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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1915——1974），我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他生前曾工作过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
《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顾准文集》的基础上，经过顾准胞弟陈敏之、作家罗银胜两位先生的修订增补而成，全书结构更显完整，内容更丰富翔实。这是一本写给自己以及中国未来的思想之书，宛如精金美玉，读来使人唏嘘不已，血脉贲张。在那个动乱年代，顾准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火种，是我们迄今为止无法不面对的一座山峰。
顾准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完全实现，但他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对于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前景，无疑还是没有用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中国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于1980年代逝世前郑重指出，他于1950年代在中国提出价值规律，是受顾准影响的。王元化曾评论说“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附文：
一、朱学勤：我们连“愧对顾准”都不敢说（节选）
1995年11月下旬，北京中国社科院召开一个小型会议，纪念顾准先生八十周年诞辰暨『顾准文集』研讨会。会议期间，两位七十岁老人回忆起孙冶方有关顾准的两件往事。一是孙冶方临终前交待，将来出他的经济学文集，在五十年代有关价值规律的那篇著名文章下面，一定要注明此文创意原出顾准，是顾准促使他第一次思考这一问题，由此引发当年那场大辩论，二是说他生前有一心事始终放不下，那就是顾准有一次曾经对他正色言道：“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以顾准与孙私谊之深，以顾准当时已是有罪待诛身份，顾准竟然有勇气直面此言，孙冶方至死都觉震撼。
有勇气对别人说出那样一段心事，这样的人本身内心无愧，能有这种“心病”的人是高尚的。七十多左右的那一辈老人，也许是目前大陆上尚能保存早年所受民主教育与人道底色的唯一一代人。
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陆学术与思想，恐怕称不上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与思想史。时而虚假繁荣，一哄而起，时而万马齐喑，遍野寒蝉，由此造成士人内心之畸型残破，大概只有起龚自珍于地下，重写一篇「病梅馆记」，方能描述。“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支，锄其正，遏其生气”,今天读来，都寒砌五内。大概在他们的中年时期对此存切肤之痛而不是其它感受，七十多左右的那代人回头重读『顾准文集』，方有梁启超所谓“初读定庵文集，如受电然”的强烈震动。不仅大陆，海外也是如此，林毓生说他读完『顾准文集』，热泪盈眶。
二十年后回头看，要找出顾准当年思想探险的的个别失误，确实不很困难。但是在整体水准上，那样的思想认识不仅属二十年前的先知先觉，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前瞻性。举一个例子：大陆知识分子今天控诉文革造神运动，大多还停留在波普尔所称「历史阴谋论」的水准，将造神运动的出现仅仅视作毛泽东及其周围群小的阴谋活动。有几人能超出此种由中国宫廷史知识背景薰陶出来的认识惯性，象顾准这样破壁而出，将此与一个更为悠远阔大的历史运动相联，上溯柏拉图，下抵斯大林，上下两千年，旁及古中西，如此穷根极底的大范围搜索？
思想与学术的巨人，还不只是一个知识境界能够支撑起来的。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将这段话比之于顾准，不是别人，而是顾准的女儿。那是一个女物理学家，至今还在海外。她是在误解父亲十年之后，阅读亡父留下的那一叠思想手记，痛哭失声，用记录物理数据的笔写下了上面爱因斯坦的一段话。我们有时觉得，一些人文学科的同行，在面对某些震慑内心的精神事件时，反而不及隔行在另一边的自然科学家那样直率，那样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愧对之情。
一则很久前就已听说的真实故事——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及大陆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象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能够想见当时一语既出，语惊四座的精彩情景。此话还是出自顾准的同龄人，又一次让人感叹。是的，只有敢于说“愧对顾准”的人，才是敢于以顾准为骄傲的人。他们这一代有顾准，足可弥补他们在漫长岁月里蒙受的那么多羞辱，死亦可瞑目。也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当代不是没有崇高，只不过是将崇高与伪教条混为一谈，然后以此躲避崇高。我们不敢说“愧对顾准”，哪怕小声地说一次都不敢，我们这一代恐怕就难以产生自己的顾准。
二、顾准之女驳吴敬琏是顾准传人：当年被其定为反革命
2015年是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百年。经济学家刘胜军先生发表的一通吴敬琏与顾准的言论却在网上激起轩然大波，揭发出许多尘封往事。顾准女儿顾秀林对称吴敬琏为“顾准精神衣钵传人”这一说法极度不满，并强硬回击。
在新浪博客中，顾秀林说，“因为今年是先父百年，他们正在把这个吴敬琏营造的市场经济‘圣人’顾准抬出来，掩盖他们扔的一地鸡毛。……顾准只不过是提出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就被以吴敬琏为符号的伪正统打击到死。”
顾秀林随后在微博上连发数弹：
“你们都去问问吴敬琏，从1957年开始批判顾准的是谁，后来定他反革命修正主义是谁，再后来当市场经济第一徒，从头到尾永远正确是谁？吴敬琏和顾准同一个研究室多少年？为何要到文革末期才知道顾准是奇才？这里面有什么不能讲、不想讲、至今也不讲的故事？ ”
此后，顾秀林继续说道：“消费顾准，成了你们的时尚啦。似乎他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能消费……”
“只看身份地位和帮伙人数，不讲历史，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分是非，不坚持原则，为今日江湖规矩。大讲5%隐瞒95%，还自称摆事实就是他们一贯的手段，吴敬琏陈敏之都这样。”陈敏之为顾准胞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大量顾准研究文献。
顾秀林是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顾秀林在网络上是著名的反转基因人士。在部分外界舆论看来，顾秀林思想倾向保守，并未秉承父亲思想解放先锋的精神气质。
顾秀林与吴敬琏、陈敏之等学者的芥蒂并非一朝而成。在1995年纪念顾准的讲话中，吴敬琏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同他断绝往来，‘划清界线’。顾准对这一点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
三、柴静：祭顾准（节选）
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一九六六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一九六九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五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从他身上理解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一九七四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十二月三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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