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城志》终于出版了。200余位学者,十年寒窗,投资以千万元计,无数次易稿,多少回争论,一个个不眠之夜……现在,孕育已久的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了110卷,12册,2000余万字,可谓是一个虽然可能稚嫩,块头却很大的婴儿。
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辞才能表达此时的激动,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对为这部大“志”做出奉献的所有同志和朋友以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表达作为一个长城热爱者的感谢。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做事岂知事之难!上下几千年,东西万余里,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军事、经济、文献、文物、建筑、测量、艺术和现代的地图学、遥感、信息技术众多学科,专家分散于几十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多个省份、多个机构,要严密分工,又要亲密合作,体例要规范,各卷又要有个性——这样的编纂,组织难,起步难,过程难,保证质量更难。现在目标达到了,全靠所有人员的奋不顾身,全靠伟大时代给予的启示:现在是编纂《中国长城志》的时候了!
自战国时代起,华夏大地上发达的农耕社会的威胁是来自西部和北部的游牧民族,如不阻止,不但人民会遭涂炭、帝国将要毁灭,社会也会退至荒蛮,甚至人类发展史就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样子了。于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地球上*长、*牢固,在许多人看来“*不可能”的防御工事,中华民族因而得以形成并不断繁衍、发达,同时促进了周边游牧者向农耕社会靠拢、转变。这就是说,长城不仅大有益于中华,也对世界做出了贡献。五大洲的人来看长城,不只看她巍峨壮丽的身躯,也会从中体验到中华民族刚强、包容、仁爱、智慧的性格,还可以生动地体验到这样的真理:只靠武力,不能永远称霸,也不能永远抵御住强敌;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长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既指作为物质遗产的长城本体,也指长城所涵蕴的崇高精神。但是,这样一个世界奇迹,干百年来却没有系统而全面记述、描绘她的论著,遑论为之修“志”。在冷兵器时代,帝王只是把长城作为军事设施、自己威严的象征,文人视之为帝制残暴的见证、倾泻对穷兵黩武愤懑的对象,自然不应该期盼哪个朝代能够为她立“传”。时至今日,世人都知道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人类罕见的文化遗产,国人喜爱她,外人敬仰她。如果我们这代人,戮力振兴中华、珍惜和弘扬优秀传统、创造新时代的人们,还不及时编纂出一部足以体现长城之伟大的志书,是不是一个时代的失职?正是出于这样的共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动起来了,伸出慷慨之手了,一批批专家走到一起了,开始了这一熟悉而又新颖的工程。
先哲告诉我们:盛世修典。我理解,这不仅是说因为盛世有人才、有条件因而才来修典,更重要的是因为在饱尝了非盛世的痛苦,总结了民族衰而后兴的教训与经验后,需要再次清理祖先留下的遗产,以为现世和未来持续发展的镜鉴。编纂《中国长城志》的初衷即是如此;编纂工作不断创新,也是因为这初衷的催动。
由社会学术团体和出版机构结成一体(当然也不放松与编纂团队之外的学界、管理机构的合作),这恐怕是鲜有前例的。我曾设想过,如果不是种种机缘形成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中国长城学会的合作,还有什么方式能够达到既定的目的?我想不出。《中国长城志》的这种合作形式,恐怕可以供今后学术研究和出版事业参考。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修史和读史的国家。《中国长城志》充分地借鉴了历代修“志”、研究“专题”(如交通史、经济史、宗教史等)在体例、编排、纵横呼应等方面的经验,而又根据全书内容的时空跨度、丰富类别而有所创新。例如确定了“横分纵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原则,力求形成面、线、点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古代乃至当代志书所没有的。
再如,全书“古今并重”“述重于论”,在为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资料的同时也注意开掘长城的精神内涵,例如在《环境·经济·民族》中就有所体现。
万事开头难。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总会留下一些不足和遗憾。当局者迷,读者会比从事其役者看得更为清楚。我们希望不断得到各界读者的批评指正,更希望将来能够看到《中国长城志》的“补正”或“续编”,我们相信:譬如积薪,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