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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法西斯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的两个发言1972年

作者: 季米特洛夫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58-12
版次: 1

印刷时间: 1972-06
印次: 2
装帧: 平装

作者: 季米特洛夫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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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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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国际共产主义的杰出活动家。周恩来的老师。在他主持共产国际的8年中(1935年-1943年)，帮助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指定了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导人。1949年，他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还没实现，就突然死在苏联。
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做领袖

说十二月会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也许会引起一些异议。事实上，十二月会议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对于时局的宣言，极力向蒋介石表示合作诚意，却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冷遇。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描述说，王明这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而蒋介石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各级领导人不能不渐渐有所觉悟了。

其实，到1938年2月底开政治局会议时，王明自己也承认：“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人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即使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会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从这一形势看，他承认“确实过去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弄得蒋介石以为可以取消共产党，在《扫荡报》上向我们进攻，说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一个党等，想用民族统一的口号制服我们，迫使我们不得不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进行反击。

可以看出，对国民党抱有太多幻想的王明在武汉呆了几个月之后，也已经或多或少地感觉到，简单地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架式，远不足以让蒋介石放弃取消共产党的企图和尝试。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后来谈到的那个十二月会议以来想要改造国民党的“错误”，到这个时候就告一段落了。从十二月会议关于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的方针出发，中共领导人仍旧相信两党关系还有进一步改善与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也对团结改造国民党的可能性抱以很大的热情。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就特别强调说：我们要看到国民党在开始改革，并且在酝酿改组，它必须也可能通过改革清除腐败。大革命以前它就是通过改组，增加新的成分，才壮大起来的。今天，有蒋在，改革就有可能，“我们便要利用蒋进行顺利的改组”。

任弼时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里，也清楚地写着：“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我党对国民党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严重缺点”。大家认识到，“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国民党内开始产生改进自己组织的要求和趋势，而对国民党的改进与复兴采取赞助的方针，使国民党内能增加新的进步的成分。”不仅要共同抗日，还要争取共同建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季米特洛夫仍旧强调“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主张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条件下“继续拥护蒋，拥护国民政府”，但当他得知蒋介石否认国共合作，竭力取消共产党的种种企图之后，却又开始突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拥蒋并不等于不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十分欣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够在国民党挤压和日本人大举进攻这种“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还特别告诫中共中央，不仅要努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自己的军队，而且可以适当地提出民主的要求。

但无论如何，一直到1938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十二月会议以来过高估计国民党改造的可能性的倾向并没有被根本消除。毛泽东仍相信：“现在国民党在抗战中可能由内部发生变化，要找新的力量，执行新的政策，因其阶级基础变化等等，国民党有变成民族革命联盟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公开承认“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宣布“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而且提议“将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承诺共产党必定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绝不组织让国民党害怕的“秘密党团”，绝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对于毛泽东这时在政治局内和公开场合的这种态度，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他为应付莫斯科而施展的一种策略和做给外界看的一种宣传手段。

这样一种期望，这样一种态度，可以说仍旧是属于被毛泽东后来否定了的那种“错误”。只不过在七大上，毛泽东很坦率地承认“这件事，我们似曾犯过错误”，而后来人们渐渐淡忘了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两个字。

既然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都还处于一种摸索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主张，为什么他与王明之间还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有必要提到王明1941年10月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这样解释抗战一开始这段时间他与毛分歧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造成，是因为他“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想不到请示中央。

这个解释，多少有点轻描淡写。但从1937年12月王明赴武汉工作，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他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更多地表现为王明与中央书记处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很重要的还是如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问题，即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这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不经过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甚至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如王明刚到武汉，就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个人名义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谈话；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递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而把延安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弃之如屣。与此同时，王明等还不经延安同意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张浩(即林育英)在延安关于统战策略的讲演纯属伪造，并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拒绝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恢复毛等中共党员国民党党籍的决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竟至发展到公然否认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的地步。比如，王明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公然拒绝在武汉发表毛的《论持久战》；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地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并且不是采取协商的态度，而是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进行批评；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出版；不经延安同意即公开发表声明否认张闻天是中共总书记，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以个人名义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做总结，甚至公开发表；以陈(即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意见；反对毛泽东关于应当赞助国民党组织三青团，争取各党派共同加入的主张，等等。特别让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又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公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毛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早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对王明必欲在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设一个“书记”的职务感到疑惑。王明此后的种种作为，或者打着“使(毛)威信更大”的幌子，或者强调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能不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书记处其他领导人深感不满了。毛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王明的所作所为，确实与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风有相当关系。但不可否认，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这位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政治上未必没有某种野心。像他一面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面暗中请在武汉的苏联人把他对毛《论持久战》的批评意见转达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说明他内心其实并不真心尊重毛的领袖地位。

好在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还是根据王明自己的提议，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据任弼时后来介绍，当他在莫斯科汇报党内情况时，关于王明的问题并非是他提起的，倒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主动向他提出询问。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二是问王明是否总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说，当时季米特洛夫听了之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季米特洛夫早在派王明回国前就告诫过王明：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很好地学习，不要去争当领袖。

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那个扶植王明上台的有犹太血统的俄国人米夫，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反革命，这时已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

随着任弼时在1938年春赴苏汇报谈及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已经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了。在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

1939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会上，康生、陈云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军事领导人也在会上发言，称赞毛十年来“基本上是正确的”，肯定毛是中国党当然的领袖，并且说：“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拾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在这次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中已迅速形成推举毛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就连王明也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急忙再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就形式而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其实还没有能够根本解决毛泽东的领袖名义问题。由于共产国际指示中没有明确提到应当由毛任总书记，仍在名义上负总责的张闻天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曾经向毛提过这个问题，在毛表示推辞后，自己也就没有再提了。出现这种犹豫态度的原因，是因为那时自己还不了解使毛泽东同志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对于党的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有何等伟大的意义。因此，当时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而把这件事轻轻放过去了。

不过，从莫斯科很快转发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并再度专文发表介绍毛生平的传记等情况来看，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在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据他回忆说，到了1939年春，他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了。进入1940年，他更明确承认毛应当是党的领袖，故几次提出让位的问题，并且在实际上把总书记的各项权力统统交给毛了。

当然，不能不提到的是，到了六中全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当多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了一些不同于十二月会议的认识了。毛泽东虽然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改革，主张“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但他很清楚，国共两党“这种合作是带勉强性的(不自由的婚姻)”。他说，我们的实力不大，一时还不能与国民党取得平等地位；要实现真正的合作，必须要争取实力对比上的变化，从不平等走到平等。只有到共产党成为战争的决定因素，才能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既要发展实力，就难免要有磨擦和斗争；没有斗争，就不能发展统一战线。统一和斗争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被放弃了。因为正如张闻天和刘少奇所讲的，在中国不存在法国那样的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中国就等于一切要经过蒋介石，这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同样，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发展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共中央下一步工作的重心。结果，国民党不可避免地要加剧其反共、限共的倾向，从而引发更激烈的斗．争。随着这种斗争的力口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想改造国民党其实是一个“错误”。

所有这一切，都与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如果那时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而是指定王明为中共领袖，可以想见，这对中国共产党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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