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撰写于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传世杰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于1941年间在香港完成。此书对有唐一代政治史作了精辟的论述，综观全史，上溯西晋、南北朝与隋世，下讫唐以后之变化 陈寅恪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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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图书，作者是陈寅恪，于1941年间在香港完成。此书对有唐一代政治史作了精辟的论述，综观全史，上溯西晋、南北朝与隋世，下讫唐以后之变化。本书系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撰写于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传世杰作。该书在20世纪4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 [1-2]
书 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作 者陈寅恪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1997年12月01日页 数201 页定 价10 元装 帧平装ISBN9787532522712
目录
1 创作背景
2 作者简介
3 作品目录
4 论稿摘录
创作背景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于1941年间在香港完成的，序末署“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次年在桂林抄改后交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出版。此书是陈寅恪的代表作，对唐史研究甚具启发性，香港在动乱时代为陈寅恪提供了短暂的研究空间，使他得以完成此巨著，其事虽属偶然，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缘。 [2]
作者简介
自幼受家学传统的熏陶，打下 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十几岁即出洋求学，先后游学于日、德、法、美及瑞士等国，钻研梵文、巴利文等，并通晓希腊、拉丁、藏、蒙、满等多种文字。1926年归国后，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成绩斐然，学人称颂，被誉为“教授的教授”。抗战期间，辗转于香港、四川、云南等地，生活窘迫。因长期营养不良等原因，最终造成双目失明。1949年后，在岭南大学（后中山大学）任教。1969年病逝于广州。
陈先生学识渊博，除历史外，于文学、宗教、语言、哲学等皆有相当的造诣。在史学上，尤其精于中国中古史（自魏晋直迄五代），在佛教典籍与唐代清初文学上也有很深的功力。陈先生在治学上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曲学阿世，每每于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其在治学方法上，既沿袭并创新了乾嘉朴学的考据传统，又在著述中体现出“文化多元论”的包容思想，并借鉴了诸多新的方法与材料，堪为后世楷模。
作品目录
自序
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论稿摘录
1、本书开篇即引朱子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并为此加按语曰：“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2、 陈先生指出：“自鲜卑拓跋部落侵入中国统治北部之后，即开始施行汉化政策……此汉化政策其子孙递行不替，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汉化程度更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则已达顶点，而逐渐腐化矣。然同时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尔朱部落乘机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3、 唐代的“关中本位政策”或“关陇集团”是承袭宇文泰而来的。而“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新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化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敌。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
4、“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也占有极其关键的地位。
虽则表面上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被平息了，但事实上大唐帝国的根基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为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并且陈先生尤其强调“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5、陈先生在翻检《新唐书》之《藩将传》中发见两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人；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1]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2]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人物生平编辑
陈寅恪画像
陈寅恪画像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4-5]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宣统二年（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年轻时的陈寅恪
年轻时的陈寅恪
民国十年(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并结识了后成为一代外交与文化大家的厉麟似。 [6] 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7]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1939年夏至1942年5月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并于1940年夏继许地山先生之职任中文系主任。 [2]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8]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陈寅恪一家旧照
陈寅恪一家旧照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9]
1957年，眼疾开始治疗。
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10-11]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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