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詠绝句《组诗》线装一册.作者印章赠本 详情 品相 版本如图 实物拍照 货号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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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詠绝句《组诗》线装一册.作者签赠王燕玉，原名世朴、景明，贵州师大历史系教授、研究生导师，贵州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贵州省遵义县新舟镇禹门乡龙渊村人，1923年9月(农历癸亥年)生于遵义(今红花岗区)老城协台坝别宅，2000年9月1日病逝于贵阳，享年78岁。
在五十年的教书生涯中，王燕玉从一个旧时代出来的知识分子，成为新社会的人民教师，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人民的教育事业中，以饱满的热情和渊博的知识，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特别是在贵州师范大学(原贵阳师范学院)期间，他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古代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带出的研究生、专任教师已成为学校教学科研骨干。对所授课程，他均认真准备，从不马虎了事，讲课时严肃、审慎，但也不失风趣生动，是受欢迎的优秀教师之一。在上课期间编制的辅助教材《中国历代官制分类考表》，不仅为本系学生提供了参考，而且还被贵州大学等文科院系学生翻印学习。王燕玉先后担任历史系中国历史文选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81年晋升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成为贵州自改革开放以来较早的、既有教学成绩又有学术成果的教育家、史学家。他积数十年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而编著的《中国历史要籍介论》一书，是高校历史系主要教材。该书不同于国内同类书籍之处：一是撰写《经释》、《子释》、《史释》三篇于先秦要籍之首，以便读者依此顺读。二是对所选要籍的评价与他书不同，如认为《宋书》备体优志、文论缜美，应属优秀作品；《后汉》、《三国》体既不备，事多曲笔，只应居于中等。三是对所选要籍之作者，进行详细介绍，评论中肯，如玄奘、康有为、章炳麟等，以大篇幅予以介绍，读完后感觉犹如一部史家传论。四是主张对文献要通读，然后再作评述。因而是书命名为“介论”，不仅为高校所用，亦是其他文史工作者必备之书。
王燕玉曾说过：“我辈生活在贵州，做学问取资料可左右逢源者，莫如地方志。”又说：“在贵州研究贵州问题，犹如以我土特产精品取胜。”其语看似平常，实则有深意。20世纪70年代，王燕玉就开始地方文史、方志研究，至80年代和90年代初，成绩斐然，成为贵州地方史志的先行者，而他也为地方文化事业付出后半生的大部分精力。这一时期他对地方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方志综论稿》、《贵州史专题考》、《通鉴黔事辑证》等书的出版和《夜郎沿革考》、《方志刍议》等一系列论文的发表。1977年刊载于贵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的《夜郎沿革考》一文，开当代贵州史专题研究之先河，活跃了贵州学术界开展夜郎等古史研究的气氛。20世纪80年代，我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方兴未艾，贵州省、地、市、县修志工作同步进行，王燕玉论方志的论著，给贵州乃至全国的地方志工作者极大的帮助，使许许多多不懂地方志的文史工作者，逐步地成为编纂地方志的行家里手，而贵州新地方志的编纂也步人全国前列。除在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外，王燕玉还积极参加了《贵州省志》、《贵阳市志》及部分地区、市县和专业志的实际指导工作，为贵州省新编地方志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和主张。他先后担任过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委员，贵州地方志协会副会长、顾问，贵阳市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贵州省志《交通志》、《水利志》和一些县、市志顾问，为贵州新方志的发展付出了辛勤劳动，受到方志界同仁的尊重。
研究贵州历史最难莫过于明代以前，缺乏史料稽考。王燕玉以深山探宝精神，参研古籍，考证史料，发表一系列文章，其中《夜郎沿革考》一文，启贵州学术界研究地方古史之风，亦是王燕玉本人研究方志文章、专著陆续发表出版之始。1980年，他将已发表过的研究贵州史地人物之论文《殷周鬼方辩》、《“黔”字所系的地望沿革》等择其重要者合为《贵州史专题考》一书出版，即为当时史志界学人所欢迎，顷刻告罄。1986年，经修订增补后共18篇文章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再次结集出版发行，成为治贵州史地人物者必备之参考书，被誉为贵州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书研究时空上起殷周，下迄明清，内容包括地理沿革、重要史实、民族成份、历史人物各方面，其特点：争议处则慎重表明自己的见解，征采必求广博，剖析必究根源，考订必辩其伪，佐证必定一是。《贵州史专题考》虽出版于80年代，但其影响已不止于当时而延展于本世纪贵州史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中国地方史、区域史研究的贡献。王燕玉书中有关鬼方、夜郎等问题的提出，在贵州学术界引起的争论和不同见解，活跃了贵州的学术争鸣，则是这本书所起的另一作用。同一时期相继出版的《贵州明清文学家》和与师大同仁共同编著的《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等，已成为当代贵州地方史研究书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高校的教学工作者、研究者，王燕玉以扎实的文史哲功底，也进行中国古代史、古文献学和汉语言文学的研究。1989年编著由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后来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在1998年正式出版的《中国文献学综说》一书，则是王燕玉对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书集历代对历史文献研究之大成，而“弥缝旧厥，自创新论”，被学术界誉为同类撰述中上乘之作。
近三十年的文史研究和成果，几乎遮掩了王燕玉纯厚的中国文学功底，实际上他的诗词文赋成就在同一代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既治经以通诗，又好文而喜咏”。从五岁发蒙作诗吟对起，至1993年止，数十年间，王燕玉共存诗词及联语文章一千余首(篇)(见自编《紫巢诗词文集》)，在久卧病榻的最后几年里，还写下歌颂香港澳门回归、国庆五十周年的诗篇。弥留之前一个月，写的一首《颂丁宝桢》七言绝句：“文臣政绩耀黔中，诛佞治黄并义功。直说足惊边方士，馨香百世应崇隆。”遂成绝笔之作。
王燕玉作诗填词，亦选诗编诗评诗。他积四十余年时日，断断续续编选的《中国历代诗词》，以不同于历代选家的方法，选出历代诗人的不朽之作，达数十万言。既方便初学者和爱好者在师长指导下选择性地阅读，“各取所需，无憾遗缺”；又可使有一定水平的人在原有基础上依时代浏览，“各展所长，无虑艰困”。
王燕玉学术根底深厚，治学态度严谨审慎，著述丰赡，硕果累累，研究范围广泛，其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已达化境，所遗《吊屈原赋》、《时对》等十余篇文章，包含了中国古文之“唐宋正言体”、“楚辞体”、“汉文体”、“骈文体”、“散文(唐宋、魏晋两种)体”、“明清四六体”、“明清小品体”、“书序文”、“考介文”诸体，可称为纯真纯厚汉文化之表现。除上述已刊之著作外，王燕玉所遗未刊著述，还有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家生平及其艺术成就的《中国书法家传论》，有用文言文撰写的《陶渊明传论》，有总结其本人一生治学体会的《治史管窥录》等约百余万言。由于一生成就，王燕玉被收人《中国历史学大辞典》、《中国当代文艺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中国现代书法界名人辞典》等。王燕玉一生淡泊名利，服务教育，潜心学术，深得省内外学人器重和学生爱戴，“立雪共程门敦品励行称硕彦；培桃临学府著书立言冠同曹”，“词苑为先尊；德才启后人”，“生亦泰斗死亦泰斗；字满神州德满神州”等师生亲友在告别仪式上悬挂的挽联挽诗，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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