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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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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西泠印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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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083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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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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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1
-
印刷时间:
2020-12
-
印次:
1
-
印数:
1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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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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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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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纯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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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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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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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西泠印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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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0832336
-
出版时间:
2020-12
-
版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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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时间:
2020-12
-
印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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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数:
1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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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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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
纸张:
纯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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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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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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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约1287-1359)，字元章，一字元肃，别号有山阴野人、江南古客、饭牛翁、煮石山农、九里先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斋号为竹斋，又称竹斋先生。王冕的先世可以远绍王猛，后多贤人，到了王冕的时候，已经是普通农家了。
王冕先后师从韩性、王艮。韩性（1266-1341),字明善。为浙东理学名家。在韩性过世后，「门人事冕如事性」。（宋濂《竹斋集传》）韩性是元代的大儒，王冕能成为韩在学术上的传人，足以说明当时学界对他在才学与品行上的肯定。王艮（1278-1348)，字止善，自号鹍游子，诸暨店口人。为人尚气节，读书务明理。王艮除了诗文以外，还身负功名，初为元淮东廉访司书吏，继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先后任庐州录事判官、淮东宣慰司令史等。王艮对这个学生的态度是惜才的，所以「甚爱重冕」（张辰《王冕》）。学生王冕对这位同里的前辈也十分推崇，《竹斋集》中存有《悼止庵王先生三首》以怀念这位老师，诗句中除对于他的人品、学问、能力、功业都极为褒奖之外，还能从字里行间得窥他们师生情谊之一斑。
故而王冕在世时已然盛名日高，又以擅长书画、「性质豪迈，驰声区宇间」（吕升《故山樵王先生行状》）。他的交往中多当时的杰出文士，如柯九思、丁复等。后人将他视为隐士，其实从他当时的名声和交往来看，虽然居住于九里山间，但是「门径萧条甚，相知得往来」（《答王聘君》）非知己不相往来，座上多鸿儒。如至正十三年（1353)有浣客者访王冕于九里，出李太守诗，王冕有长诗记之，对太守歌颂高义。所以当时的王冕是栖息于九里的高士。纪晓岚在《四库提要》中似乎对隐士的说法有些异议，「《浙江通志》据以列入「隐逸传」。。。。。。非其实矣」（《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继高士传》也收录王冕，堪为元代高士的代表。之所以要讨论王冕高士还是隐士的身份，关键是王冕的态度。他读了李太守的诗而写梅作歌，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与官方之间至少互相保持了一种体面的联系。并非像《儒林外史》中说的那样对于危素（1303—1372）这样的官员因为反感避而不见。王冕和危素并没有一个欣赏至极，另一个唯恐避之不及的关系。恰恰相反，两者还有过愉快的相聚。危素因受命求遗书于各处，好事者画了一幅描写他借船过东湖访古迹的图。危素十分风雅，他在这一幅《借船图》后与一时贤士题诗唱和，王冕也很高兴的参与其间。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时贤从而题之，余亦为之赘」，颇有些「与有荣焉」的意思。又，其所题诗中有云：「学士借来船似屋，书生归去画成图。老夫一见何潇洒，凉雨满堤生绿蒲。」（《竹斋集》之《观楼》）除了危素以外，王冕和其他官员如申屠子迪等也相处融洽，这些都有诗篇留世。其实王冕对于王艮的诗句中早已透露出相似的信息。这些都是我们稍加留意就能发现的问题，切不可被《儒林外史》的王冕形象所左右。
传统的儒家文化倡导学而优则仕，这也成为古代读书人的普遍志向。王冕少随韩性学，又看到王艮通过为官惠及百姓，实现人生价值，深以为然。他是有志于功名的，这个功名对于王冕来说还是实实在在的，是希望进入仕途有一番作为。对于师友间身在官场者，在诗句之中往往对于他们功业和操守不忘一再称颂。虽然他说自己「我生不想图凌烟」（《竹斋集》之《送章德远教官自湘湖归慈湖》）但现实中他是多次参加科考，也是希望通过这条道路步入仕途，使自己人生的价值最大化。只是「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宋濂《竹斋集传》）宋濂在这里用一个「叹」字，很好地刻画了王冕面对在仕途上无望的失落。所以王冕放弃了原来的进取方式，改为游历和上京。方式的转变，本质上开启了王冕人生新篇章：他「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北游大都」（宋濂《竹斋集传》），王冕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放下科举的牵挂，放眼青山，心怀天下。通过游历，激发了他的豪情和不羁，也让他更加真实和深刻的看到了社会的处境。在京师期间，当秘书卿泰哈布哈要举荐他官职的时候，王冕的回答却是直言拒绝。他认为元朝的气数已尽，预测十年之中，必然大厦将倾，此时进入官场显然是不明智的，王冕不屑为之。
游历之后的王冕开始居住于九里山下，王冕选择这个地方安居，一定是看中九里的山水有独特之处。在他写的《九里山中》（三首）、《村居》（八首）等诗文中，他勾画出的隐居生活和环境，是一个远离城市，独有幽静，种有竹子、梅花等与君子相匹配的植物，而且因为远离城市，客人来得很少，他过着贫穷的耕读生活。九里在绍兴东南面，有山有水，与城区有些距离，但不算太远。他看似隐居乡下，却选择城市边上的乡下，还是出于对时局和政治的关注，九里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正好可以实现他既可以隐居生活，又可以和城市的人事保持一定的联系。否则以暨阳山水之胜，他完全可以在诸暨找一个更加契合的地方。虽然元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但天下英雄雄起四方，他还是希望择明主而一施抱负的。所以他在九里结庐三间，自题梅花屋主以后，还仿《周礼》著书，并且「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入寂，辄挑灯朗诵，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亦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至也」！（宋濂《竹斋集传》）仿《周礼》所著之书，其内容大概是写了一些关于治国的方针大略，之所以「坐卧自随」，是他时刻准备向明主献上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宏论。可见王冕即使未必想以隐居作为一种「终南捷径」，但却是蛰居一隅，静观天下大事，等待时机，希望一展个人才华和抱负的高士。
至朱元璋克金华，王冕的机会似乎来了。文献记录有二说；一是王冕拜谒朱元璋于金华，与语颇合，王冕状态不错，朱元璋许以可共大事。授参军，未及而亡。二是朱元璋克金华，其中一支胡大海的队伍到绍兴（可能还是驻扎在九里附近），胡为朱元璋物色人才，置王冕于幕府，授以参军，未几病故。两种说法中，一说虽然也见于《明实录》，但玩味其情境，颇为可疑。二说简洁明了，《明史》和宋濂等所著传记皆采用此说。另外，两说都是授予参军不久后王冕亡故，有些文献说第二天病故。王冕的死十分蹊跷，似乎是暴毙而亡，这一现象本身就非常值得怀疑。在各方势力争夺天下的时候，或许有更加微小的事件引发完全不同的结果，有待于我们去探究其中的细节和真相。
当然，王冕为新兴的政治势力所关注，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他的才华和抱负并没有得以施展。还必须注意，和他一起隐居在九里的儿子王周，同样才华横溢。在王冕过世后，其子并未得到朱元璋方面的关照。
王冕毕竟还是以一个艺术家的形象为后人所熟知的。后人以他在书法、绘画、篆刻、诗文四个方面同时达到的艺术与历史高度，来称颂他「四绝」在身。近人潘天寿说艺术学习中，诗书画印的掌握，「三绝」不如「四全」。「四全」之已难得，况王冕之「四绝」，所以王冕之才，诚可雄视数百年来的天下高才俊彦了。
王冕独立的书法作品目前尚未发现，这也使得很多涉及元代书法类的著作中往往对于他的论述付诸阙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好在我们可以通过他在画上的题字来一睹他在书法上的成就。王冕的书法主要是楷书和行书，这大约有出于和绘画作品匹配的考虑。其书古质，结字宽绰而严谨，似乎在褚遂良的楷书上用功很深，他的书风和元代的赵孟并非完全一路，倒是和张雨、柯九思等有相近处。
王冕能画，尤其是梅花：「冕工于画梅，以胭脂作没骨体，燕京贵人争求其画。」（顾嗣立《元诗选》之《竹斋集》）他画的梅花达官显贵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居住九里的时候，求画的人也很多，还以画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王冕的梅花受到扬无咎的影响，乾隆在他的《墨梅卷》上就题道：「钩图略异杨家法，春满冰心雪压腰。」（乾隆《题王冕墨梅》）实际上王冕在梅花的题材和画法、意境上都有新的突破。他更将自己和梅花融为一体，他把梅花看成是君子的代表。所以他画梅，还养梅，咏梅，融为一体。王冕写过很多梅花诗，还写过一篇《梅先生传》，可见他是真的喜欢，他在很多梅花诗里总是出现西湖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形象，喜欢梅花，推崇林和靖这样的隐士。所以王冕的梅花诗中常常出现「西湖」「孤山」「林处士」及「疏影横斜」等内容，这是内心油然而生的追慕之情。
王冕的梅花图留下来的不多，但是每件作品都很精彩，构图、取景、手法都不拘一格，总不失为王冕自家手法，配上他题的梅花诗，更是相得益彰。他的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遗失和被毁，这是很让人心痛的事情。好在有不少著录和后人的题咏在，若有心整理，还是可以窥知其所制梅花作品的体量和情况的。像陈鸿寿的《题恬斋所藏王元章万玉图》之类的诗文作品，就通过文字展现了王冕绘画作品的相关信息。王冕画梅花的手段多被后人所追仿。其中明代的刘世儒、陈宪章、王谦等都是他的传人，今天也能看到他们的一些作品。清代金农、罗聘、汪士慎等也是深受他的启发和影响。可以说，后人欲画梅花，没有不以其为楷模的。
王冕对于篆刻的贡献也很大，一是他开始用花乳石刻印，这很好地解决了篆刻材料的问题。第二是他自己本身就是重要的篆刻作者，这是文人从事篆刻创作的先导。第三，王冕刻印，提出要取法汉印，他自己的作品也有汉印的遗韵。刘绩在《霏雪录》里记录王冕篆刻：「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以汉制刻图书来达到「古」的艺术效果已经为王冕所关注和实践。如果说，材料问题是文人士大夫得以广泛的参与到篆刻创作中来的前提，那么印宗秦汉则是篆刻学习的取法正宗，被视为学印的不二门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不可忽视。虽然「王冕死后一百多年，文彭才出世，只是由于当时无人传王冕衣钵，且不如文家声气之广，所以知道的人不多」。（沙孟海《印学史》）即使如此，王冕对篆刻的影响随着历史发展，越来越凸显出其里程碑式的意义。王冕的诗成就很高，尤其像「不要人夸颜色好，只流清气满乾坤」。是脍炙人口的名句。王冕的诗作在当时就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高度评价，刘基就说：「予在杭时，闻会稽王元章善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多称道之，恨不能识也。
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避地至会稽，始得尽观元章所为诗。盖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悃悃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刘基《竹斋集原序》）捧读王冕诗文，刘氏所述，堪为的论。纪晓岚在《四库提要》中说王冕在诗：「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祯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高视阔步，落落独行」为王冕之诗格，亦其之人格，而「元明之间，要为作者」，则其文学历史之地位坐标也。
王冕能达到「四绝」傍身，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才华不凡和品行玉洁的高士，更是因为他将自己融入在了这些作品当中，诗文书画不过是王冕的外化而已。其人格的力量往往寄托在这一点一画，一词一句之中。文人又喜以梅花隐喻君子，成为高士的形象代言。这些都在王冕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注：本文原载于《王冕—诸暨记忆之名人档案》原标题为“王冕‘四绝’高士”作者谢权熠。
《王冕史料集》全书正文厘订作十二卷，其中元代一卷、明代三卷、清代八卷；分列为元、明、清三代，部分编著者生活于易代之际，界定实难，按惯常而定。同一朝代中按编著者之出生年份为序排列，出生时间不清者，按推算酌定；事无巨细、言无轻重，凡涉王冕者皆録，以求其全。部分史料涉及王冕的仅片言隻语，或为求完整性，或牵涉他人，或能反映其地位，予以全部收録；部分文字见于王冕集中，如画中题跋之类，或能反映画之面目，亦予以收録；史料间偶有重複，或可见王冕之接受史，亦予收録，而非滥列，识者谅之；偶有篇幅较大、头绪过繁者，则辑者酌定节録之。史料中原有之按语、注文，按原古籍编排方式，均为小一号字；原书为避讳等已改的字、或有错讹，为保持原貌，一般不予改正；书中徵引前人诗文、文字与今见者或有异同，整理时未作改动；书中通常的异体字、俗体字等，一并径改作通行字。但类似同音假借字等，爲体现原作文字风貌，不作改动；正史、文集、笔记之外，尚有稗官小说中涉及王冕者，列于附録内，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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