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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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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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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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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023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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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24-03
售价
￥
96.30
7.5折
定价
￥128.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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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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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天瑜，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荆楚文库”总编（之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台湾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思想史、地域文化史研究，创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和叙述框架，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史学科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其中国文化生态论、中国文化特质论、元典精神论、新民本论、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学说影响深远。独著和合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华元典精神》《“千岁丸”上海行》《新语探源》《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中华文化史》《中国古文化的奥秘》《解构专制》《晚清经世实学》《辛亥武昌首义史》等，结集为《冯天瑜文存》20卷。
目录
自序
导言
一、“制度”界说
二、制度的结构性功能：“制度决定论”并不可取
三、中国史学的制度考释传统
四、制度生成机制比较（甲）：中与西
五、制度生成机制比较（乙）：中与日
六、以“社会形态说”观照制度史
第一章 周制来路
一、古制分期
二、“天下为公”的“大同”
三、酋邦制与“尧舜禹”崇拜
四、夏制：“大人世及”的“小康”
五、商制：“王神与共”·君治建构
六、殷周因革（甲）：“共主”进为“君主”
七、殷周因革（乙）：“神治”到“德治”，“先鬼重巫”到“人文化成”
八、东周—两汉：《三礼》等阐释周制文本集成
……
内容摘要
本书为冯天瑜先生遗作，综合了冯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历史研究的心得。本书题作“周制与秦制”，并不是狭义上“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指自周代至晚清，历时三千年的周制文化、历时两千年的秦制文化，虽有多种变态、解构，但一直没有缺位于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在中国制度文化进程中，“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文化的一对基本范畴，切近历史枢要。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朝廷和士大夫都曾争论不休，在秦初、汉初、唐代、明清之际，论战尤其激烈。几千年来的政制实践中，呈现出二制起伏的现象，周制与秦制不断转变，代有轮替。不过，历代帝王术的基旨中，则是霸、王道杂用，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该书对周制和秦制这两大制度文化遗产的优劣做了简要评述，主张摒弃周制和秦制的负面内容，鉴取其优秀可取之处，同时吸收外来制度文化的可取之处，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服务。本书对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梳理，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两个结合”指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大有裨益。
主编推荐
（1）为什么关注制度？制度是人类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自创的相对稳定、用以实行的规则、法令、礼俗和认知结构，通过传统性、强制性（渐趋自觉）势能，规范社会运作与走向，导致“路径依赖”。制度的长短优劣及其改善之道，应当受到历史的、批判性的特别关注。（2）周制、秦制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制度史历程繁复错综，原始氏族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且不深议，自跨入文明门槛，确立权位世袭的王朝政制以后，三千多年的社会制度，略分周制与秦制两大系统。宗法封建制行“王道”，成形于西周，变态于东周，传世三千年；君主集权制酝酿于春秋战国的列国之间，定格于秦代，行“霸道”，辅以“王道”，传世两千余年。故中国制度史似可作这样的纵向分类：“中国传统社会”前期行周制，天子与贵族分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国人制衡，是一种间接的、相对柔性的君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行秦制（汉以降兼采周制），天理、贵戚、官僚、乡治虽约束王权，但臣民终究归附于皇帝威权之下。秦汉及以后列朝实现“王权支配社会”（中有跌宕起伏），至明清方全方位达到直接的、刚性的皇权专制。秦汉以降，由皇帝直辖的科层制官僚系统取代分权贵族政治，日趋刚性化的皇权掌控社会，但柔性君权的周制并未消弭，或隐或显地在朝廷乃至社会基层（村社）延绵推衍。两汉以至明清，秦制呈显性，周制呈隐性，而在观念领域则阳儒阴法，周秦二制彼此颉颃又相互为用，综合为一种“霸王道杂之”“儒表法里”的汉制，铸造了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3）中国制度演变的两次战略性变革第一次大更革（周制演为秦制）发生于周秦之际，在生产力进步（牛耕、铁制农具使用）、生产关系演化（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取代土地占有是政治特权的领主经济）推动下，世袭贵族式微，军功新贵、参政士子崛起；“天子与贵族分权”的宗法封建制，演为“帝王通过朝廷命官统辖庶众”“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君主集权制。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秦制为显、周制为隐；观念文化层面情形似乎相反，“从周”的儒家为显，“从秦”的法家为隐。周秦两制彼此博弈，互动互渗，共构以地主经济、王权政制为内核的中古—近古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形态第二次大更革发生在清民之际。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工业文明降临，西学东渐，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伴随西制的楔入，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结构渐趋解体，发生社会形态的近代转型，周秦二制综汇而成的社会制度体系是此一转型的基点。近代制度（无论冠以多少名目）并非单凭某些政治家、思想家“设计”出来，而是在历史演进、中外互动中渐次形成的，是在对周秦二制承继与解构过程中得以重建的。故而清理并反思周制、秦制，须置之于文化生态演化的背景下进行，这是今人探讨制度问题不可旁贷的一项“共业”。（4）托古改制、回到三代周秦之际，周制已然衰微，秦制勃兴，但周制的影响力并未消失，它作为秦制的比较物，每每成为两汉以降儒者修正现实制度弊端的参照系。更有甚者，还试图依古样复原周制，西汉末年的王莽便是典型。秦汉以降列朝皆出现过统治危机，不断有儒者吁求复兴周制。继王莽改制以后，又陆续有多起制度更革，其中有名者是“王安石变法”。“两王”变制的共通之处在于：变革者皆托周制之古，作“仿周”设计，试图克服现实的社会危机，结果却适得其反，社会危机反而被激化。个中因由值得反思。（5）传统制度文化的双重性周制与秦制构成中国制度文化的传统主体，而传统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周制的宗法属性、秦制的君主专权的独断性，皆给中国社会进步造成严重障碍；另一方面，传统又源源不竭地提供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源，是人们赖以前行的地基，三千年的周制、两千年的秦制，经过改造、更新，滋养着今人今制，又约束着今人今制。制度前行，依凭对过往历程的再认知及继承间的改造，在扬弃中螺旋式上升，此即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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