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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三民版  梁满仓、吴树平等 注译《新譯三國志》(全6册,荷蘭进口布面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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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台湾三民版 梁满仓、吴树平等 注译《新譯三國志》(全6册,荷蘭进口布面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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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定价3000台币

  • 作者: 
  • 出版社:    台湾三民书局
  • ISBN:    9789571457918
  • 出版时间: 
  • 装帧:    精装
  • 开本:    16开
  • 作者: 
  • 出版社:  台湾三民书局
  • ISBN:  9789571457918
  • 出版时间: 
  • 装帧:  精装
  • 开本:  16开

售价 650.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2-03-08

此商品已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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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分类:
    文学
    货号:
    9789571457918
    商品描述:

    本书定价3000台币


    陳壽所撰《三國志》共六十五卷:〈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三國時代,羣雄逐鹿,人才輩出,政治、軍事、外交上的風雲變幻,高潮迭起。陳壽以其優異的修史才能,善於掌握材料,剪裁有序,編次得體,敘事出色,文筆簡鍊,精彩記錄此一風雲時代的真實面貌,被譽為是繼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後的史學大家。《三國志》也成為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一部傑作,超越早出的魏、蜀、吳專史,更淘汰晚出的有關三國的史著,而流傳千古。本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十數位歷史學者共同注譯,以集校注大成的清盧弼所撰《三國志集解》為底本,校以其他善本,注釋汲取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菁華,導讀、研析深入淺出,實為閱讀與研究《三國志》最佳之佐助。



    梁满仓,生于1951年,河北涿州人,当代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业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隋文帝杨坚》、《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合著)、《武侯春秋》(合著)、《中国历史图说·魏晋南北朝卷》(合著)、《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等。正从事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

     

    吳樹平  山东平度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3年前在中华书局任职,主持学术刊物《文史》编辑工作。

    书稿代表作有《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出版)、《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东观汉记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合著,北京出版社出版)、《二十四史简介》(中华书局出版)等,编辑《二十四史外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画谱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等数十种文献资料,或独自或主持注译、整理古籍数十种。



    導 讀

    一、陳壽的生平與《三國志》的結構《三國志》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生於蜀漢建興十一年(西元二三三年),卒於晉惠帝元康七年(西元二九七年)。 

    陳壽早年受學於同郡著名的史學家譙周,攻習《尚書》、《春秋》三傳,精讀《史記》、《漢書》,聰敏機警,屬文富豔。在蜀漢時,曾為衛將軍主簿、東觀祕書郎、散騎黃門侍郎。他為人正直,宦官黃皓專權,朝中大臣曲意阿附,陳壽卻不去逢迎,因此一再受到譴黜。他居父喪時,患有疾病,讓侍婢調治藥丸。按照當時的封建禮教規範,是不允許的,由此引起了鄉黨的貶議。蜀漢滅亡以後,陳壽多年被排斥在仕途之外。

    魏元帝景元三年(西元二六二年),蜀漢滅亡,過了兩年,司馬炎奪取了曹魏政權,建立了晉朝,陳壽時年三十三歲。司空張華是個愛才的人,十分賞識陳壽,認為他雖然不能遠避嫌疑,但揆以情理,不應受到貶廢的懲罰。於是陳壽被舉為孝廉,領本郡中正,官佐著作郎、著作郎,又出補平陽侯相。晉武帝泰始十年(西元二七四年)以後,他又回到京師,在中央機構擔任著作郎。

    陳壽撰成《三國志》一書後,更加受到張華的賞識,準備推薦為中書郎。權臣荀勗忌恨張華,自然對陳壽不滿,再加上《三國志‧魏書》不符合荀勗的意願。所以,荀勗極力排斥陳壽,授意吏部把陳壽調任長廣太守。長廣郡郡治在不其(今山東即墨西南),其地遠離京師。他以母親年老為藉口,辭官不就。鎮南大將軍杜預即將離開京師赴任時,上表薦舉陳壽,說他知識通博,可任散騎侍郎。正巧皇帝剛剛任命壽良擔任這一職務,便改任陳壽為治書御史,成為皇帝左右的侍從官員。這是陳壽一生中擔任的最重要的職務。後來他在母親去世時,辭掉了這一官職。陳壽母親臨終前留下遺囑,要把她埋葬在京師洛陽。陳壽遵照遺囑辦理,遭到世人的非難,認為不把母親歸葬故土蜀中有違禮教,由此又蒙受了貶議。過了幾年,起用為太子中庶子,沒有就職就病逝了。

    綜觀陳壽的一生,仕途並非一帆風順,前後兩次出現坎坷,沉滯累年。凡是官場人物的升降進退,總是與政治氣候息息相關。西晉政權與曹魏政權有著直接的承襲關係,陳壽是蜀漢文士,到京師做官,等於是外來戶,總會受到有意或無意的排擠。西晉朝政紊亂,派系林立,權貴恣肆。陳壽的從政道路受到了這股政治洪流的衝擊和阻斷。

    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創造了多種史書編撰體例,主要有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紀傳體三種。紀傳體創始於西漢司馬遷撰寫的《史記》。這種史書體例以本紀和列傳為主體,本紀按年月次序記載帝王的言行政績,兼述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排列在全書之前。列傳主要是各類代表人物的傳記,在全書中篇幅最多。陳壽撰寫《三國志》就是採用了紀傳體。

    《三國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魏書〉由「紀」、「傳」兩部分組成,紀包括〈武帝紀〉〈文帝紀〉〈明帝紀〉〈三少帝紀〉四篇,傳以〈后妃傳〉居首。〈蜀書〉和〈吳書〉只有傳而無紀,傳在順序排列上,猶如一部獨立的紀傳體史作,居首的是兩國君主的傳記,以及與蜀、吳有承襲關係的人物傳記。〈蜀書〉把劉焉、劉璋傳放在最前面,其後便是〈先主傳〉〈後主傳〉,再接以〈二主妃子傳〉。〈吳書〉以孫堅、孫策二人傳記居前,後面便是〈吳主傳〉〈三嗣主傳〉。與〈魏書〉〈蜀書〉不同的是,〈吳書〉於諸君傳記之後,沒有以后妃傳相接,而是排列了一篇一般人物的傳記,然後才是〈妃嬪傳〉。就一般的紀傳體史書通例,妃嬪傳大多數安排在帝王專篇之後。有志、表的,排除志、表,也與帝王專篇銜接。這是封建時代等級制度和倫理綱常的真實反映。〈吳書〉中〈妃嬪傳〉的這種編排方法是特殊的一例。

    二、三國鼎立的形成與時代格局東漢末年,黃巾起事失敗後,中央朝廷已無法維持對全國的統治。在京師,外戚和宦官的鬥爭熾熱化。少帝劉辯繼位,握有實權的大將軍何進聯絡袁紹,起用名士,處死統領西園八校尉軍的宦官蹇碩。又讓并州牧董卓進京,協助他掃除宦官餘孽。宦官乘機殺死何進,袁紹又把宦官一網打盡。董卓旋即統兵進入京城洛陽。

    董卓專權施暴,本來就盤據一方的州郡牧守,紛紛以討伐董卓為名,各樹一幟,擁兵割據。獻帝初平元年(西元一九○年),以袁紹為盟主的關東同盟軍進屯洛陽周圍,董卓挾持獻帝西遷長安。洛陽一帶飽受戰爭災難,變為廢墟。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王允、呂布殺死董卓,討伐董卓的關東同盟軍解體,開始了爭奪地盤的長期混戰。經過多年的混戰,全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許多割據勢力,袁紹占據冀州(今河北中部和南部)等地,曹操占據兗、豫二州(今山東西南和河南東部),公孫瓚占據幽州(今河北東部和北部),公孫度占據遼東(今遼寧),劉備、呂布在陶謙之後占據徐州(今江蘇北部),馬騰、韓遂占據涼州(今甘肅),袁術占據揚州的淮南部分(今淮河下游一帶),劉表占據荊州(今湖北、湖南一帶),劉焉占據益州(今四川),孫策占據江東(今長江下游以南)。 

    建安五年(西元二○○元),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北面的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展開大規模的決戰,曹操擊潰袁紹的軍隊,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建安十二年(西元二○七年),曹操率軍北征與袁氏勢力相勾結的烏桓,取得了勝利,消滅了袁氏殘餘勢力,使北方大部分地區歸於統一。建安十三年(西元二○八年),曹操把兵鋒指向南方,企圖統一全國。當年七月進攻荊州,荊州牧劉琮不戰而降,依託於荊州的劉備屢屢退卻。當時,統治東南的孫權極為震驚。劉備、孫權為了自身的存亡,攜手抗曹。在赤壁(今湖北嘉魚東北),孫劉聯軍大敗曹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戰。戰後,曹操北歸,孫權在東南擴張,劉備則向西南發展,基本形成了三國鼎立的格局。延康元年(西元二二○年)十月,曹操之子曹丕即帝位,建都洛陽,國號魏。次年,劉備稱帝,建都成都,國號漢,後人稱作蜀漢。孫權接受了曹丕的封號,稱吳王。魏明帝太和三年(西元二二九年),孫權稱帝,建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國號吳。

    在三國對峙時期,不論是經濟上的實力,還是軍事上的實力,曹魏都強於蜀漢和吳國。但是,這三個國家,不論實力強弱,都想不斷擴充地盤,兼併他國。軍事上的較量,政治上的對抗,經濟上的衝突,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對立,可以說是三國時代的主調。

    三、《三國志》的內容特色與編纂方法歷史學是現實的反映,無法割斷與現實的聯繫。在我們了解了三國時代的社會情況之後,再來討論《三國志》的內容特色和編纂方法,也就容易理解了。

    我們閱讀《三國志》,會發現有關戰爭的內容比比皆是。魏、蜀、吳三國上至皇帝,下至州郡牧守,所考慮的多是軍事力量的積累,戰爭時機的選擇,戰略和戰役的勝負。即使所記載的各國採取的農業生產政策和措施,各國選官用人標準,各國縱橫變化的外交策略,乃至各國上層統治者的婚姻關係,都與戰爭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因此,全書中設立的軍事將領的傳記特別多,在許多地方大吏的傳記中,也特別重視武功的記載。《三國志》內容上的這一特徵,倒不是陳壽心存尚武之意,而是三國時代的實際狀況使然。

    《三國志》是斷代為史的,三國的時間斷限,嚴格的說,應起自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年)曹丕稱帝,建立魏政權,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西元二八○年)吳國滅亡,其間歷時六十年。陳壽如果拘泥於斷代為史的原則,只記載三國六十年的史事,那麼,就會割斷三國的醞釀期,使人們對三國歷史的認識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三國的奠基人曹操父子、劉備和孫權兄弟,都起於東漢末年。奠定曹操發展基礎的曹、袁官渡之戰,導致三國鼎立的關鍵戰役赤壁之戰,都發生在東漢末年。假使固守三國的上下時間斷限,勢必造成曹、劉、孫三氏許多重大史事失載。陳壽撰《三國志》,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把《三國志》的記事上限提前到東漢末年,大體起自東漢靈帝晚季,他不但記述曹、劉、孫三氏在東漢末年的活動,而且一些與三氏史事相關連或言行無涉的重要人物,也網羅到了書中。這樣,從曹丕稱帝算起,《三國志》記事向前追溯了三十多年。

    陳壽不拘泥時代斷限的記事方法,曾遭到非議。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史通‧斷限》就對追述曹操與之有關的東漢末年人物進行批評,認為不該記載與曹操沒有直接關係的人物,如董卓、臧洪、陶謙、劉虞、公孫瓚。筆者認為,這些人都曾風雲一時,東漢末年的社會動盪與他們的所作所為密不可分。為他們立傳,才能展示東漢末年的社會大氣氛。在這一社會大氣氛下活動的曹操,更具有廣泛的社會色彩,讓人們更加容易觸摸到他的社會脈搏,把握他的軍事、政治生涯的起落規律和作為。立足曹操一人的小氛圍,可以說董卓等人與曹操沒有緊要關係;但著眼於社會大氛圍,就不能得出這一結論了。所以,劉知幾對陳壽《三國志》斷限上的批評,並不可取。在陳壽撰寫《三國志》之前,用紀傳體編寫的史書出現了三部代表作,即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和劉珍等人的《東觀漢記》,前者是跨越數千年的通史,後兩部史書是斷代為史,與《三國志》相同。由於西漢、東漢是劉氏的一統天下,所以《漢書》和《東觀漢記》記載的都是一個國家政權的專史。三國時代,魏、蜀、吳鼎立,採用《漢書》和《東觀漢記》那種編纂方法,顯然無法記述三國的歷史,不可能恰當的反映歷史的實際狀況。陳壽在採用前人開創的紀傳體的同時,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史,自成體系,合則為一歷史時期的紀傳體斷代史,分則為紀傳體國別史。這種修史的方法,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尚屬首創。

    在中國封建社會,幾個政權並立時,總是有正閏之爭,也就是哪一個政權是「正統」,哪一個政權是「閏偽」。每個修史者都有自己鮮明的政治態度和思想傾向,在撰寫歷史時,無法超脫正閏的觀念,總是把他所擁護的政權置於「正統」地位。陳壽《三國志》也表現出明顯的「正統」觀念。對魏、蜀、吳三國,他奉魏為「正統」。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曹丕、劉備、孫權均自封為皇帝,獨自立國,本沒有主次之別。巴蜀是陳壽的故鄉,他生於斯,長於斯,仕於斯,對巴蜀的情愫是不言自明的。另外,劉備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裔,蜀漢君臣都把自己的政權與兩漢看作有直接的承襲關係,劉備即帝位前太傅許靖、軍師將軍諸葛亮等人勸進表文即稱劉備「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強調了與漢高祖劉邦的關係。劉備祭告天地踐帝位之文,申明劉氏「祖業不可以久替」。劉備以中興漢室為號召,在輿論上居於有利的地位。但是,陳壽並沒有因為以上各種因素而把〈蜀書〉置於首位。他有意識的把〈魏書〉排列在前,突出曹魏,以示「正統」。

    第二,根據紀傳體史書的常例,魏、蜀、吳三國的君主均應設立帝紀。但是,陳壽僅把魏國幾代君主納入帝紀,而把蜀、吳諸帝編次於傳中。從編纂體例上降低了蜀、吳諸帝的地位,等同於王侯。這是以魏為「正統」的重要標誌。

    。。。。。。

    六、《三國志》的注釋與版本東漢時期,為史書注音釋義的工作已受到重視。及至魏晉南北朝,詮釋前人史著,蔚然成風。據《隋書‧經籍志》著錄,這一時期,訓注《史記》《漢書》二史的多達十多家。《三國志》也成為史學家注釋的對象,南朝宋人裴松之第一個出來為《三國志》作了注釋。

    裴松之注釋《三國志》,概括起來,不外四點,一為補闕,二為備異,三為矯枉,四為論辯。所謂補闕,就是在《三國志》之外,增加新的內容,彌補《三國志》的缺略。所謂備異,就是羅列各國異聞異說,供讀者參酌,判別虛實。所謂矯枉,就是指出陳壽《三國志》的錯誤。所謂論辯,大多是針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的評論。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廣徵博引,搜羅宏富,注文字數超出正文三倍,曾經摘錄過的魏晉人著作有二百餘種。而徵引的文字多數比較完整,敘事細密,為治史者提供了大量史料。所以,我們可以把裴松之注看成是史外之史,不論是閱讀《三國志》,還是研究三國史,都離不開裴松之注。

    歷代《三國志》刻本、抄本頗多,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有清武英殿刻本、百衲本、金陵書局刻本三種。武英殿刻本係據明北監本校刻,百衲本係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補配影印,金陵書局刻本係用毛氏汲古閣本為底本。金陵書局本刊刻時,對毛本多所校正。清人盧弼撰《三國志集解》,集校勘、注釋之大成,是一質量較好的版本。盧氏在《集解》中說:「是書雖依據毛本,然局本(即金陵書局刻本)校改之善者多從之,復以歷朝官私刊本及各家評校本參校,分注如下。」實際上,《集解》本是在毛本、局本的基礎上形成的新本,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排印本。這次譯注《三國志》,便採用盧氏《集解》本作為底本。此本失當之處,均以別本、他書校正,並作簡明的交代。

    本書注譯工作由多人完成,具體分工如下:卷一、二十一二十四,王樹林;卷二八、十四、十五、二十、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四十六、五十,梁滿倉;卷五十一六十,何德章;卷六十一六十五,余鵬飛;卷九十二,魏連科;卷十三、十六、三十,王明信;卷十七、十八、二十九,楊天宇、梁錫鋒;卷十九,孟慶錫;卷二十五二十七,楊寄林;卷三十四、四十九,于濤;卷四十七,張文質;卷四十八,李解民。本人負責最後的審閱和定稿。限於學識,注譯錯誤和失當之處,實所難免,尚祈專家與讀者隨時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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