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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晖
汪晖（1959－），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1988年中科院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现代文学与政治理论，代表著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反抗绝望》《世纪的诞生》《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等，是你前面已关注过的同一位作者。
内容简介与核心论点
本书是汪晖1990年代中期至2007年间重要论文的结集，以"中国"及其"现代"为核心关怀，诊断短二十世纪（辛亥革命—1976）终结之后、199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场域发生的深层变化：
- "去政治化的政治"概念：所谓"去政治化"不是消灭权力斗争，而是把本应围绕价值与利益展开的政治辩论、组织、斗争——即"政治化"本身——转化为纯粹的技术管理、专家治理或消费选择，使政治主体（阶级、社群、公民）丧失能动性。汪晖追溯这一进程在东西方自1960年代末起同步强化，以及它对政党组织性和公共领域的侵蚀。
- 90年代中国诊断：经济全面市场化、消费主义兴起、知识群体分化与新启蒙主义对革命历史的去政治化叙述，共同导致公共政治辩论空间萎缩，"重新政治化"成为核心关切。
• 关键篇目：点题作《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以及论"五四"传统、新自由主义与公共领域、亚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性等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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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晖公共批判的代表作——比《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更易读、比《世纪的诞生》更贴近当下，是直接回应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转型与思想困境的文集，被列为理解当代中国"后革命"语境的必读书。
2. "去政治化"概念的源头文本——读完自然能回答"为什么今天很多事被说成'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对理解消费主义、技术治理、公共领域萎缩等现象极有穿透力。
3. 补全汪晖"短二十世纪"三部配套——与《世纪的诞生》（正面展开短二十世纪叙事）、《短二十世纪》（专题论文集）形成互文，这本书处理的是"短二十世纪终结后发生了什么"，是汪晖思想中面向当代批判的一极。
4. 跨学科启发——对思想史、政治学、社会学、传媒研究均有影响，也是不少高校"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课程指定读物。
内容简介 · · · · · ·
全书以“中国”及其“现代”为核心关怀，讨论的多是90年代以来社会急遽转型中经济全面市场化、消费主义盛行、社会阶层结构性重组和知识群体明显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思想的状况与问题；同时对60年代末期以来，东西方均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所导致的政党政治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作者简介 · · · · · ·
汪晖，1959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等。
目录 · · · · · ·
序言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
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
附记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亚洲想象的政治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新版序言
附录一 现代性问题答问
附录二 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附录三 金沙江之子
——追忆萧亮中
原文摘录 · · · · · ·
然而，为什么不仅在军事斗争的条件下，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阶级斗争”的暴力性也仍然没有终止？为什么也恰恰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革命政党曾经追求的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作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利）反而遭到极大的扼制？……在这里，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所关注的与其说是社会阶层的结构状况，毋宁是不同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态度和立场——态度和立场是一个能够通过理论探索、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而发生转变的领域，即一个能动的政治领域。“GPCR”，就其概念而言，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它诉诸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否则这场“革命”就不会用“文化”来加以界定。
常盤貴子 3 回复 34赞 2025-02-05 10:24:18
—— 引自章节：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
1989年国家的内部分化与国家本身的利益集团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中，今天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萌发，它的核心内容是将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进化，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自发私有化进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这一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 因此，“新自由主义”（亦即“新保守主义”）体现的主要是在国家的利益集团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它的若干原则已经经由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网络内化为国家的改革政策。这一市场激进主义在国家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刻表现为“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即利用国家权威和精英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张），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又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出现。这里的确存在着某种转变或者说权力或权威的转移：在全球化浪潮中，“新自由主义”认为可以利用跨国资本和国内资本的力量重构中国的社会和市场，他们意识到了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和国内市场扩张中扮演的某种保护、遏制和调节的角色，从而不再单纯地将市场扩张的动力寄托在国家身上，这就是“新权威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互纠缠的历史秘密。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与国家的某些矛盾完全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与国家的关系，它是新的利益关系的产物。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中央国家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之间在有关改革道路问题上和利益关系上时有冲突（它也反映在有关改革与调整的从未停止的政策性辩论之中），加之全球化条件下中央国家、地方国家、利益集团与跨国资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新自由主义”得以经常假借“民间”、“社会”和“市场”的名义，一方面能够影响国家的改革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在海外媒体（尤其是港台和美国媒体）中扮演反对“计划经济”、“共产主义”或“专制主义”国家的角色。“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版本与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至多反映了国家实践的内在矛盾，它在各种场合把自己塑...
宫保鸡丁 6赞 2025-06-17 17:13:13
—— 引自章节：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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