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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基本史料丛刊·文集卷 第四辑 (全 75 册) 2H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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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出版社:    线装书局
  • ISBN:    9787512017931
  • 出版时间: 
  • 装帧:    其他
  • 开本:    16开
  • 纸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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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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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分类:
      文学
      商品描述:
      明代基本史料丛刊·文集卷 第四辑 (全 75 册)
      作者: 翟清福
      出版社: 线装书局
      ISBN: 9787512017931
      出版时间: 2015-06
      定价¥52000.00 

      明史研究内容丰富,官修私撰史料素称浩繁,如何梳理资料对研究者是极大考验。蝠池书院为了向学人提供专题资料,联络相关专家订立了长期整理刊布明代史料的规划。2004年以来,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专家精心辑录整理了明代专题资料,以《明代基本史料丛刊》之《奏摺卷》、《边疆卷》、《邻国卷》刊印行世。数年以来,学界反应良好,能对明史研究有所助益,实偿出版者夙愿。近年清史研究因国家资助格外火爆,明史研究也亦得到更多关注。于是学界扩编、续补《明代基本史料丛刊》的呼吁成为本社加快原订出版计划之动力。为此聘用专家,广泛调研,此次推出《明代基本史料丛刊》之《文集卷》,包含的丰富内容可与本社此前刊印明代史料彼此核补,互相发明,希望能为考镜明代历史提供助力。

         本编以文集为主,兼收诗文集;纯诗词歌赋此处略去,留作文学史料另行刊布。明人文集分为别集、总集、文史三类,内容广泛,包括当政者的意见、见解、做法、政绩等等。体裁有诗、词、歌、赋、散文、记叙文等。也有些可归属史料范畴,如奏议、信札、传纪、墓志铭、家乘、典制考释、地理民俗等。明人文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个人的选集,经后人整理选编而成。名人文集往往具有全集性质。如归有光的《震川文集》30卷,别集10卷尽皆入选,内容庞杂,类似全集。另一种是把某一时期的奏疏收集起来的文集。明人的奏疏起着档案的作用。这部分资料后来成为《明经世文编》的内容。第三种是纯粹文学的集子,其中也有收集考八股、对策等。第四种是选编墓志铭、传纪等,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珍贵资料。这种文集在明代后期较多。

         总的看来,明人文集数量繁多,内容庞杂。据《明史·艺文志》所载,明人文集超过千部,近二万卷,另据《千顷堂书目》著录,有五千多明人文集,此外尚有漏而未收者。即便经过禁毁、轶失等,存世的数量仍很可观。这些文集与官书、正史、档案不同之处在于私人撰述少受政治形势左右,作者在所涉范围内能观察仔细,体会深刻,秉笔直言,也较真实。许多文集的作者担任过某地或某方面的官吏,他们就具体某地、某事所记所议,往往比官书要具体、深刻,可补正官书或正更的某些不足或错误。这对印证明代官方史料,研究明代历史,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试举数例可见明人文集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明代流民是明政府棘手的社会问题。周忱《周文襄公集》分析苏杭流民有七种去向:“大户苍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牵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居,僧道招诱”。据此可见流民形成渊薮。刘斌《刘黄门奏琉》分析产生流民原因,指出农民占田情况是上户五六亩,中户二三亩,其余是无地农民,其经济力量很弱,稍有天灾人祸就会成为流民。冯琦《冯北海文集》反映了农民大起义前期的社会状况,极言人民重税之苦,“贫富交困”,“兵饷两缺”,致使流离失所,铤而走险。明人文集中这些有关流民的资料对研究流民历史、安置办法及今日之移民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史记载皇庄、官庄发展情况不大明确,只是概数,而文集却提供了明人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如林俊《林真肃公集》中的有一篇调查报告,记正德前皇庄20多万顷,正德初又占去3万顷民田等等,共调查了380多处,各处数字都非常具体,是林俊本人亲自调查所记。夏言的《夏文憨公集》中也有“勘报皇庄疏”、“查勘功臣田土疏”等报告,为研究明代皇庄、官庄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江南赋税是明代国家经济突出问题。江南是明朝赋税主要来源地,又是漕粮主要产区。江南人民负担重,在于不均。王鏊《王文恪公文集》中写给李司空的《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本司空》信,专门谈吴中赋税,列举官、民田关系,谈到官、民田的赋税不均;还讲道三吴地区当时普遍存在的奇怪现象:该地区本来人多地少,有人弃地却没人敢要,原因在于要了土地就得承担按土地负担的赋税摇役。由此可见江南赋税的沉重程度。周忱的《双庄文集》在《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中引用他调查松江地区人口流失情况,指出苏松地区农民离开土地照样生活,这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发达,人们经营本领强,又有一种外力吸引农民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因而江南虽在重税下,经济仍然得以迅速发展。

         土田是国家根基,直接关乎政权的安危。霍韬的《渭崖文集》记载,洪武时有土田850万顷,弘治时420万顷,其间140年,土田额竟锐减一半;洪武初年全国户口为户1600多万,口6000多万,到弘治时只剩911万户、5000多万人口;此外又记载了九边军饷、贵族开支、三吴赋重等等经济资料。韩文的《韩忠定公奏疏》也谈到太仓银库的收支情况,指出各种支出的用途及得当与否,谈论国家经费的筹措支付。这些资料对研究明代土地资源消长、人口生息繁衍及其关系以及国民经济、金融管理的历史都是难得的资料。

         明代东南沿海常有倭寇出没,劫掠过往船只货物,骚扰沿海渔民百姓,成为沿海一大祸患。对这些倭寇是否纯系日本海盗,其说不一。文集中有很多记载可以佐证一二。如《郑开阳杂著》中说:倭寇之内十有七八是华人,不过借用日本海盗作掩护而已;说他们大多不懂日本话,多操浙江、福建口音,成份有流民、渔民。首领是徽州、宁波等地的奸商、罪犯和不得志的书生。当然也有真的日本海盗。他们熟知中国的治外法权,为免除居住大陆的家属遭受牵连就假日本海盗之名自称“倭”。明朝简单地把倭寇当做日本海盗只打不杀,反而越打越多。郑著认为,应当改变对待诱寇的政策,可开海禁,使他们找到职业,以从根本上消除倭寇。另外还对殖民势力东来的情况,如葡萄牙占据澳门的初期情况,也有许多记载。这些资料对研究明代海防、抵制殖民势力东来有重要价值。

         明人文集中对明代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及斗争也很重视,有很多记述。如张居正的《张文忠公全集》、顾宪成的《顾端文公全书》、熊廷弼的《熊襄憨公集》等。

         明人文集中有关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发展记载也比较详细。如梁铸的《梁襄端公集》中讲昌平县有一个银矿的生产经营过程。这些资料提供了16世纪中国矿业生产向资本主义经营转变的典型实例,对研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人文集还与明代年谱有密切关系,文集附刻本年谱在明代的大量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年谱编撰的成就。既显示了明人年谱重要的版刻特点,也表明宋元以后人物年谱功能的变化。

         明人文集中收录了很多墓志铭。、如归有光的《震川先生集》中记载了许多江南大地主的墓志铭,讲一家一户的发家史。作者还为许多小人物,如太学生、农村小暴发户等撰写墓志铭。其中涉及很多江南地方风俗、得罪权贵的后果、三吴水利、做官之难、倭寇殃民等等社会现象。

         明人文集中许多以女性为传主的碑传文。这些碑传文可分为碑志文、传状文和其他三类。这三类文献数量较多,内容广泛,几乎涉及明代女性的各个方面,它所包含的文献信息对明代的女性史研究有着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明人文集中有大量正史不记的珍贵资料。如明初陈诚曾奉使西域,他的个人文集《陈竹山文集》,对考察陈诚及明代西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为研究陈诚的家世、生平、交游、仕历明王朝的西域经略及《使西域记》的版本源流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中长期隐晦不清、久悬不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得以廓清。《辽海编》是明朝学士倪谦正统年间出使朝鲜返国之后,其子倪岳为其编刊的一部诗文集。其内容对《明史》和朝鲜的《李朝实录》、《燕行录》和中国的《朝鲜纪事》、《皇华集》等有补充价值。

         在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大变革中,作为“甲申事件”的见证人,李长祥在他的著述《天问阁文集》中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对以后的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都有一定影响,梁启超就很推崇这部著作。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文集中有很多“正史”所不载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南明”史的参考书。

         综上所述,明人文集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是作者的亲历亲见,伪造时成份较少;社会性强,内容丰富,体裁广泛。当然,明人文集受作者眼界、地位局限,所议不少失之偏颇,有局限性;文集的大多数重文轻史,这与直接的史料是有所区别的。总之,明人文集与档案、方志一样,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其史料价值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明人文集形成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时期社会环境对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众所周知,明太祖文禁颇严。然而时承元末的学风,文人士大夫们或敢于面对世事变革的现实,或避世而追求诗文唱和的雅兴,以一批由元入明的文人为先导,继之以一批后学,留下了为数颇多、质量较高的文集。例如宋濂元末曾受学于柳贯、黄溍,方孝孺受学于宋濂,师承有序。《明史·艺文志》所录撰于洪武、建文两朝的文集有140余种,其中不乏影响较大者。例如解缙虽入永乐朝,但《解学士集》主要诗文均作于洪武、建文两朝间,他属元末明初学风尾声之代表。

         再如刘基,至正二十一年,受朱元璋之聘参预机要,建有功勋,入明后官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被明武宗誉为“开国文臣第一,渡江策士无双”。但是有意思的是,细细研读其诗文,可以感到作为前元进士的刘基存在一种别样的很复杂很微妙的遗民心态。由此可见文集传达的信息要比其传记丰富。

         永乐以后,明朝文风渐趋沉闷,文集成为官僚地位的象征,在此时期著录的50余种文集中,以杨士奇《东里集》为代表的阁部大臣之作,成为当时文集之主流。此外较有影响的文集,有太子少师姚广孝的《逃虚子集》及《明史·艺文志》中未录的《逃虚类稿》六卷等。

         洪熙、宣德两朝,文集仅20种,较永乐朝而不及,成为明人文集的低谷。明朝禁锢文化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

         宣德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这时候的文集中既保持了永乐、宣德以来的身份特征,同时开始有一些名流、才子以及下野官吏的文集先后问世,文集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著名的有周忱《双崖集》、李贤《古穰集》及《续集》、倪岳《清溪漫稿》、后人辑佚的于谦《于忠肃集》。也有像刘溥、姚绶之类名流才子的文集,如《草窗集》、《云东集》等。又有像徐有贞那样罢职官员的文集《武功集》,还有著名学者薛瑄、吴与弼等人的文集《敬轩集》、《康斋文集》。在50余种文集中,能够包罗如此丰富的内涵,明人文集开始摆脱了那种官僚气,成为所有文人士大夫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

          这种变化的直接作用是明人文集在数量与范围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从成化到正德五十余年间,可考的明人文集已达200种左右。从数量上,已经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相埒,著作者的范围则更远,非前所能及。其中主要的文集有刘定之《呆斋集前稿》及《存稿》、《续稿》,周洪谟《箐斋集》及《南皋集》,陆釴《春雨堂稿》、罗伦《一峰集》、陈献章《白沙集》、胡居仁《敬斋集》、夏时正《留余稿》、陆容《式斋集》、桑悦《桑悦文集》、丘濬《琼台类稿》、李东阳《怀麓堂集》、程敏政《篁墩全集》、吴宽《匏翁家藏集》、何乔新《椒丘文集》、沈周《石田诗钞》、祝允明《怀里堂集》及《小集》、文徵明《甫田集》、王鏊《震泽集》、杨廷和《石斋集》、杨一清《石淙集》、章懋《枫山集》、李梦阳《空同集》、康海《对山集》、王九思《渼陂集》、何景明《大复集》、徐祯卿《迪功集》、王守仁《阳明全集》、黄省曾《五岳山人集》。

          到弘治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愈发明显起来。弘治初期因为孝宗与身边一批儒臣发起的整顿而暂时有所收缩,但是到弘治中期以后,这种收缩便不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孝宗曾经为此而感到苦恼与困惑不解。所谓明朝中叶才士的傲诞之习,便是以此为发端的,这种风气自然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明人文集当中。像祝允明、桑悦、唐寅等人,虽然未曾入仕,但均有文集行世。而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取士的日趋成熟,入仕必由科举,一些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将乡、会试三场试卷,亦多收入文集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气,丰富了当时文集的内容,并且为嘉靖、隆庆以后的明人文集开创了先例。

          嘉靖以后,进入了明人文集的高峰期,《明史》中将其分为嘉靖、隆庆和万历以后两个时段。从这两个时段明人文集的数量看,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左右,均近400种。这一时期,由于明朝人在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文集也进一步由官僚化走向了名流化。大多数文集不再是政治地位的炫耀,而是更加追求文人士大夫的本色。

          嘉靖、隆庆年间的著名文集有:罗钦顺《整庵集》、吕柟《泾野集》、杨慎《升庵集》、陆深《俨山集》及《续集》、边贡《华泉集》、王廷相《家藏集》、湛若水《甘泉集》、毛伯温《东塘集》、王以旂《石冈集》、黄佐《泰泉集》、聂豹《双江集》、黄绾《石龙集》、方献夫《西樵稿》、霍韬《渭集》、欧阳铎《欧阳恭简集》、夏言《桂洲集》、严嵩《钤山堂集》、欧阳德《南野集》、王艮《心斋文集》、王畿《龙溪文集》、徐阶《世经堂集》、李春芳《诒安堂稿》、范钦《天一阁集》、唐顺之《荆川集》、罗洪先《念庵集》、薛应旂《方山集》、李开先《中麓集》、杨继盛《杨忠愍集》、李攀龙《沧溟集》、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谢榛《四溟山人集》、汪道昆《太函集》、高拱《高文襄公集》、张元忭《不二斋稿》、徐渭《徐文长集》、归有光《震川集》及《外集》等。

          万历以后的著名文集有:张居正《太岳集》、张四维《条麓堂集》、俞大猷《正气堂集》、戚继光《止止堂集》、海瑞《海刚峰集》、申时行《赐闲堂集》、耿定向《耿天台文集》、顾宪成《泾皋藏稿》、高攀龙《高子遗书》、屠隆《由拳集》及《白榆集》、《栖真馆集》、冯时可《元成选集》、汤显祖《玉茗堂全集》、罗汝芳《近溪集》、焦竑《澹园集》及《续集》、袁宏道《袁中郎集》、谭元春《岳归堂集》、钟惺《隐秀堂集》、董其昌《容台集》、张采《知畏堂文存》、张溥《七录斋集》、黄道周《石斋集》、张肯堂《莞尔集》、艾南英《天慵子集》等。

          以上列举仅明人文集中一小部分略有代表性的而已,各个时期的文集因作者不同身份、立场不同而多有侧重。霍韬、张居正、戚继光等人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是政治人物与当时军政之关系;王艮等人则反映了泰州学派等学术思潮;顾宪成、张采等是晚明党社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的文集中带有浓厚的时政色彩;王世贞等人的文集则是明代史学的代表;还有袁宏道的公安派,钟惺、谭元春的竟陵派等文学流派;汤显祖的文集体现了一代传奇戏曲创作与反道学的思想。

          应该看到,明人文集皆属私人著述,举凡王朝政事、典章制度、经济生活、社会风俗、文人唱和、诗文酬答、书牍奏对、官员履历、对外关系、民族往来,宗教民变等等,内容庞杂。因作者身份不一,有在任政要大佬,有下野失意官僚,有居家乡绅,有寒士贫儒,彼此立场有很大差异;或庙堂水火,互相倾轧,所记内容,人各为说,避讳攻击并陈;也有囿于经历见闻,彼此抄袭,辗转相因,缺漏致多;还有为应付科场时政试卷,“书肆刊本盛行”,杂滥不精。因此,必须充分占有资料,经过梳爬剔离,然后才能辨真伪,定是非。
        
          本丛刊选用优质底本,依原貌影印,为研究者提供原始素材,不求越俎代庖,只愿取信读者;按朝代先后,编排刊印,以方便利用。版本信息,在目录中一一标注,以备考究;分辑推出,满足不同需求”。
          本辑主要是明嘉靖朝前期明人文集,主要收录了二十九人三十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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