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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河南大学出版社国学新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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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出版社国学新读本

  • 作者: 
  • 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 ISBN:    9787564924577
  • 出版时间: 
  • 版次:    1
  • 装帧:    平装
  • 开本:    16开
  • 出版时间: 
  • 版次:  1
  • 装帧:  平装
  • 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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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分类:
      历史
      品相描述:全新
      河南大学出版社官方正版图书
      商品描述:
      《贞观政要》/河南大学出版社国学新读本
      作者:苏士梅 注说
      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2月 第1版
      书号:9787564924577
      定价:43
      开本:16
      CI P分类:D691.5
      分类:国学新读本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进行注说。书中共分通说和简注两部分。通说部分主要对原著的作者、成书过程、原著的基本内容、历史影响等作了简要介绍,并讲述了如何读这本原著。简注部分主要帮助读者疏通文字,对难解的文字进行注释,并兼顾校勘。以期为中等文化的读者提供一个集学术性、科学性、通俗性、可读性为一体的读本。

      【精彩书摘】
      本文节选自《贞观政要》通说
      文 | 苏士梅

      《贞观政要》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政论性史学著作。它全面总结了唐太宗的治道与实践。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是封建时代太平盛世的典范。唐太宗以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治道资源,包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史为鉴的反思精神、仁义诚信的治国方针、民为邦本的民本情结、选贤任能的人才战略、从善如流的为政风格以及先正其身的安天下之道,等等。深入挖掘和批判继承这些文化资源不仅具有精神传承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性的启迪意义。今人阅读《贞观政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汲取营养。

      (一) 学习吴兢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锲而不舍的史学精神

      《贞观政要》告诉我们,吴兢是一个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锲而不舍的史学精神的人。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晚年,他对政治充满热情,对社会抱有强烈的理想和关怀,一生孜孜于钟爱的史学事业。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吴兢的仕宦经历,年轻时代的他“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在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举荐下入直史馆。入仕后,吴兢一方面献身于史学事业,另一方面对社会和政治抱有强烈的关注。吴兢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首先体现在其撰述史书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作为史学家,吴兢的政治意识非常强烈,他既治史,又从政,他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关心历史的命运,自欣然执笔写《贞观政要》至《上贞观政要表》,表现出旨在讽谏和积极问政的态度。诚然,中国史学家大多有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不少优秀的史学家都具有饱满、深沉的政治情怀。但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上是特别突出的。首先,唐代史学家把撰修前朝史不仅看作史学工作的一部分,而且看作政治统治的需要。唐王朝建立不久,天下尚未安定,武德四年(621年)史学家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建议:“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令狐德棻的建议,在反映唐初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情怀方面,是有代表性的。被时人誉为“当今董狐”的史学家吴兢,其政治意识和历史情怀更加强烈。吴兢撰写《贞观政要》并把它献给唐玄宗,其本意在《贞观政要·序》和他的《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很真切。他在序中写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谟谏奏”的词理,都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只要君臣“克遵前规,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撰述宗旨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显然,《贞观政要》虽然只是一部历史著作,但我们从中深深地体会到了史学家吴兢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

      吴兢的社会责任感还表现在为官期间不避身危多次进谏上。关于吴兢的进谏,史书中保留下来的主要有以下几次:《上中宗皇帝疏》《上谏畋猎表》《上玄宗皇帝纳谏疏》《大风陈得失书》《请东封不宜射猎书》《请十铨试人表》等,其中《上中宗皇帝疏》《上玄宗皇帝纳谏疏》都是在政治环境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吴兢不顾自身安危冒死上疏的,这表现出了其作为诤臣的优良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据《新唐书·吴兢传》记载,神龙中(705~707年),吴兢为右补阙。节闵太子难,奸臣诬构安国相王与谋,朝廷大恐。在当时这种极其恶劣的政治斗争中,身为谏官的吴兢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痛斥冉祖雍等人诬陷相王的阴谋,最终使中宗念及兄弟亲情,改变主意,避免了一场宫廷杀戮。开元五年(717年),吴兢的《上玄宗皇帝纳谏疏》也是冒着杀头的危险而进奏的。玄宗初立,收回权纲,锐于决事,群臣畏伏。吴兢直言正谏曰:“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危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并指出:“古者设诽谤木,欲闻己过。今封事,谤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于国。使所言非,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并用唐太宗纳谏的故事相规诫:“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尝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黏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与圣祖继美乎?”吴兢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吴兢上述几次进谏,分别在不同的职官任上,说明其处处以国事为重,不惧安危,不计自身名利得失,这种敬业精神和为国事分忧的责任担当难能可贵。

      吴兢锲而不舍、直书实录的史学精神也值得后人敬仰。年轻时的吴兢就以“少厉志,贯知经史”而闻名,这种刻苦勤学、博通经史的经历为他后来的著述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在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吴兢因“才堪论撰”被重臣举荐入职直史馆,著国史。此后近30年,虽历多次职官变化,但史学著述一直在继续,其间遭遇父母丧而辞官居家也还是“匪忘纸笔”,开元十七年(729年),出为荆州司马,也随身携带史稿。及至后来出为台、洪、饶、蕲等州的刺史,吴兢也在不断著述,“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他的直书精神至今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吴兢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看,因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他在《乞典郡表》中称,“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此时,正是张说以并州长史兼修国史之际。张说修史“志在粉饰盛时”,吴兢志在“直书”“实录”,水火不相容。吴兢在辞职奏表中所说的“久妨贤路”,当与张说兼修国史不无关系。吴兢修《则天实录》时曾回绝权贵张说屡求“删削数字”的请托,并明确地回答张说:“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吴兢渺视权贵、坚持直书不讳还体现在对武三思等人的抵制上。开元十四年(726年),吴兢在给唐玄宗的奏疏中揭示了这件事情的原委。他说:“臣往者在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在武三思等人利用权势对修史工作任意进行践踏的时候,吴兢却洁身自好,不阿附权贵,不与世沉浮,并能以极大的毅力和奋发的精神“潜心积思”,分别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体例撰写唐史,那就是已经遗失的《唐书》和《唐春秋》。这也是吴兢坚持直书的一种方式。“世谓当今董狐”,时人对吴兢的评价还算中肯。
      吴兢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史学事业的挚爱和执著,对实录直书精神的坚守和践诺,即使在今天,也还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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