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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学术自传 中国历史 金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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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新华书店全新正版书籍

  • 装帧:    精装
  • 开本:    16开
  • 页数:    162页
  • 字数:    110千字
  • 出版时间: 
  • 版次:  1
  • 装帧:  精装
  • 开本:  16开
  • 页数:  162页
  • 字数:  110千字

售价 30.44 4.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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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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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hwx_1201963528
      品相描述:全新
      正版特价新书
      商品描述:
      目录:

      壹我的,我的人生/1

      贰幸运的学术涯,我在社科院工经所/13

      叁国企经历与研究,我的国企改革论/21

      肆化与使命,我的科研主战场/35

      伍竞争力经济学,我带领的学术开拓/43

      陆我的传媒遭遇战,我的另一半职业生涯/49

      柒拓展国际交流空间,我的“走出去”尝试/55

      捌区域经济学,我的科研“新大陆”/59

      玖关切本真价值,我的经济学新思维/63

      拾全球化与新时代,我的新视野/85

      壹拾壹高质量发展研究,我的继往再探索/91

      壹拾贰开拓新学科,我寄予年轻学人的期望/121


      内容简介:

      本书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中的一册。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学家无论是建言还是建功,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做出了很好的贡献。本书是其中一个分册,由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围绕其研究的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等研究领域,阐述研究过程,展现研究成果、影响及其学术贡献。

      作者简介:

      金碚,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享受特殊津贴专家;会科学院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曾任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化与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与实践等。学术贡献及影响力:出版学术著作40多部、学术400余篇。获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著作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会科学院很好成果奖、对策研究特等奖等20多项重量或部级很好成果奖及多项个人荣誉。代表著作:发展中经济发展战略国外经济增长比较研究中国化经济分析中国靠前竞争力——理论、方与实证研究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等。

      精彩内容:

          壹
      我的,我的人生
      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经历、生活境遇和职业生涯,同共和国的诞生和发展休戚相关。可以说,新中国历史映射在这代人的人生履历之中。
      我出生在部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军队医院的医生。20世纪50年代,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初年代,经济条件比较落后,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不错知识分子却可以受到比较特殊的优待和尊重。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我的童年是无忧无虑、快乐的。50年代后期,实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大人们很好兴奋,孩子们在学校里也感受到一种“好好学,天天向上”的氛围,还不时参加由学校组织的体验“”的社会活动,例如为“大炼钢铁”而收集废旧铁器。听学校老师和大人们说,中国获得了解放,但世界上还有2/3的生活在“旧社会”,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要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赶美超英”,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等我们富强了,还要去解救生活在其他的贫苦大众,解放全人类。
      孩子们是天真的,也是真诚的。我在小学和中学期间,酷爱数、理、化,希望成为自然科学家,长大后为建设美好做贡献。我自己选择订的是《天文爱好者》《航空知识》之类的科普杂志,很喜欢《科学家谈21世纪》《十万个为什么》以及19世纪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无论的年轻人如何想象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而在我自己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中小学生时代。物质生活是贫乏的,但想象力却自由飞翔。
      进入60年代,经济形势跌入低谷,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大变故,如同“天塌了”一般: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父亲因手术医疗事故英年逝世,年仅40岁。那正是1960年!这是我人生中很痛苦的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个痛苦之年,据说在农村有不少人饥饿而死。我家虽然还没有饥饿之忧,但经受着比饥饿更大的痛苦。
      父亲去世,母亲向组织提出的专享请求是:希望去上大学,读医学院,继承丈夫遗志,也是实现自己自幼的求学愿望(当时母亲是与父亲同一医院的科护士长)。部队同意了,于是,母亲作为“调干生”入学医学院医学本科专业。这样,我们一家三,当年都成了学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生之家”。母亲很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学的力量,她和年轻的同学们一样上课“背书”(学医学特别要“背书本”的功夫),成为班级中的“段大姐”。这也是我和妹妹童年时的榜样,相信知识是力量,从读书中摆脱所有忧烦。努力学,认真读书,热爱科学,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这一信念伴随我一生。
      1963年,我入市第九中学,这是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校风良好,学氛围浓厚,学生们除努力完成学校课程,还自发组织了各类“学兴趣小组”。那时学校提倡进行“教改”,减轻学生负担,课程压力并不大,学生们课余时间比较充裕,但学兴趣很高,主动很强。遗憾的是,这样的子并不长,1966年,到了初中三年级,在我们完成了初中学业,准备报高中的时候,“”开始了。不久,学校“停课闹”了。那段时间,感觉很值得记忆的是,从1966—1968年的“大串联”。学生们可以票乘坐火车汽车,走遍。那时的大人们对孩子也真是放心得下,任由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处去,学生们说是要到北京见,家中的大人还挺为此而满足。许多工作单位的职工也开始加入“大串联”,停工“闹”。
      1968年,提出中小学要“复课闹”,但学生们实际上已无心上课了。作为当时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市的几所重点中学被要求下放到农去办。九中迁到了长江中间的一个岛上叫八卦洲公社的地方,校名也改为“八卦洲中学”。我的初中同学大多数都和高中生们被分配到农村插队了,而我和少数同学被学校确定为升学”,暂未去农村插队,算是直接升入高中,等待高中(应为1969年)再决定分配去向。这样可以使得中学还可以保留有高中学生和班级,也可以成为城市工厂招工的来源。在八卦洲我们实际上没有正常上过什么课,而将许多精力和时间用在给当地农村孩子的初中班当“辅导员”。这是我先发售接触农村孩子,倒是和他们相处很好。期中,甚至在我离开八卦洲中学后,他们还成群结队地进城到我的家中来玩,还记得我这个辅导员大朋友。实际上,自从“”爆发,我们这代人失去了学校学的机会,集体失学。但我的读书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仍然渴望学知识。心理学家认为,好奇心是人类本能,对此我是很好认同的。其他书不让看,我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试图搞明白搞“”究竟是个什么道理,希望做个“明白人”,也是一种好奇心。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文科类书籍有了些兴趣,但没有人指导,接近是自由阅读,大多似懂非懂,囫囵吞枣。不过,读得多了,那扇门还是打开了,至少对“物质,精神第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这些基本是有所知晓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也了解了个大概。至今印象较深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经典著作外还有列宁的《与》以及关于批判“左派”幼稚病之类的著作。读书增长知识,其实更产生疑问。越是想弄明白的政治形势,越感觉“”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大搞政治运动,而不好好发展生产力呢?没有发达的生产力,怎么会有优选的生产关系呢?当年,尽管许多同学热情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政治斗争,我对“”却一直是个“逍遥派”,没有什么兴趣,既不参加“”,也没有动机“保皇”。当时报纸上常常有批评“逍遥派”的文章,但我并不以为然。不过却也培养了我观察社会的兴趣和议论时政的“狂妄”,这倒是与政治气氛相符合——当时提倡和鼓励年轻人“要关心大事”。由于“”而失学,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剧。未曾想近10年后才有机会入学圆梦。仅此一点,对于1977年毅然决定恢复高,我们这代人不能不深怀感恩之心。
      1969年,我高中,被分配到郊区的一个国有煤矿当工人。这个煤矿叫官塘煤矿,主要由铁道兵、工程兵复员退伍军人和中学生组成。按军队建制组建,营、团级以上干部为现役军人,连排干部为部队转业干部。那是当年为了落实提出的为改变“北煤南运”状况而开发“苏南煤田”的一个战略举措,接近是一个政治工程。尽管报纸上宣传周边发现了“大煤矿”,其实,那里的“煤田”中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煤矿可开采。为修巷道而填下去的木头,可能比挖出来的煤(其实许多是煤矸石)还要多。煤矿自己用的煤还得掺上从别处买来的煤才能燃烧(我们自己挖出来的“煤”大多只能算作燃值很低的煤矸石)。只因为那是一个重大政治任务,可以不惜代价。现在,当年的那些“苏南煤矿”都不复存在了。
      1970年底,我离开煤矿去参军,到北京军区空军航空兵部队位于山西大同地区(灵丘县)的一个机场当兵,几年时间中主要是在机关,也有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在连队锻炼。很好幸运,我所在部队的首长们都特别关爱我,知道我有读书的爱好,特别允许我可以阅读各种书籍,只是不要外带(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外出)。由于我是在部队机关工作,有一个很特殊的条件使我可以看到各类书籍(实际上是要我保管这些书籍)。作战部队中对地方上进行的“”实际上有抵触情绪,并不那么在意哪些是属于“四旧”之列的书。而且,那些书本身是由组织决定让我“保管”起来不外传的,我实际上是“监守自享”。在我保管的书籍中,有不少经典著作、古典小说、古文图书、国外译著等。在那期间,我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资本论》等。当然,对其理解是很粗浅的,除了那些特别感兴趣的内容,大部分是浏览而已。当时,有句号叫“部队是个大学校”,对我来说,这句话具有很好独特的含义,部队经历使我受益终身,不少经典著作都是在那里读到的。对于这段经历,我由衷地感恩部队里的那些首长和机关的参谋、干事们。当时,他们的身份都是干部,而我只是个小战士,却受到他们如长兄般的温暖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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