轻，行动也灵活了一些。这个病人没有休病假，继续每周治疗2-3次，大约两个月左右，扭伤的踝关节完全康复。
这样的治疗效果让我很惊讶，如果按照西医的治疗方法，病人需要卧床休息、冰冻止血、抬高患肢、进行各种理疗、甚至采用石膏托固定患肢，内服止痛药等，而中医手法治疗简单，效果比起西医的治疗方法，不仅见效快而且疗效好。杜老的中医治疗方法，一次又一次的让我感觉到中医正骨手法比西医治疗方法有更有效且便利的地方，从此我这个西医大夫开始对学习中医正骨按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跟随在杜老身边，学到1962年他老人家去世。因为一直流传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话，杜老那时候给我们做手法演示时基本都盖块白布，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相处，杜老觉得我比他的孩子还要亲近，所以慢慢的也就把技艺都传给了我。对科室的学生们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手把手教学，而且要求非常严格。
1962年，杜自明老先生去逝，周总理在百忙当中还亲自来到中苏友谊医院吊唁。此后，给总理做中医保健的任务落在了我身上。每隔一段时间，周总理的专车会准时将我接到周总理的住所为他做按摩治疗。
因现在出诊没有杜老同行了，我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见到周总理时，周总理依然还是像以前那样随和，这让我顿时感到非常
我1955年10月调到中医研究院时，无论是人员还是医疗资源都非常稀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一步一步把医院建立起来。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62年杜老去世后我担任起广安门医院的骨科主任。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医在世界盛行，广安门医院专门设置了外宾接诊室，每当有骨伤科的外籍病人就诊，就会派我去诊治，正骨按摩疗法也因此进入外国人的视线。
1979年，尼泊尔国家尼医学院为了振兴尼医，向中国发出邀请函，希望派中医专家到尼伯尔进行学术交流，卫生部以医学会的名义，派我和一位中药学者、翻译共三人前往。在尼泊尔的医学学术交流会上，我做了“纸板加压垫法治疗腕舟骨骨折”的学术报告，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1982年秋季，国际贸促会通过国家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领导，邀请我去长城饭店为沙特阿拉伯一位亲王出诊，经过各部位检查后，我诊断亲王患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立即为他进行了中医手法治疗。治疗后的亲王起床下地，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微笑着说：“嗯，走路轻快了一些，腰腿也感觉舒服一点。”自此，每天为他治疗一次。后续我就每天到长城饭店为亲王用手法治疗一次，共进行了七次治疗，病情明显好转。临行前，亲王提出回国后，想邀请我去沙特利雅得继续为他治病的请求，得到批准后我和翻译一起随行。
在利雅得期间，除了定时给亲王看病外，亲王的儿子看到治疗效果非常高兴，也借机介绍他们的亲戚或下属请我看病，由此可见祖国的传统手法治疗深得沙特阿拉伯皇族的称赞。不久后，亲王要去伦敦，我和翻译也随行，每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为亲王治病，很快三个月的期限到了，但亲王要求再给他治疗一个月，我告诉他自己不能做主，亲王就向中国国际贸促会主任提出请求延长一个月的治疗期限，得到国家的批准，经过4个月的中医正骨手法治疗，亲王的病情基本治愈，我们就按时回国。
我现在是一名中医大夫，但最开始是一名西医大夫，所以我非常重视中医发展，同时不反对医生学习西医技术，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两只脚走路”掌握两种不同的治疗观念和方法；但是我希望他们把我们中医骨科的特色搞出来，无论是重症骨折还是一些慢性骨病，都不要第一时间去手术增加治疗成本，都要进行全面查体和手法治疗。
在我当广安门医院骨科主任的时候，由于白天病人看不完，还开了夜门诊治疗。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本领，是中医正骨按摩能够治好很多软组织疾病，西医又没有按摩治疗，所以不想手术的病人都来我们中医正骨按摩了。一个好的中医正骨按摩医生按摩的病人既不疼，又舒服，能治病，治得好，所以病人就越来越多，治不完。
中医正骨按摩能够治好很多软组织的疾病，是西医所没法比的，也正是中医手法按摩的特长之一。
我每天都会练习达摩洗髓易筋经。达摩洗髓易筋经成书于1895年，作者周守侕，四川巴县人，清科举人，幼年体弱多病，后从少林空悟禅师练洗髓易经，仅年余，病去身健，乃阐释洗髓易筋功法，以济世惠人。据云：“洗髓主定，易筋主运，习洗髓能收心养性，习易筋能强筋壮力。久练能内清静外坚固，可登上寿之域”。初学时是应付杜老师傅的一片心意，练功半年后，自觉精力充沛，饮食倍增，手劲有力，于是无论严冬酷暑，从不间断，以迄于今。如今我能百岁有余，与之相关，收益匪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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